以十九大的召開為標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十九大報告說“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中國“日益走進世界舞臺中央”，中國外交也迎來了“強國外交”的時代。

在這一新的歷史定位之下，中國復興面臨著什么樣的國際環(huán)境？中國外交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zhàn)？在本專欄接下來的系列文章中，我簡要分析十九大后中國復興的國際風險。本篇的主題是國際經濟風險，特別是美國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給中國經濟外交和國際貿易體系帶來的風險。

經濟爭端成中美關系最大風險

對華強硬是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總體對華政策方向，也是當前美國外交精英的主流意見。不管這些精英的政治立場是左是右，是屬于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對華強硬、與華競爭是他們新的共識。美國官方和戰(zhàn)略界的對華認知何以出現如此重大的轉變，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問題。

就特朗普政府而言，它當前的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不平衡性。去年12月出臺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將中國界定為“競爭者”，但其關注點是經貿和科技領域的競爭。在安全上，其國防部于今年年初發(fā)布的《國防戰(zhàn)略》摘要也將中國定位為“戰(zhàn)略競爭者”。但特朗普本人對安全領域的競爭關注不多。中美關系當前的主要問題和風險在經貿領域，而且這一風險具有全球蔓延性。在安全領域，兩國的爭端是可控的，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本月初，特朗普宣布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征收25%和10%的關稅，本周五這一政策將正式實施。與此同時，本周四，特朗普宣布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價值大約600億美元的懲罰性關稅。此前，有消息說，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國采取措施將對美貿易順差減少1000億美元。

在中美雙邊貿易平衡的問題上，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是清楚的。特朗普是個典型的經濟民族主義者，所持的理念是早已過時的以鄰為壑的經濟保護主義。他抱怨美國在經貿上被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占了便宜。他認為對于美國這樣一個具有龐大貿易赤字的世界第一經濟體來說，貿易戰(zhàn)容易“贏”。他把貿易順差等同于企業(yè)的利潤，美國的赤字就意味著美國在與其他國家的經貿往來中“虧了本”。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觀點都甚為可笑，說其荒謬也不為過。貿易戰(zhàn)并沒有真正的贏家，只不過出口大國受到的影響大一點，出口小國受到的影響小一點。這是程度之別，而非性質之別。美國受到的傷害也許要比其他國家小一點，但還是會無疑受到傷害，也許甚至要付出終結自二戰(zhàn)結束以來的國際經濟領導權的重要代價。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雙邊貿易不平衡并不能說明其中某個國家就采取了不公平的貿易行為。雙邊貿易不平衡——如美國在對華貿易中的逆差——本身并不是問題。貿易不平衡也不是簡單由保護主義導致的，而是和宏觀經濟甚至地緣政治因素相關。從全球經濟的角度來看，雖然美國對華貿易是逆差，但它和全世界所有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貿易關系必然是平衡的。同理，雖然中國對美貿易有順差，但它和全世界所有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貿易關系也必然是平衡的。

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國內投資和儲蓄的不平衡。特朗普政府去年底通過的減稅法案將進一步加大美國財政赤字，從而惡化其貿易赤字。將赤字怪罪于包括中國在內的雙邊貿易逆差是很可笑的。

真正危害在于全球貿易秩序

問題是，雖然特朗普的經濟教條很荒謬，但由此導致的政策將不僅會惡化中美關系，甚至能沖擊到全球貿易體系。美國仍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經濟打個“噴嚏”，雖然不至于像以前一樣讓全球經濟為之打顫，但波動還是難免的。

以此次的鋼鐵和鋁關稅為例。這些關稅本身只涉及大約2%的美國進口額，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只有0.2%；而美國的基本鋼鐵產業(yè)規(guī)模也很小，只雇傭大約八萬人的勞動力。中國鋼鐵在美國所有鋼鐵進口中的占比不到1%，因此這些關稅對中國鋼鐵產業(yè)的直接影響也不大。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稅是赤裸裸的保護主義，任何國家都有理由進行反制和報復。歐盟就明確表示，如果美歐之間無法就此達成一致，它將對美國產品征收報復性關稅。如此，結果就可能導致貿易戰(zhàn)。

此外，很多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盟友——都不想成為特朗普敵視的對象，都不想成為來自第三方的鋼鐵和鋁的中轉國。因此，它們會通過保護措施，嚴格控制自己的鋼鐵和鋁的進口量。這將通過另一渠道加劇保護主義。

特朗普政府的借口是外來鋼鐵和鋁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危險。但這一借口的可笑之處在于，美國征收關稅的起始對象是世界所有國家。不管這些國家是美國的盟友、競爭對手還是敵人，關稅照收不誤。這令美國的盟友——特別是加拿大、西歐國家、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極為不滿。加拿大是美國頭號鋼鐵進口國。在加拿大人看來，與加拿大貿易怎么也不會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歷來只有美國威脅加拿大，沒有加拿大威脅美國。問題是，美國破壞全球貿易規(guī)則，濫用說不通的國內法律為保護主義正名，其他國家看在眼里，不免會得出一個破壞性更大的結論：我們也可以找借口搞貿易保護主義。

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之前，不少國家會把美國告到世界貿易組織（WTO）。WTO確實有條款說，在戰(zhàn)爭時期或者其他危急時刻，成員國有采取任何保護安全利益的必要措施。但在特朗普之前，沒有一個國家動用過這一款，因為它們知道，一旦動用，成為先例，任何國家都可借此搞保護主義，由此而來的連鎖反應將致WTO于死地。

