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理論志 PoIiticaI理論志

編者按

Political理論志近期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唐世平教授進行了采訪。唐世平教授是當今最具國際影響力、亦是亞洲最優(yōu)秀的中國社會科學家之一。他的研究興趣廣泛，主要涵蓋六大領域：國際政治、比較政治、制度經(jīng)濟學、政治（學）理論、社會科學哲學，以及計算社會科學，并做出具有世界水平的前沿研究，著述廣博。在本期訪談中，唐世平教授就其族群沖突的研究經(jīng)歷分享了富有真知灼見的經(jīng)驗體悟，并深入回應了理論志編輯部提出的一些問題。

本期嘉賓

唐世平教授是復旦大學特聘教授（2013-）、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陳樹渠講席教授”（2014-2020）。唐世平教授是當今最具國際影響力、亦是亞洲最優(yōu)秀的中國社會科學家之一。他也是中國計算社會科學的開拓者之一。

他的研究興趣廣泛，主要涵蓋六大領域：國際政治、比較政治、制度經(jīng)濟學、政治（學）理論、社會科學哲學，以及計算社會科學，并做出具有世界水平的前沿研究，著述廣博。唐世平教授已經(jīng)出版了四部英文專著、一部中文專著、一部英文編著和一部中文編著。他是極少數(shù)能夠在世界頂級大學出版社和商業(yè)出版社出版完全不同領域英文專著的中國社會科學家。他的最新一部英文專著是On Social Evolution: Phenomenon and Paradigm《論社會演化：現(xiàn)象與范式》（Routledge出版社，2020年）。他的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于2015年獲得國際研究協(xié)會（ISA）的“年度最佳著作”獎。他是獲得這一獎項的第一位中國學者甚至亞洲學者。他的下一部英文著作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經(jīng)濟發(fā)展的制度基礎》，將于2022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外，他還有多篇英文研究論文發(fā)表在這些領域內的重要和頂級國際期刊上。很多時候，他都是在這些雜志上發(fā)表文章的第一位中國學者。他還是以下國際刊物的編委會成員：國際政治領域的頂級刊物International Security（2021-）、國際研究協(xié)會（ISA）旗下的旗艦刊物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15-2020），以及國際安全領域一流刊物Security Studies的編委會成員（2015-）。他是這些期刊編委會中第一位來自中國的成員。同時，他還是國際研究協(xié)會理事會批準成立全球國際關系分支（GIRS，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tion）首任“執(zhí)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的七位成員之一，且是該委員會中唯一的中國學者。

族群沖突的科研故事

把我的研究經(jīng)歷用講故事的形式展現(xiàn)出來，相信比一本正經(jīng)的采訪更有意義。

我的故事大概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就講，我為什么要研究族群沖突；

第二部分我會談談與石油資源有關的一系列研究，這其中有三篇文章，包括兩篇英文作品和一篇中文作品，稍微介紹一下它們的研究背景，以及這些研究大概怎么做的；

第三部分我會講一下其中一篇文章的“悲慘經(jīng)歷”，這段經(jīng)歷我覺得對于大家以后投稿也會有些幫助；

最后一部分我會介紹一些研究心得，希望會對大家有用。余下時間，我會回應理論志編輯部的提問。

01

我首先講一講為什么會研究族群沖突。

我們知道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概念。

在20世紀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內部爆發(fā)了族群沖突，蘇聯(lián)解體之后也出現(xiàn)了各族群之間的沖突問題，因此引起了一些國際關系問題專家的興趣。巴里·博森（Barry Posen）就率先在研究族群沖突中引入了“安全困境”的概念。

因為我曾研究過安全困境問題，所以在讀相關文獻時，我也拜讀了一遍那些和族群沖突有關的文獻，可能有二十余篇。

在對這些文獻產生深入理解之后，我就開始圍繞安全困境這一議題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論文，其中第一篇于2009年發(fā)表在《安全研究》之上[Tang, S. (2009).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18(3), 587-623]。

