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阿扎爾?納菲西 三輝圖書

2011年8月28日，伊朗德黑蘭 ??MORTEZA NIKOUBAZL/REUTERS

據多家媒體報道，8月12日，小說家薩曼·魯西迪在紐約演講時遇襲，傷勢嚴重。

1989年，魯西迪出版小說《撒旦詩篇》之后，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認為小說內容有辱伊斯蘭教，對其下達了追殺令。

薩曼·魯西迪

《在德黑蘭讀〈洛麗塔〉》當中，作者阿扎爾·納菲西與她的學生談到了文學的冒犯性、解讀空間與審查者的眼光等話題，她們談論的除了納博科夫和福樓拜，也包括魯西迪。她的學生說：“宗教領袖企圖掌控我們的人生，就像你說的，把我們變成他自己想象中的虛構人物，而他也用同樣的手段對待我們小說。魯西迪就是最好的例子?！薄坝泻芏嗳擞X得魯西迪以扭曲和離題的方式描述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所反對的不是他寫小說的行為，而是他在小說中對他們的冒犯?！薄耙獙懗鲆槐炯犬吂М吘从址峭岔懙男≌f，可能嗎？”

我們應當如何對待小說的冒犯和政治不正確？我們又如何解釋自己從“不正確”的內容當中感受到的共鳴與力量？在閱讀納菲西與學生們關于洛麗塔的討論后，我們或許可以得到答案。

不知讀者能否想象我們。在11月的某個陰天，我們圍玻璃鐵桌而坐，餐廳鏡中反照出紅黃樹葉潮濕模糊的影像。我和兩個學生腿上攤著《洛麗塔》，其他人都是厚重的影印本。這些書得來不易，書店里再也買不到。審查機關先查禁了大部分，接著政府又不準書店銷售：多數外語書店若不是關門大吉，就得仰賴革命前的庫存維生。這些書有的可在二手書店找到，極少數可在德黑蘭每年的國際書展買到。像《洛麗塔》這樣的書可就得之不易了，尤其是丫頭們想要的注釋版。我們幫沒書的人影印了整整三百頁。在休息的一小時里，我們會喝茶或咖啡配糕點。我不記得那天輪到誰準備糕點；我們輪流準備，每星期有個人負責提供糕點。

“小妞”“小妖”“墮落”“膚淺”“頑劣”——這些是批評者給洛麗塔貼的一些標簽。相較于這些攻訐，亨伯特對洛麗塔與其母親的抨擊似乎幾近溫和。另有些人——尤其是著名文學評論家特里林——則認為這是個偉大的愛情故事，還有些人譴責《洛麗塔》作品本身，因為他們覺得納博科夫將一個十二歲少女被強暴的故事寫成審美的經驗。

我們課堂上不認同以上的所有詮釋，而一致贊同（我很驕傲地說）納博科夫妻子薇拉·納博科夫的觀點，并支持洛麗塔?！霸u論文章從各種可能的角度探討洛麗塔，唯獨漏掉一個：它的美麗與哀愁?！鞭崩谌沼浿袑懙溃骸霸u論家偏好搜尋亨伯特現象的道德寓意、合理性、譴責或解釋……不過我卻希望有人能注意到書中對洛麗塔這孩子無助窘境的溫柔描述、她不得不仰賴變態(tài)亨伯特的可憐之處，以及她自始至終令人心疼的勇敢，尤其在她悲慘但基本上仍屬純潔與健康的婚姻中，表現得最為堅強。還有她的信和小狗，以及當亨伯特食言、未實現要給她小小樂趣的諾言時，她臉上的可怕表情。他們全都忽略了其實這個‘討厭頑劣’的洛麗塔是非常善良的，否則歷經如此嚴重的摧殘，她無法重新做人，也無法跟比較討她喜歡的可憐狄克過起有尊嚴的生活?！?/p>

