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暴力、挑釁和國際政治危機時，女性領導人事實上是相當有魄力的。但她們也有可能為了和平而變得極富野心。實際上，認為女性天生就是溫和的是一種成見。認定男性必然是野蠻好斗的，而女性則是被教養(yǎng)馴化的、有教養(yǎng)的，這不管是在文學作品中，還是在人類歷史上，都找不到根據(j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最初幾個月，好戰(zhàn)的沙文主義情緒在英國國內(nèi)發(fā)酵，這時，來自婦女勞工聯(lián)盟（Women’s Labour League）的詩人多蘿西·霍林斯（Dorothea Hollins）提議說組建一支非武裝的“婦女和平遠征軍”，穿越歐洲的槍林彈雨，到戰(zhàn)壕里去調(diào)停交戰(zhàn)雙方?；袅炙沟暮陚ビ媱澆⑽磳崿F(xiàn)，但也沒有就此憑空消失。這個想法，在一個“激進主義”的世紀里得到了發(fā)展，這種激進主義大體可以認為是扎根于母性關懷的；又或者，是扎根于——她的同伴、和平運動人士海倫娜·斯旺尼克（Helena Swanwick）所說的戰(zhàn)爭帶來的恐懼：“女人死去、或看著她們的孩子死去，而毫無光榮可言，只有難以言喻的慘狀與恥辱。”

斯旺尼克參與創(chuàng)辦了世界婦女和平與自由聯(lián)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該組織致力于消滅任何可能引發(fā)戰(zhàn)爭的因素。她所希望的是，“未來的世界將不再有哪怕一個士兵”。許多激進主義者相信，一旦女性掌權，她們將不會再挑起戰(zhàn)爭。但這個說法到底有多可靠？當女性成為領導人后，或者當她們的國會議員人數(shù)比例上升后，暴力沖突的概率就會隨之變化嗎？女性將如何干預戰(zhàn)爭呢？

要是你大聲問出這個問題，不一會兒就會有人給出答案：瑪格麗特·撒切爾。這位前英國首相發(fā)動了馬島戰(zhàn)爭，并借此在1983年的選舉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撒切爾并非唯一一個因好戰(zhàn)而聞名的女性領導人。想想布迪卡（Boudicca）吧，這位東英格蘭愛西尼人（the Iceni）的女王，帶領軍隊對抗羅馬人；還有印度的章西女王（Lakshmi Bai），1857至1858年間發(fā)動兵變抗擊英國殖民者；甚至是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她帶領英國婦女參政論者展開一系列激進運動，包括絕食抗議、縱火以及打砸商店櫥窗等，且到了1914年，她成為英國參戰(zhàn)的狂熱支持者。

但這些例子都像是閑談，因為縱觀人類歷史，女性領導人少得可憐。根據(jù)哥倫比亞商學院領導力與倫理學教授Katherine W Phillips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從1950年到2004年間，在188個國家里只有48個國家有過女性領導人，總數(shù)占這段時間各國領導人人數(shù)的不到百分之四。其中有18個國家元首與30個首相/總理。厄瓜多爾和馬達加斯加雖有過女性領導人，但她們都只掌權區(qū)區(qū)兩天時間就被男性取而代之了。

考慮到這小得微不足道的樣本量，追問“倘若女性掌權，那較之于男性，戰(zhàn)爭發(fā)生的概率是會更高還是更低”這樣的問題還說得通嗎？醫(yī)學人類學家Catherine Panter-Brick在耶魯大學國際與地區(qū)研究中心（MacMill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負責沖突、適應性與健康計劃，針對上述提問，她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她對我說：“這會造成對性別的刻板印象，還設想政治領導能力并不復雜?！彼槍Φ拇蟾攀撬沟俜摇て娇耍⊿tephen Pinker）這樣的學者。平克在出版于2011年的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一書中研究了歷史上的暴力，他寫道：“女性曾是，也將會是一種撫慰人心的力量。”明尼蘇達大學德盧斯分校的政治學教授Mary Caprioli則表示，這類設想并非總是扎根于現(xiàn)實的。對此，康涅狄格大學的Mark A Boyer則列舉了在20世紀由四位女性領導人所挑起的十場軍事危機，其中有七次是由1969年到1974年間掌權的以色列總理梅厄夫人（Golda Meir）引發(fā)的。她們稱，如果要評判女性領導人在軍事危機中的行為，研究者需要更大的，而且是“歷史所無法提供的”參考樣本。