如今，這篇論文已經(jīng)是該期刊閱讀量最多的文章了。

關于族群沖突與安全困境，我后來特意另籌劃了一篇論文，于2011年發(fā)表在《國際研究評論》期刊之上[Tang, S. (2011).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7(2), 511–536.]。

這篇文章可以認為是我思考族群沖突的一個起點。從那以后，我認為研究族群政治是大有必要的。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花了大量時間寫與其他議題有關的專著，包括我到復旦大學以后主要撰寫的著作——《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Tang, S. (2013).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所以中間會有些延宕。

至于說族群沖突的廣義理論的這篇文章，[Tang, S. (2015).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A Gener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33(3), 256–279（本文已被理論志平臺轉載，參見）]。大概早在 2013年左右就寫完了，也算是發(fā)表比較順利的。

這篇文章我投的第一個期刊是Perspective on Politics（《政治學視野》），可能不一定特別合適。當時我覺得，這個期刊有時可以發(fā)一些評論文章（review article），但我這篇當時就被編輯直接拒稿了（desk rejection）。

后來我第二次投稿到Sociology Theory（《社會學理論》），因為族群沖突研究是社會學理論的主要關注點之一，所以那篇文章就非常順利地在上面發(fā)表，并且受到包括審閱者之一、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內的美國主流社會學家們的贊賞。

顯然，好的“廣義理論”一定可以容納小的子理論，并且應該產生小的子理論。

因此，大家會看到，在那篇“廣義理論”的文章里面，我們已經(jīng)提到關于石油與族群沖突爆發(fā)的小理論，但只是簡短地提了一下，作為預告吧。

非常重要的是，那時我們就已針對石油與族群沖突做了不少深入的研究，這也是后來我們進行一系列關于族群沖突和石油關系研究的起點。

02

為什么我們會在石油問題上有較多著墨呢？

首先是由于我很清楚地了解到，關于石油的定量和定性研究都非常多，但大多都存在問題，定性的研究問題則更為嚴重，這在我的文獻綜述中有所提及。

比如大多數(shù)研究會討論車臣戰(zhàn)爭、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戰(zhàn)爭，并認為這些沖突均為石油引發(fā)；但其實這些戰(zhàn)爭與石油之間無甚關聯(lián)。

所以我在2017年寫過一篇關于族群沖突的評論論文，發(fā)在《牛津政治學研究百科全書》上[Tang, S. (2017). ‘Understanding Ethnic Conflict: Four Waves and Beyon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所謂的“四個波次”，即關于族群沖突研究的四個階段性特征。到第四波之后，相關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進展，因為這一階段的研究開始有了亞國家、次國家層面的數(shù)據(jù)（subnational data）。

由于哈弗·黑格（H?vard Hegre）在族群沖突的研究中引入了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統(tǒng)），所以此時我們能看到族群在次國家層面的地理分布特征。

同時，在全球的石油分布方面，也有了2009年發(fā)布的PETRODATA這個數(shù)據(jù)庫。但是2009年的這些數(shù)據(jù)比較粗糙，所以我們后來又發(fā)展了新的數(shù)據(jù)庫。

因為在族群沖突爆發(fā)的廣義理論中已經(jīng)提到了石油與族群沖突爆發(fā)的關系的子理論[Tang, 2015]。所以我與李輝教授、熊易寒教授的研究其實已經(jīng)往前推進許多了，這些研究產生了三篇合作文章：

（本文已被理論志平臺編譯，參見）

Tang, S., Xiong, Y. and Li, H. (2017).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Results', Security Studies, 26(3), 359-390；

熊易寒, 唐世平.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與族群沖突升級[J]. 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 2015(10):83-103.（本文已被理論志平臺轉載，參見）

在2014年，我們團隊第一次投稿了石油和族群沖突的文章。我記得最開始投的是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國政治學評論》）。

我們最初的想法是將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結合起來，但這篇文章被該期刊拒稿，而且接連被幾個頂級政治學雜志拒絕。