《洛麗塔》（1997）劇照

亨伯特的敘述是自白性質的，不但是一般的自白，也是等待劇作家奎爾蒂謀殺案開庭前的獄中認罪書。洛麗塔為了脫離亨伯特的魔掌，和奎爾蒂逃跑了，但由于不肯加入奎爾蒂殘酷的性游戲，又被他趕走。亨伯特呈現給我們的形象，既是敘事者也是誘惑者——不但誘惑洛麗塔，也誘惑我們這些讀者，貫穿全書，他都稱呼我們“陪審團的各位女士先生”（有時稱“陪審團睿智的男士們”）。隨著故事鋪陳，揭發(fā)一樁比奎爾蒂謀殺案更深層、更嚴重的罪行：誘奸強暴洛麗塔（大家會注意到作者雖以熱情溫柔的筆觸描寫洛麗塔出現的場景，奎爾蒂被殺卻是以鬧劇呈現在我們眼前）。亨伯特的文字有時過于精雕細琢，目的在引誘讀者，尤其心高氣傲的讀者，他們正是會加入此種咬文嚼字游戲的人。洛麗塔這類受害者未曾替自己辯駁，也沒機會道出自己的故事?；诖?，她成為雙重受害者：她被剝奪的不僅是她的生命，還有她的故事。我們告訴自己，我們上那堂課就是為了避免自己受這第二種罪行的危害。

我們還沒見到洛麗塔與她母親，她們的命運便已注定：亨伯特口中的海茲宅灰多于白，“那種地方一看就知道浴室里會有一根橡皮管連接到浴缸水龍頭，以代替蓮蓬頭”。等我們站在門廳時（裝點著門鐘和“附庸風雅的中產階級千篇一律的寵兒，凡·高作品《阿爾的女人》［L’Arlesienne］”），我們的微笑已變成自負的嘲笑。我們望著樓梯，先聽聞海茲太太的“女低音”，才見到夏洛蒂（“稀釋過的瑪琳·黛德麗” [1]）拾級而下的身影。亨伯特甚至還在形容她時，便逐字逐句詆毀她：“她這種女人顯然會用洗練的言詞反映出某讀書會或橋牌社的文化，但絕不會反映出她的靈魂?！?/p>

[1]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活躍于20世紀30到50年代的德國女星，以飽經世故、成熟嬌媚的形象聞名于世。

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Photo: GAB Archive/Redferns

可憐的女人，一點機會都沒有；即使讀者在進一步認識她，笑看她的膚淺、對亨伯特愛妒交織的激情，以及對女兒的惡劣之后，她也沒有改善。亨伯特通過優(yōu)美的辭藻（“殺人犯總會使用華麗的文字風格”），將讀者的注意力導入美國消費主義的陳詞濫調與細微殘酷，博取讀者的同情心，慫恿讀者相信他勾引一個寂寞寡婦、因垂涎其女而與寡婦結婚的無恥行徑，是可以理解的。

納博科夫的技法，表現在他有辦法讓我們同情亨伯特的受害者——至少他的兩任妻子瓦勒莉亞和夏洛蒂——卻不需欣賞她們。即使我們贊同亨伯特批評她們俗不可耐，也會譴責他對她們的殘酷不仁。在這兒我們上了民主的第一課：所有個體，不論多令人輕藐鄙視，都有生存、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在《斬首之邀》與《斜紋章》中，納博科夫的反派人物是粗魯殘暴的極權統(tǒng)治者，企圖霸占掌控富于想象力的心靈；在《洛麗塔》，壞蛋卻是想象力豐富的人。讀者對皮耶先生的印象清晰明了，但亨伯特先生可就不好評斷了。

亨伯特充分利用陰謀，設計讀者接受他最可惡的罪行：初次嘗試占有洛麗塔。他以同樣零缺點的準確度，一方面準備讓我們接受最終一幕的勾引，另一方面準備迷奸洛麗塔，占據她軟弱無力的身軀。他把我們歸納為他的同類——消費文化的積極批評者——企圖籠絡人心。他稱洛麗塔為庸俗的狐貍精——“令人反感的傳統(tǒng)小女孩，絕非女性小說里嬌弱的孩童”。

亨伯特如同一流的辯護律師，巧舌如簧地訴諸我們更高的道德標準，借由牽連受害者，來推卸自己的責任，我們身在伊朗的人，對此種手法已相當熟悉。（當權派嘍啰放火燒戲院時，宣稱：“我們不是反對電影，而是反對奸淫！”）亨伯特稱讀者為“陪審團各位冷淡的女士”，告訴我們：“我要告訴你們一件奇怪的事，是她勾引我的……”他自白道：“這個尚未成熟的美麗少女，已遭現代男女合校、青少年道德觀、營火晚會等事徹底污染，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絲靦腆羞赧。她把真槍實彈的行為僅僅當作是年輕人偷偷摸摸、不為人知的世界。”