如果相關國家把美國告到WTO，而WTO裁定美國關稅不滿足這一關于國家安全的條款的要求，本已對WTO不滿的特朗普很可能在一怒之下讓美國退出WTO。美國退出，WTO將名存實亡，現有國際貿易秩序將不復存在。即便WTO不以這種方式消亡，多國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也將極大削弱它的權威和作用，更何況2015年“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的無果而終，已經導致了WTO改革的停滯不前。

在動用WTO爭端解決機制之前，美國的盟友會要求美國“網開一面”，從盟友的政治和安全關系的角度，說服美國豁免關稅。但聯盟的利害關系并不能打動本已對美國的聯盟體系有所不滿的特朗普。所以，歐盟等美國盟友的談判策略，轉到了支持美國共同反對中國產能過剩，以此推卸自己的責任。這無異于“出賣”中國討好美國，是赤裸裸的自私之舉。這一策略已經成功，特朗普政府決定暫時免除歐盟、韓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關稅。其實，不管成功與否，這種策略都將加深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猜疑。在全球貿易體系需要各大經濟體維護的時候，這種互疑只會加劇其脆弱性。

由此可見，特朗普關稅的真正危害在于破壞基于規(guī)則的全球貿易秩序，引發(fā)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導致多國之間的貿易戰(zhàn)，阻礙全球經濟的發(fā)展。最壞的情況將是二戰(zhàn)結束以來，以WTO（1994年前為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為核心的全球貿易秩序的崩塌；各國各自為營，以鄰為壑，經濟保護主義蔓延到地緣政治競爭，國際經濟復雜性與危險性兼具，經濟爭端甚至軍事沖突的可能性上升。從這個意義上講，特朗普是過去70多年來對國際貿易秩序的最大威脅。

這并非聳人聽聞。美國歷史已有血的教訓。1930年，美國參議院通過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引發(fā)多國貿易戰(zhàn)，加劇經濟大蕭條，持續(xù)的全球經濟衰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一個重要根源。而這一關稅法的源頭和當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極為相似——都是為了保護美國國內產業(yè)和就業(yè)，只不過當時保護的是農業(yè)，現在保護的是工業(yè)和制造業(yè)。美國經濟政策的歷史是一個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循環(huán)史，特朗普并不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經濟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者。

中國應聯合多國反制

十九大后中國外交的總體使命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服務。這需要一個相對和平與穩(wěn)定的國際環(huán)境，包括一個總體平穩(wěn)、穩(wěn)健增長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國雖然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國內經濟結構改革還面臨諸多挑戰(zhàn)，攻堅性的難題并未減少。出口占中國經濟的比重已經下降到15%左右，但如果對歐美等大市場的出口嚴重下滑，仍將給中國經濟發(fā)展帶來重大影響。同樣不可忽視的，是貿易戰(zhàn)在內的經濟爭端引發(fā)的地緣政治沖突風險，這可能給中國帶來更大的挑戰(zhàn)。

應對特朗普政府的惡性經濟政策，包括對懲罰性關稅的一定程度上的反擊，無疑是必要的。就在今天（3月23日），商務部宣布擬對自美進口部分產品加征關稅，以平衡因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關稅給中方利益造成的損失。這種反擊需要把握節(jié)奏和平衡。對于特朗普政府一些相對合理的需求和期望，可以認真研究并適當調整政策。

更重要的是主動作為。大目標應是維護基于規(guī)則的國際貿易秩序的穩(wěn)定。特朗普要破壞這一秩序；中國應維護之，因其穩(wěn)定性對現階段中國的發(fā)展是有利的?！熬S護”可以從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聯合世界上所有支持開放貿易、反對保護主義的國家，共同應對美國強制性關稅和其他保護主義政策。這里一個重要的對象，是反對特朗普經貿政策的傳統(tǒng)美國盟友，特別是加拿大和歐盟國家。這些國家的本能反應是以牙還牙，報復美國關稅，但同時又希望作為盟友的交情能說服美國“網開一面”。這時候，中國既要論以是非，也要曉以利害，更要作出維護開放貿易體系的可信的承諾。

作出這種承諾的最好方式是引領WTO改革。中國要維護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不能墨守成規(guī)，而是要推動WTO改革，更新世界貿易規(guī)則，使之更適應當前的經濟形勢?！岸喙睾稀闭勁械耐磺?，是WTO變革無力、權威下降的重要原因。西方有經濟學家建議，中國應引領新一輪的WTO多邊貿易談判，不妨將之命名為“北京回合”。美國已經從WTO談判引領者的角色轉變到了挑戰(zhàn)者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背景下，中國的角色應從WTO的參與者轉變到維護者、建設者與引領者。新的談判應聚焦于和當前各大國間經濟爭端密切相關的問題。新一輪的WTO談判，如果成功，不僅能穩(wěn)定全球貿易體系，也能助推中國國內經濟改革。

也可以在“一帶一路”上主動作為。如果貿易戰(zhàn)蔓延，國際經濟體系動蕩，各大貿易體各自為營，那么中國構建的“一帶一路”貿易網絡將是中國經濟平穩(wěn)發(fā)展的重要緩沖。不過，“一帶一路”項目的設計和實施也需有新的思維和策略。

目前東亞十六國（東盟十國、中日韓三國以及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正在談判的“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是另一需要主動作為的領域。美國不在其中，因此不是障礙。推動RCEP最棘手的障礙是印度。印度的莫迪政府，以及其所在的印度人民黨（BJP），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在某些問題上甚至視中國為敵人。這是不可不察的。推動RCEP，中印關系是關鍵。這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和地緣政治相關。如何把RCEP和中印戰(zhàn)略關系結合起來考慮，是中國外交的一個課題。

（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