我認為，這篇文章之所以連續(xù)被拒有一部分是我的原因，因為我一開始想把定量和定性方法都放在一起，這就導致文章很長。

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大家覺得這篇文章什么東西都沒講清楚——其實我們都講得很清楚，但是迫不得已，我后來還是把這篇英文文章拆成了兩篇在2017年發(fā)表出去。

最后一個原因則是我稍后要講的“悲慘故事”。分享這段經(jīng)歷對各位以后投稿應該是大有裨益的——文章投稿經(jīng)常被拒受打擊，這很正常，我們理應將拒稿視為平常。

最后這篇中文文章講的是族群沖突的升級，是熊易寒教授和我合作的，從一開始我們沒打算寫成英文的，所以算相對獨立的研究。

03

現(xiàn)在我來講講這兩篇英文論文的“悲慘”故事。

首先是這篇定量的文章（Li and Tang, 2017）。最開始我們接連投了好幾個雜志，包括JC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沖突解決雜志》），JPR（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和平研究雜志》）等雜志都投了，最后都被拒了。

后來我終于意識到這是為什么，這個領域非常擁擠（crowded），競爭壓力較大。

因為大家手邊或多或少都有些數(shù)據(jù)，也都能擬合幾個回歸方程之類；只不過大多數(shù)已有研究的理論構建并不是很好，這在我的文章中已經(jīng)說過。

在我整個研究經(jīng)歷中，像這個研究一樣——讓我進入到一個以前沒怎么做過、同時又已非常擁擠的領域里面——是極少數(shù)的情況，所以才會遇到非常多不友好的外審評價，我想這可能和利益沖突（conflict of interest）也有關。

這篇文章的發(fā)表真的非常不順利。例如我們論文的審閱者中，一些人自己就有和我所投的很類似的文章。

而且最糟糕的是，其中的一個期刊的審稿人投訴我們，說我們抄襲他們的文章。

但其實他們還在用石油開采量做研究，而開采量就有比較大的內生性了——因為當發(fā)生戰(zhàn)爭的時候，石油開采量肯定會減少。所以我認為他們把石油開采量作為自變量，肯定不如我們的研究。

我很感激這個雜志的編輯告訴我說那篇文章（Li and Tang, 2017）被投訴抄襲了。雖然沒有點名道姓，但我能很容易猜到是誰，因為他們所做的研究是最接近我們的——我們看過他的文章，很明顯我們所用的定量方法和理論構建，都要比他的研究完善得多——所以我就猜應該是他投訴我抄襲。

事實上，我前面提到，我們的主要結果和初稿早在2014年就已成功做出，并且保留了所有的草稿、投稿，以及與其他學者交流的記錄。

看到有人說我們抄襲，我很憤懣，也意識到文章必須盡快刊出。所以后來我們加緊投稿至復旦大學主辦的CPSR（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國政治學評論》）上。這篇文章能夠不吝刊出，我要感謝郭蘇建教授。

就在文章發(fā)表之后大概一周，之前那位投訴我的作者就寫了一封信，直接將我們“告”到了Springer。我很氣憤，但也不得不認真回復。因此，我非常痛苦地寫了一封十幾頁長的回復，談及我們手邊還保留著這個論文創(chuàng)作的原稿。

幸運的是，我們寫作過程中與這篇論文有關的所有材料，包括我們當時的投稿記錄，均有留存。投稿記錄顯示我們2014年就投出了，而且那個時候我們的理論和實證都已經(jīng)遠遠超出他們的那篇文章。

后來郭蘇建教授將我們的回復交給Springer，并通過Springer轉給那位作者，最終那位作者看后，承認自己錯誤地指責了我們。

一定意義上，我理解這位博士生的痛苦：他希望他的東西是獨一無二的，而且他比我更需要這樣的文章。

但是，我也想在此提醒青年學生和學者，除非你能確認，否則控告其他人抄襲你的作品還是要非常謹慎。

當然，大家都知道，我對學術抄襲以及其他的學術倫理（規(guī)范）一向都是痛下殺手的。

我的論文原稿和投稿記錄都證明了，我們確實沒有抄襲他的成果，我們這個研究早就做好了，而且投稿的時間都比他早，更何況他當初那篇文章還特別粗糙。

這就是這篇文章發(fā)表的故事。我講這個故事是為了給大家一個經(jīng)驗：在寫作和發(fā)表過程中，大家千萬不要刪掉自己舊版本的手稿。

另外，與這篇定量相關的研究成果是一篇定性和定量的比較研究論文，我們當時投的是《安全研究》，審稿人的評價都很好，這篇文章也算比較順利。[S. Tang, Xiong, Y and Li, H.(2017).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Results', Security Studies, 26(3), 359-390]。