到目前為止，“罪犯亨伯特”在“詩人亨伯特”的協(xié)助下，似乎順利勾引了洛麗塔和讀者，但其實他兩方面都失敗了。在洛麗塔方面，他不曾在她自愿的情況下占有她，因此從那時起，每做一次愛都成為更殘酷、更屈辱的強暴，只要一有機會，她就避開他。他也未能完全引誘讀者，或至少某些讀者。他在詩人方面的才能、華麗的文字風格，再度諷刺地暴露出他的真面目。

現在大家該看出納博科夫的文字鋪陳，是如何給毫無戒心的讀者設下陷阱了吧：亨伯特的敘述所隱藏的真相，同時也質疑并揭發(fā)了他每項聲明的可信度。另一個洛麗塔因而從庸俗狐貍精的拙劣描繪底下浮現，盡管這也是她的一面。一個受傷、寂寞的女孩，喪失了童年，孤苦失怙，無處投奔。亨伯特罕見的內省讓我們得以一窺洛麗塔的性格、脆弱與孤單。他告訴我們倘若要在初次強暴她所住的汽車旅館“癡迷獵人”的墻上作畫，他會畫一座湖、燃燒的涼亭，以及“在泛著漣漪的池子里溶化的火蛋白石，最后一陣悸動，最后一抹色彩，刺眼的鮮紅，傷人的粉紅，一聲嘆息，一個畏怯的小孩”。（小孩，陪審團的諸位女士先生，請別忘了這小孩若生在伊朗，可能早該嫁給了比亨伯特還老的糟老頭。）

隨著故事發(fā)展，亨伯特的不滿日增。他稱呼她“可惡又可愛的賤貨”，還說到她“青春淫蕩的玉腿”，然而我們很快就明白亨伯特在埋怨什么了：她坐在他大腿上挖鼻孔，全神貫注于“報上的娛樂版，對我的狂喜狀態(tài)無動于衷，仿佛被她坐在底下的，只是鞋子、玩偶，或網球拍的握柄”。當然，所有的兇手和惡人都有說不完的理由去怪罪被害者，只不過沒人像亨伯特這么能言善道。

他也不見得一直都是溫柔的情人：只要她稍有獨立的意圖，就會引起他勃然大怒：“我使勁反手一摑，狠狠擊中她炙熱的小臉。然后是深深的懊悔，啜泣彌補的錐心甜蜜，卑躬屈膝的愛，絕望的肉欲和解。在柔美的夜晚，在米拉那旅館（米拉那?。矣H吻她長趾雙足的略黃腳底，獻祭自己……但一切只是徒然，我倆的命運已注定，不久我又會陷入另一輪迫害她的循環(huán)?！?/p>

再沒有比洛麗塔徹底的無助這一點更觸動人心。在他們痛苦的（對洛麗塔而言，因為她做了一場勇敢的戲）與狂喜的（對亨伯特而言）初次性行為隔天早晨，她向他要錢打電話給母親：“我想打就打，為什么不行？”亨伯特回答：“因為，你媽已經死了?！碑斖碓诼灭^，洛麗塔與亨伯特各住一房，可是“半夜她哭著到我房間，我們極其溫柔地和解。你也知道，她已經走投無路了”。

這當然就是一切的關鍵：她無處可去，他逼她任其逞獸欲長達兩年，不論是在骯臟的汽車旅館、偏僻小路、他家，甚至學校。他不讓她和同齡的孩子往來，監(jiān)視她避免她交男友，嚇唬她要她守口如瓶，以金錢賄賂她換取性行為，這是他良心發(fā)現時的平心之論。

讀者在論斷亨伯特或我們的盲眼審查官之前，我得先提醒讀者，亨伯特有時稱他的觀眾為“讀者！兄弟！”[2]，令人不由想起波德萊爾的詩集《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著名的引言：“虛偽的讀者——我的同類——我的兄弟！”

[2]原文分別為英語中的Reader（讀者）和德語中的Bruder（兄弟），兩者字形相近?！幷咦?/p>

蜜德拉邊伸手拿糕餅邊說有件事她想了好一陣子想不通。為什么像《洛麗塔》和《包法利夫人》這么哀傷悲慘的故事，使我們感到快樂？閱讀如此的不幸卻覺得快樂，是否罪過？倘若在報上看到這樣的新聞，或自己親身經歷，我們還會有相同的感受嗎？假如我們在伊朗寫出自己的故事，會讓讀者覺得快樂嗎？

