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31日，黨的十九大閉幕僅一周，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在廣大黨員干部群眾中引起熱烈反響。
連日來，全國各地前往一大會址紀念館參觀的黨員群眾絡繹不絕，在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他們回顧建黨歷史，重溫入黨誓詞，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澎湃新聞推出“一大會址”日記，派出記者常駐中共一大會址，近距離觀察、感受、記錄會址每天的新聞，講述一大的紅色故事，傳承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
坐落于上海市興業(yè)路76號上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這座典型的石庫門建筑于92年前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如今，它已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國家國防教育基地和全國廉政教育基地。這樣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紀念地在建國后是如何被發(fā)現并被保護起來的呢？
新中國成立后，為迎接建黨30周年紀念日，中共上海市委非常重視對中共一大會址的調查勘實工作，指示市委宣傳部負責進行調查。時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姚溱具體負責這項工作。1950年秋，姚溱找到上海市文化局社會文化事業(yè)管理處處長沈之瑜和宣傳部干部楊重光具體落實。這兩人長期生活和工作在上海，熟悉上海的環(huán)境，由他們負責比較容易找尋相關線索。
沈、楊接受這一任務后，十分重視，立即全身心投入尋訪工作。他們以蕭三所著《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一書為線索，認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地點，是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當年叫白爾路，現為太倉路）的博愛女子學校舉行。但經過走訪，蒲柏路上的居民都沒聽說過有這個學校。后來有老居民告訴他們，附近有一所博文女校，地址在蒲柏路127號。沈之瑜又從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楊帆那了解到，周佛海的兒子周之友（原名周幼海）就在他手下工作。這樣，周之友向沈之瑜等提供了尋找中共“一大”會址的重要線索：第一，他的母親楊淑慧現在在上海。召開中共“一大”期間，周佛海曾帶她去過開會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過信；第二，周佛海寫過一本《往矣集》，內中談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p>
順著這一線索，沈之瑜、楊重光他們在周佛海自傳《往矣集》里找到了一篇文章《扶桑笈影溯當年》，里面記載有：“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學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庇谑强梢钥隙?，博愛女校應是博文女校，楊重光等即向宣傳部領導匯報，說已經找到中共一大會址，并根據其他調查資料，認為“黨的成立大會即是在該校樓上，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晚間秘密召開的”，“這一點已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正確性”。其實，周佛海的這段文字，下面還有幾句話，其中提到“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令和吳庭斯基也出席”?？赡苁菍ぴL者先入為主的緣故，將這一重要信息忽略掉了。
市委宣傳部在收到楊重光等的匯報后，指示他們將博文女校的照片送到中宣部，呈報給毛澤東、董必武等參加過一大會議的成員查看。到北京后，已經獲知最新情況的中宣部領導，明確告訴他們，博文女校并非一大會址，而是毛主席等一部分代表寄宿之處。一大會議地址，應為原法租界貝勒路（1943年起更名為“黃陂南路”）李漢俊寓所，但具體位置和門牌號不詳，希望他們回滬后仔細尋找。
經中宣部介紹，楊重光等人拜訪了在農業(yè)部任職的李書城和在內務部任職的包惠僧等。他們都提供了當時開會地點的情況，也都證實了一大是在李漢俊寓所舉行的事實。李書城還告訴他們，當時他和李漢俊住在一起，地址是在貝勒路樹德里弄底的最后兩幢房子，最末一間是他自己住，最后第二間是李漢俊住。這樣，尋訪的目標就很清楚了。
回上海后，沈之瑜和楊重光等根據從北京獲悉的線索，再次進行實地查勘，確認貝勒路樹德里就是靠近興業(yè)路的黃陂南路樹德里。貝勒路樹德里弄的兩幢房子，正門在興業(yè)路，門牌號是76、78號（原望志路106、108號）。按上海人習慣，一般不從石庫門房子的大門進出，而是從后門出入，因為望志路106的后門在貝勒路樹德里，所以當事人大都只記得貝勒路樹德里。
尋訪人員又找到了房東陳老太，了解到這排房子興建于1920年夏秋之間，沿馬路共有五幢，即望志路100、102、104、106、108號（今興業(yè)路70、72、74、76、78號）。望志路106、108號這兩幢房子被一位姓李的先生租住后，人稱李公館。為了走動方便，租戶把隔墻打通了。這一信息與楊重光等從北京了解到的情況比較吻合。但親歷一大的另一位代表李達認為當時大會是在“貝勒路某里二號的過街樓上”舉行的，而這兩幢房子都沒有過街樓。尋訪人員想到了周佛海的妻子楊淑慧還在上海，當年她曾去過李漢俊家，請她去實地查看應該有所幫助。
時過境遷，當年的“李公館”已面目全非，頭一天楊淑慧來到貝勒路一帶，竟沒有找到當年的記憶。后來，楊淑慧又來到“貝勒路”，仔細尋訪查看，終于發(fā)現白墻上刷著個巨大的“醬”字以及砌著“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很像是當年的李公館……進入到房內，她似乎很快記起了當年的情景，能說出那間是李書城的客堂，那間是李漢俊的書房，還記得當時房間內的家具陳設。尋訪人員來到望志路106號廂房樓上，發(fā)現廂房的確很像過街樓，這與李達所回憶的相吻合。
原來，李書城搬走后，房東對這排房子進行了改建，開設萬象源醬園店和恒昌福面坊，砌高了外墻墻壁，將清水墻改為混水墻；內部也進行了改建，望志路106、108號變成兩上兩下有廂房的房子，即將106號天井改成廂房，僅留108號大門。恒昌福面坊即設在106號。東面100號、102號、104號也打通改為三上三下有廂房的結構，這里開設萬象源醬園店。
1951年6月，上海方面確認“興業(yè)路七十六號系當時的會址，此處當時是望志路一零六號，后門由貝勒路（黃陂南路）樹德里出入”。至此，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地址，終于尋獲并得以證實。7月，上海市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開始搬遷會址內的居民，爾后對其進行復原修繕并作加固，鏟掉了外墻上的“恒昌福面坊”五個字，旁邊的白色粉墻上畫著大大的“醬”字也消失了，混水墻變成了清水墻，露出了“李公館”的本來面目，室內按照親歷者的回憶布置。
1952年9月，經上海市委宣傳部審查同意，中共一大會址開始內部開放，接待一些外賓和領導參觀，當時被稱為“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一館”，1968年改今名“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