我認為這篇文章主要好在對方法論的討論，因為以前沒有人真正比較過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得出來的結論到底哪些更可靠，哪些不可靠。

我們這篇文章是第一篇仔細討論這個問題的，因為我們研究的是同一個問題，用的同一組數(shù)據(jù)，而且來自同一組作者。

因此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一篇文章，已經(jīng)被一些國際知名大學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課程中作為選讀材料。

04

接下來我們回到我與李輝教授合作的那篇定量論文（Li & Tang, 2017）。

這篇文章分工如下：統(tǒng)計工作主要由李輝教授做，而我負責文章的寫作工作。通常，一些初步的回歸結果我可能會自己做，然后剩下的穩(wěn)健性檢驗則是李輝教授做的。文章的完成還要感謝我當時的博士生王凱，他主要負責一些基于GIS的數(shù)據(jù)編碼工作。

這個研究的編碼工作量有點大，王凱和李輝教授花了差不多八個月的時間，才把全世界那么多油氣盆地的數(shù)據(jù)和EPR（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set）上關于族群分布的數(shù)據(jù)拼合在一起。毫無疑問，這套數(shù)據(jù)要比PETRODATA更好更完善。

在這篇定量文章里面，我們也做了很多方法的討論，包括討論為什么那個所謂的“石油的基尼系數(shù)”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它完全不能區(qū)分出，石油究竟是分布在一個大族群的領地中，還是分布在少數(shù)族群的領地中——而后者才是導致爆發(fā)族群戰(zhàn)爭的關鍵。

至于其他的定量數(shù)據(jù)，例如開采量、石油生產、租金等，這些數(shù)據(jù)具有高度的內生性。因為如果一個國家要開采石油，首先就得有相對的安定環(huán)境，這樣外國企業(yè)才愿意來投資，否則將對油氣開采帶來負面影響。

這里的方法論討論，再加上我們那篇定性比較文章（Tang, Xiong and Li, 2017），就可以得出三個核心結論：

第一，石油的族群地理區(qū)位是首要因素，且只有分布在少數(shù)族群核心領地的石油才和戰(zhàn)爭有關。

第二，石油的族群地理區(qū)位（只）和分離主義有關，或者說少數(shù)族群想獲得獨立地位，抑或想要更大自治權的族群沖突有關。比如說，印度尼西亞的亞齊人不會去想去控制爪哇或者中央政府，南蘇丹也會不想到去掌控北蘇丹。其目標都是分離主義，而不是要掌控中央政府。

第三，石油很少成為族群戰(zhàn)爭或族群沖突的深層次原因，更多是“火上澆油”的作用。即如果當?shù)乇旧砭痛嬖趧×业淖迦簺_突，或者曾經(jīng)有過族群沖突，那么在少數(shù)族群的核心領土上發(fā)現(xiàn)石油，就很容易激化矛盾，重新點燃戰(zhàn)火。因此，我們的研究發(fā)現(xiàn)，如車臣、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族群沖突，都跟石油的關系不大——盡管定量看起來顯著相關，但事實上是無關的。

最后，我還想論及加蓬這個國家。

我認為，加蓬對于我們的理論來說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案例，它強烈地支持了我們的理論：如果石油是平均分布的，或者該國的族群是平均分布的，那么這時石油通常不太會引起戰(zhàn)爭。