包法利夫人（2014）劇照

當晚和許多夜晚一樣，上床時我仍滿腦子課堂上的事。我覺得我給蜜德拉的回答并不完整，很想打電話給我的魔術師，跟他談談我們討論的內容。平常我失眠多半是因為做噩夢或憂慮，那一夜卻是興奮得睡不著。大多數夜里，我總醒著躺在那兒等待大禍臨頭，或電話鈴響，傳來朋友親戚的噩耗。大概我以為只要意識清醒，壞事就不會發(fā)生，因為壞事只會從夢里入侵。

我夜驚的緣起，可溯及大二那年，當時我在瑞士一所討厭的學校就讀，有天正在上一位嚴峻的美國老師開的歷史課，突然被叫到校長室。他們告訴我收音機發(fā)布了我父親入獄的消息，我父親是德黑蘭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市長。不過三周前，我才在《巴黎競賽》（Paris Match）雜志上看到他與戴高樂將軍合影的大彩色相片。他沒和伊朗國王或其他權貴在一起——就只有父親和將軍。父親和家族里其他人一樣，是自命清高的文化之士，從政卻瞧不起政客，只要一有機會就和他們唱反調。他的個性耿直不阿，對上司桀驁不馴，但極受歡迎，而且與媒體記者關系良好。他寫詩，覺得自己從事的職業(yè)應該是寫作。后來我得知父親的歡迎詞是用法文寫的，文中還有多處提及夏多布里昂和雨果等法國大作家，從此以后，戴高樂將軍便特別喜歡他。戴高樂決定頒贈他榮譽勛位，但伊朗的名流精英看在眼里可不是滋味，他們原本對父親的不聽話便懷恨在心，如今又嫉妒他的風光。

這壞消息帶來的唯一小小補償是，我不必繼續(xù)留在瑞士念書。那年圣誕節(jié)我回家了，去機場的路上還有隨扈護送。當我抵達德黑蘭機場，不見父親來接機，才切身感受到他入獄的事實。他被囚禁在“臨時”牢房（即監(jiān)獄中的圖書室，緊鄰太平間）的四年間，一會兒有人告訴我們他就要被處決，一會兒又有人說他即將獲釋。最后他被撤消所有訴告，只留了一項，違抗命令。這罪名我永遠記得——違抗命令：此后這成為我面對人生的一種態(tài)度。許久之后，當我讀到納博科夫的句子——“好奇是不服從最純粹的形式”——心里便想起對父親的判決。

自從被叫離霍姆斯先生（他應該是這名字）安全的課堂，得知我的市長父親身陷囹圄那一刻起，我就未曾復原。后來，伊斯蘭革命又奪走了父親出獄后、我好不容易重拾的薄弱安全感。

上了幾個月的課，丫頭們和我發(fā)現，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噩夢，在夢中我們不是忘了戴就是沒戴面紗，而做夢的人老是在逃跑。有個夢（可能是我自己的），夢中人想跑卻跑不了：就在前門外，她的腳卻生了根，動彈不得，無法轉身開門躲進去。娜絲琳是我們之中唯一聲稱從未經歷過此種恐懼的人?！耙郧拔依鲜桥卤仨氄f謊，你也知道俗話說要誠實面對自我，諸如此類。我曾經相信這種事，”她聳聳肩，想了一下又補充道，“不過現在我已經進步了?！?/p>

The Blue Landscape (Le Paysage Bleu) , Marc Chagall

后來尼瑪告訴我們，他朋友十歲大的兒子有一天驚恐地叫醒父母，說他剛做了個“違法的夢”。他說夢到自己和一些接吻的男女在海邊，令他不知所措。他一直跟爸媽說他做了違法的夢。

在《斬首之邀》中，辛辛那圖三流旅社般的牢房墻上，寫有受刑人守則，如“謙和的受刑人是看守所的光榮”。第六條守則即整部小說的核心所在，“受刑人不應有夢，即便有，應立刻抑制與受刑人現況不符的夜夢，例如：明媚的風光，與朋友出游，家庭聚餐，以及和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與之親近者發(fā)生性行為（因此法律將認定其犯下強暴罪）”。

白天情況較好，白天我是勇敢的。我回革命衛(wèi)兵的嘴，與他們爭辯，不怕隨他們前往革命委員會。我沒時間去想死去的親友和自己千鈞一發(fā)的幸存。到了夜晚，總是在夜晚，回到家里時便嘗到苦果。接下來會怎樣？誰會送命？他們何時會來？這恐懼已成為我的一部分，因此盡管我并非總是意識到自己的恐懼，但我卻患了失眠癥；我在屋里走來走去，看書，戴著眼鏡睡著時還抓著書不放。謊言與自圓其說隨恐懼而來，正如娜絲琳沉痛的提醒，不論謊言與自圓其說多具說服力，都降低了我們的自尊。