芝加哥大學教授Oeindrila Dube和紐約大學的學者S. P. Harish研究了歐洲歷史上的國王和女王們，時間跨度長達四個世紀。在他們尚未出版的論文中，兩位學者研究了1480年到1913年間18個歐洲國家或政權的193位最高統(tǒng)治者，并發(fā)現(xiàn)，女王們之下的國家或政權參與到戰(zhàn)爭中的概率，要比國王們治下的國家高出27%。未婚女王們更有可能遭遇戰(zhàn)爭，大概是因為她們和她們的國家被認為是脆弱的。

根據(jù)Caprioli的研究，對可能展現(xiàn)出脆弱一面的擔憂也影響著現(xiàn)代的女性領導人，這或多或少導致她們過度關心安全與國防議題。她注意到，撒切爾、梅厄以及印度前總理英迪拉·甘地這樣的女性領導人，她們模仿男性，被認為是既非男性亦非女性的“中性人”，身為政治領導人的她們也更容易獲得成功。她們也必須對付來自男性政敵的刻板印象，例如巴基斯坦前總統(tǒng)葉海亞·汗就說過，1971年印巴戰(zhàn)爭時，他對英迪拉·甘地的回擊本應該不那么激烈，如果印度當時的領導人是男性的話——“如果她（英迪拉·甘地）認為她能擊倒我的話，我也拒絕接受這種說法?！?/p>

通過研究1474年至1504年間伊莎貝拉一世和費迪南德五世共同治下的卡斯蒂利亞與萊昂王國，Dube和Harish發(fā)現(xiàn)，女性一旦和配偶共同掌權，則將變得更富侵略性。值得注意的例外則是葉卡捷琳娜大帝，她在1762年暗殺了丈夫彼得三世，成為了俄國沙皇，她的軍事行動擴大了沙俄的版圖，包括克里米亞和波蘭大部，為這個國家新增了52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女性若想成為領導人，常常始于政治參與：地區(qū)或國家議會的競選、領導政治運動、組織女性競選公職。2017年，全世界女性參與到國會中的平均比例也就區(qū)區(qū)23.3%，在過去十年間增長了6.5%。這一增長意義重大：Caprioli的研究數(shù)據(jù)顯示，女性在議會中占比每提高5%，則該地區(qū)或國家應對國際危機時采用武力的概率就會減少五倍（大概因為女性更傾向于使用“集體的或協(xié)商的方式”來解決爭端）。

當女性被請到談判桌前時，國與國之間也更容易在沖突之后達成長時間的和平。盡管女性參與到和平談判的人數(shù)微乎其微（一項聯(lián)合國的研究發(fā)現(xiàn)只有2.4%的調(diào)停人員和9%的談判人員是女性，且只占31項和平談判的4%），但女性的參與卻能帶來意義深遠的改變。和平得以長時間持續(xù)下去——美國非營利組織Inclusive Security分析了1989至2011年間所簽署的182項和平協(xié)議，發(fā)現(xiàn)當女性作為談判者、調(diào)停人或簽約人參與和平談判的話，所達成的和平狀態(tài)中，長達15年以上的概率要高35%。

女性作為調(diào)停人或談判者得以成功的原因在于傳統(tǒng)意義上所說的“陰柔”和“母性”特質。在北愛爾蘭、索馬里和南非，女性參與到和平運動之中，通過促進多方會談而贏得了大量贊譽。她們也常被視作誠實的中介人，顯得更加可靠又不那么有威脅，因為她們多在權力體制外游走與活動。但盡管女性呈現(xiàn)出溫柔親近的特質，但她們的行動卻又與這些特質相反。2003年，利比里亞和平運動人士古博韋（Leymah Gbowee）領導一個穆斯林與基督徒女性的聯(lián)合團體，通過示威、禱告和絕食等方式推動長達14年的血腥的內(nèi)戰(zhàn)走向終結。古博韋作為“和平斗士”榮獲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

像斗士、武器和革命這樣的概念常被那些致力于和平運動的團體所用，而根據(jù)聯(lián)合國的說法，在這之中女性依然是被“不成比例地高度地代表著”。在以色列，婦女促進和平運動（Women Wage Peace）組織了抗議活動，敦促政府達成可行的和平協(xié)議。在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將母性“革命化”，她們抗議1977至1983年阿根廷“骯臟戰(zhàn)爭”期間自己孩子的失蹤或死亡，也由此將母性從被動的角色轉變?yōu)橐环N公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