但是以前的理論認為——只要有石油就有戰(zhàn)爭；而我們的研究證明了事實并非如此。因此，加蓬還強烈地削弱了其他的競爭性理論。

我們在搜尋可以作為“doubly decisive”的案例國家時花費了大量工夫。有了加蓬作為例子，足以驗證我們的猜想。當然，這樣的案例是可遇不可求的。

以上就是我們在做族群沖突相關研究中的科研故事，謝謝大家。余下時間，我將回應理論志編輯部同學們的提問。

做好族群沖突相關研究，必備唐世平教授簽名新書

《眾人皆吾師》

《觀念、行動、結果：社會科學方法新論》

《比較政治學》

唐世平教授答理論志編輯部問

理論志：非常感謝唐老師給我們分享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

唐世平教授

很悲情但是有用。如果大家未來要進入一個較為擁擠的學術研究領域，就要盡快將自己的觀點與研究發(fā)表。

一旦獲得一個相對全面的數(shù)據(jù)，我的建議就是盡快對其做實證，正如我在前面談到——“太慢就容易敗北”。當然如果大家的理論和數(shù)據(jù)比較獨特，也許不會遇到以上困境。

理論志：在拜讀了唐老師的著作、特別是一些族群沖突的杰出研究后，想請問您是如何找到難以循跡的“半負面案例”的呢？我們發(fā)現(xiàn)很多學者都喜歡用全負面案例，而半負面案例似乎較難選擇和發(fā)現(xiàn)，請問您在這方面是如何考量的？

注：“半負面案例”是唐世平教授與周亦奇助理研究員首創(chuàng)的機制辨別方法論，不同于兩種傳統(tǒng)的案例比較方法，即機制未受阻礙而獲得相應結果的正面案例、機制受到阻礙而導致該結果無法出現(xiàn)的負面案例。后者中可能有多個因素與機制多重作用導致負面結果，因而無法確認其預設機制是否真實運轉。而半負面案例就像這項化學實驗——運用秋水仙素抑制有絲分裂，使之中止于某一步驟——便于觀察的同時可以清晰地展現(xiàn)因素、機制與結果之間的關系，從而更有力地論證機制的作用。

參見[周亦奇,唐世平.“半負面案例比較法”與機制辨別——北約與華約的命運為何不同[J].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18(12):32-59+157.（本文已被理論志平臺轉載，參見）]

唐世平教授

在回答這一問題之前需要澄清，研究者應至少對案例形成基本了解，能判斷是“負面”還是“半負面”。

首先，半負面案例可遇不可求，其次，半負面案例不能被濫用。研究者必須在某個案例至少有一部分——即便不是50%——至少有30%-40%的負面水準，才能認為該案例是“半負面案例”。

換言之，當研究對象已經(jīng)觸發(fā)了某些機制，但其中某些因素或某些條件約束了整個機制的完成，此時你才能說它是一個半負面案例。雖然不求恰好在50%的數(shù)值，但標準依然要嚴格，不可遑論隨意判定一個案例是半負面案例，所以半負面案例可遇不可求。

補充一點，負面案例在通常情況下確實存在研究意義不大的困境，即“Nothing you are interested has happened”。

在故事分享環(huán)節(jié)我已經(jīng)談到，如加蓬這樣的負面案例就非常漂亮，能找得到就非常不錯了。但這也是可遇不可求，因為我們完全有可能找不到一個在其他情況下的“加蓬”。

理論志：從您2015年發(fā)表在Sociological Theory上的大作《族群沖突的爆發(fā)：一個廣義理論 'The Onset of Ethnic War：A General Theory'》，到您與李輝教授、熊易寒教授于2017年發(fā)表的兩篇重要研究成果，我們都能感受到您深刻的理論關懷。

在2015年這篇文章里，您的族群戰(zhàn)爭廣義理論將重點放在族群沖突的直接原因上，包括兩個元機制：“安全困境/螺旋競爭”和“群體內、群體間的交互作用”；而在 2017年的定性文章里，您提到要關注族群戰(zhàn)爭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即長時間族群統(tǒng)治所遺留的不滿和仇恨，以及回溯到帝國主義殖民時期的政策遺產。