有些事救了我：家人和一小幫朋友，意念，思想，午后散步時與我的“地下男人”討論的書。他時時擔心萬一我們被攔下來，能編造什么借口？我們既非夫妻，也不是兄妹……他擔心我，擔心我家人，而每當他擔心時，我就變得更大膽，任由頭巾滑落，縱聲大笑。我拿“他們”無可奈何，但我可以對他或我丈夫生氣，對所有“為了我的安危”而如此謹慎、擔憂的男人發(fā)威。

初次討論過《洛麗塔》后，我懷著興奮的心情上床，腦海里反復思索蜜德拉的問題。為何《洛麗塔》或《包法利夫人》帶給我們無窮喜悅？是這些小說有問題？還是我們有毛??？抑或福樓拜和納博科夫是冷血動物？下個周四到來前，我已想好答案，迫不及待與全班分享。

我說：“納博科夫將每本出色的小說稱為一則童話故事，嗯，這我同意。首先我得提醒各位，童話故事充斥著吃小孩的可怕巫婆，毒害美麗繼女的邪惡后母，以及把孩子遺棄在森林的懦弱父親。但神奇的魔力來自良善的力量，這力量顯示我們無須在納博科夫所謂的“命運之子”[3]加諸的限制與框框下束手就縛?！?/p>

[3]原文為McFate。

每個童話故事皆提供了超越限制的潛能，因此童話故事在某方面給予了現實所不允許的自由。所有傳世的小說作品，不論其呈現的現實多嚴酷，皆有一股借著肯定生命來對抗生命無常的基本反抗精神。這份肯定來自作者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故事，掌控小說中的現實，進而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世界。我敢大言不慚地說，每件偉大的藝術品都是項贊頌，都是對人生中背叛、恐懼與不義的反抗。形式的超卓與優(yōu)美起而反抗主題的丑陋與猥瑣。因此我們才深愛《包法利夫人》，為愛瑪落淚，貪婪地閱讀《洛麗塔》，為粗俗又充滿詩情、孤苦無依卻堅毅不馴的小女主角心碎。

本文作者 阿扎爾?納菲西（Azar Nafisi），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客座教授、對外政策研究院的對話研究項目負責人。曾在伊朗的德黑蘭大學、自由伊斯蘭大學以及阿拉美塔巴塔拜大學教授西方文學。1981年因拒戴頭巾，被逐出德黑蘭大學。1997年，從伊朗到美國。

納菲西因《在德黑蘭讀<洛麗塔>》引發(fā)全世界的關注，她獲得的獎項包括克里斯托弗?戈勃朗基金會國際思想與人文獎、伊麗莎白?安?斯通勇敢女性獎、美國移民法律基金會移民杰出成就獎、俄克拉荷馬大學杰出校友獎等。蒙特霍里約克學院、斯騰山大學、戈切爾學院、巴德學院以及拿撒勒學院等多個高校均向她授予了榮譽博士學位。納菲西的文章廣受歡迎，多見于《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以及《新共和》等著名媒體。著作另有：《我所緘默的事：一個叛逆女兒的回憶》《反地域：納博科夫小說的批評性研究》《比比和綠色的聲音》《想象共和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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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 阿扎爾·納菲西 譯者: 朱孟勛 出版: 三輝圖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一位叛逆的女教師，一群叛逆的女學生，一門特別的文學討論課，一種不能放棄的自由堅持，最富爭議的伊朗裔美國女作家關于中東及祖國現象之批判

這本書記錄了納菲西如何自己抵抗、同時也幫助他人抵抗伊斯蘭對女性發(fā)動的戰(zhàn)爭，我深受感動。她的回憶錄包含重要和深邃的反思：神權政體造成的創(chuàng)傷、對自由的沉思和痛苦追求——以及在接觸良師與名著時帶來的樂趣及自我意識，這一點尤為震撼人心。

——蘇珊·桑塔格

有如漂浮于伊朗茫茫大海中的一艘文學救生艇。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振聾發(fā)聵，感人肺腑……對文學潛移默化作用的有力闡釋：關于藝術可以為那些生活在暴政下的人們提供的逃離意識形態(tài)的避難所，關于藝術在個體聲音中的積極和顛覆性的信念。

——角谷美智子《紐約時報》

編輯｜艾珊珊

原標題：《“要寫出一本既畢恭畢敬又非同凡響的小說，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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