那么，從關注族群戰(zhàn)爭的直接原因到其背后的深層次歷史背景的變化，我們能否理解為您在理論建構方面的深入？這是否意味著您關于族群戰(zhàn)爭的理論正有意識地朝著更具歷史感的方向去發(fā)展和建構？

唐世平教授

每個人的研究都會有不同程度的變化，沒有一成不變的研究，所以我在很多地方、包括對我的學生們說——好的研究是什么呢？

就是那種可以成長的研究，即“A good research topic is something that can grow”。

如果研究者在做完一個研究之后就不知道自己下一篇論文或下一個研究要做什么，那么這個研究就很可能不存在研究意義。

比如說博士論文，倘若同學們寫完這篇博士論文之后對未來研究仍充滿困惑，那么這篇博士論文的選題意義可能存疑。

對我而言，我的研究藍圖就是會構建一個從“爆發(fā)”、“持續(xù)”到“和平”的族群戰(zhàn)爭廣義理論。

我在「和平」這一方面做的研究已較為全面，例如我在《世界政治》上發(fā)表的作品[Tang, S. (2011).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 63(4), 711-749.（本文已被理論志平臺編譯，參見）]，對政治和解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只有「持續(xù)」這方面我還沒有太多成果，不過我在「持續(xù)」的一個維度——「戰(zhàn)爭的持續(xù)」上有較多的研究，這主要是個軍事問題，也是我的業(yè)余愛好。

至于后一個問題，關于帝國的研究已有不少，比如安德烈亞斯·威默（Andreas Wimmer）的Waves of War: Nationalism, State Formation, and Ethnic Exclusion in the Modern World，展現(xiàn)的正是帝國的崩潰，以及帝國邊緣地帶產生大量族群沖突的機制。

因此，再去發(fā)展一個非常歷史化的研究需要花費一個學者巨大的精力，而且其他優(yōu)秀學者在該領域深耕良久，我就不準備繼續(xù)在這方面下功夫了。

總體來說，我認為他們的理論其實皆可追溯到諸如 Ernest Gellner, Donald Horowitz, Joseph Rothchild等學者所做的與現(xiàn)代化、帝國崩潰、民族主義有關的研究，所以目前我沒有打算把族群戰(zhàn)爭爆發(fā)的廣義理論推向“更加歷史”的方向。

我更關心的是如何把威默的「認同」和「現(xiàn)代化」等作為背景底色，去闡述更多也許更值得關切的相對淺的原因。這么做的意義在于它會有利于我們預測和預防族群戰(zhàn)爭。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族群沖突的數(shù)據(jù)，都是0（無戰(zhàn)爭）和1（有戰(zhàn)爭），這種劃分實際上是有誤導性的。

因此，我認為應該可以把族群戰(zhàn)爭分成政治的不同程度（烈度），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重新編碼，投入大量精力制作一個類似于Ethnic Power Relations Dataset (EPR)的數(shù)據(jù)庫的原因。

如此，既可以做成因變量，也可以做成自變量來預測戰(zhàn)爭。王凱博士現(xiàn)在正在領導這一個項目。這個項目已有8年了，但是進展緩慢。希望這一兩年能基本完成吧。

理論志：我們中有做人道主義援助的國際法研究，在之前對于蘇丹、利比亞、敘利亞案例研究中也如您所言選過正面、負面和半負面類型的案例。

但如果一個理論有替代性理論同它比較，除了定性和定量反復核對驗證（cross-check）的方法之外，我們有沒有更好的方法——相關性和可應用性更強的——去證明自己的理論呢？

比如研究“新興崛起國家對現(xiàn)有秩序的挑戰(zhàn)”等問題，可能更多還是定性和歷史追蹤過程，不太容易做到定量上去。

因此想聽聽您對于在國外院校的博士生、碩士生在在做理論研究，特別是不同理論之間的判斷時，有什么更好的路徑建議呢？

唐世平教授

有志于在學界發(fā)展的政治系碩博學生無論如何還是得學會定量，同學們一定要嘗試“逼著”自己做一些定量方法的研究。

我對我的碩博學生，除非少數(shù)學生因為學了第二外語因此不作額外要求之外，其他同學都需要寫一篇運用定量方法的論文，這是必要的訓練。

對于國際政治的同學而言，如果有充足的時間和能力鼓勵多學，如博弈論和定性比較分析（QCA）值得嘗試和精進，多多益善。

然而，每一位同學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尤其是英國的博士基本為三至四年學制，我個人覺得時間太短，壓力較大。

對于單一方法，除非沒有數(shù)據(jù)——但我認為只要同學們想做，總是可以做一點點的數(shù)據(jù)分析。

即便是定性分析、案例研究，也可以用描述性的統(tǒng)計和一定的定量分析方法來做，例如回歸。

打個比方，大家剛剛提到的研究蘇丹或者利比亞的某個對象，就可以使用問卷調查的方法，雖然問卷方法不一定是最佳選擇，但數(shù)據(jù)與回歸的組合肯定能為大家的案例研究錦上添花。

因此，我個人認為，方法訓練是比較重要的。我并不是唯方法主義者，但對于年輕人來說，“此時不學方法更待何時？”——如果不學定量方法，將來就很容易偷懶，基本功底不行，就會非常痛苦。從海外留學回國的同學如果還在定量領域趕不上本土培養(yǎng)的同學，那怎么能行呢？

理論志：是的。重社會學、歷史學、哲學，以及政治思想史，這是劍橋大學政治學系相對于牛津大學和美國大學的政治學系而言的學科特質。

劍橋的學術訓練更注重話語分析類，而定量研究訓練比較少，我們也在掙扎糾結。（注：此問題與上一問題的發(fā)問者為劍橋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唐世平教授

給大家“劇透”一下，我們最新開發(fā)了一款可以說是“傻瓜”的QCA工具——使用這個軟件，研究者不必費心于繁雜的QCA數(shù)據(jù)準備工作，只需把數(shù)據(jù)放進去就可以運行。

這是我們專門招收了一位計算機專業(yè)畢業(yè)（復旦大學復雜決策分析中心）的同事開發(fā)的，功能十分強大。幾十個案例和變量放進去都可以計算，只是計算時長的問題。

我想說就方法而言，我最開始用QCA時對其理解也并不充分。它其實更適合事件類的分析，比如說各類危機。因此我們一直在致力于發(fā)展這個技術，也是由于我研究國際危機。

我們現(xiàn)在還同蘇若林博士合作，她是我此前的博士生，后來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師從邁克爾·霍洛維茨（Michael Horowitz）攻讀博士學位。

他們有一個領導人數(shù)據(jù)庫（Leaders' Dataset: Leader and War），數(shù)據(jù)集較大，但通過QCA數(shù)萬個觀察、幾十個變量都可以運行。所以這個QCA軟件會非常實用，即“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understand the results”。

需要強調，大部分的社會事實都是由相互作用驅動的，單個變量驅動的東西比較少，QCA和定量方法接近，體現(xiàn)著一種相互作用，而定量基本上做三個變量的交互項就可能把大家“繞進去了”，這點它比定量方法有更強大的優(yōu)勢。

理論志：非常感謝唐老師，理論志希望將來專門做期推送來介紹唐老師開發(fā)的這一簡便化的QCA工具，想未來必會對整個社會科學界研究方法范式革命將有一定的影響，想請教涉獵廣泛的唐老師，對于青年學人而言，在自己未來的研究和關懷方向上應該如何確定研究興趣呢？

唐世平教授

剛剛其實我也講了一點，同學們如果覺得某一個研究在完成后覺得“不可持續(xù)”，就可以不要孤注一擲在這一領域琢磨了，在自己覺得“不可持續(xù)”的領域費心恐怕會成為“白用工”。

當然，如果一些同學研究的是政治哲學或政治思想史則另當別論，這些研究領域和政治科學的敘事差異比較大。

據(jù)我看來，整個實證社會科學領域聚焦于兩個根本性問題，一個是合作與沖突，或者叫戰(zhàn)爭與和平，另一個是國家的興衰，包括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穩(wěn)定和社會繁榮等方面。

對于學習政治學和國際政治的同學們，如果研究問題距離這兩大根本性問題太遠，我的建議是不要做，因為很有可能缺乏研究意義。

我們可以換位思考，絕大多數(shù)學者們都在這兩個領域上拓展邊界與深耕，如果某一研究離這兩個領域太遠，成果也許會無人問津。

理論志：基于唐老師在族群沖突方面的研究想請教您一個具體問題，埃塞俄比亞復興大壩修建至今引發(fā)了一系列族群沖突，且并非發(fā)生在一國之內（埃及、蘇丹、埃塞俄比亞），您一直在族群資源研究領域深耕，我們能否從您的油田跟族群沖突的關系研究延伸到其他方面，例如談一談您對大壩政治的看法呢？

唐世平教授

完全可以。大壩的興建事實上對水資源的地區(qū)調配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引發(fā)所謂的“大壩政治”或“大壩沖突”。

我把它稱為政治（或治理）中的再分配的問題。興建大壩一定會讓某些人受益，讓另一些人不受益，甚至損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既得利益者則想要受益更多。

事實上，大壩和石油、鐵路等都有異曲同工之處，比如我參觀過的亞吉鐵路（注：連接非洲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和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的鐵路），這些都可以認為是外生沖擊引發(fā)的再分配問題。

這也意味著，不僅是資源本身，還有圍繞開采、使用、調配資源而進行的工程建設，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例如水利建設不只與“水”有關，亦涉及到再分配問題，例如在不同族群的勞工之間，究竟是雇傭這個族群還是另一個族群：這些問題都可以進行廣義的擴展。

理論志：最近不少政治學和比較政治學的學者在做發(fā)展型國家的研究，請問您對于阿西莫格魯?shù)膶Ｖ秶覟槭裁词　罚╓hy Nations Fail）怎樣評價？

唐世平教授

就我個人而言，阿西莫格魯著的此書不值得讀。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新著《經(jīng)濟發(fā)展的制度基礎》（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Systemic and Evolutionary Understanding）第一章已經(jīng)批判了他的觀點和一系列過往政治經(jīng)濟學經(jīng)典作者，包括奧爾森和諾斯的相似理論。

他們都有三個根本性、概念性、基礎性的錯誤：

第一，例如汲?。╡xtractive）、包容（inclusive）等這類巨大的概念是沒法度量的。如果學者們不能度量它，那這個概念是無意義的；

第二，他的理論化非常粗糙，可以說是一種自我循環(huán)論證: 包容性制度導致經(jīng)濟發(fā)展，汲取性制度導致經(jīng)濟衰退，這種解釋難以贏得讀者認同。

第三，他大體是從諾斯對英國光榮革命的分析引申出來，區(qū)別不大，只是換了一個標簽，很多經(jīng)濟學家已經(jīng)對諾斯進行了批判，認為他基本上不懂英國的經(jīng)濟史。

稍加思考便知，他的邏輯存在太多的粗糙概念，加上自我循環(huán)，再加上英國的“輝格人的神話”——我是勝者故我所言所行就是對的；但歷史不是這樣。

理論志：最近不少研究團隊正在關注“戰(zhàn)爭和時間的關系”這一課題，許多學者發(fā)現(xiàn)社會學和政治學對于時間、特別是關鍵節(jié)點的研究路徑和理論切入點不太一樣。例如，威廉·H·休厄爾（William H. Sewell）是從社會學角度切入，探討事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而保羅·皮爾森（Paul Pierson）對于時間這一機制的政治學研究探討的思路似乎與之有較大分野，想請問唐老師如何看待時間研究的兩條學科脈絡？

唐世平教授

首先，我不太關心時間作為一個主觀問題，例如諾伯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很早的著作《什么是時間？》（What is Time?）。我關心的是時間和空間作為一組客觀變量是如何影響人類社會的。

這方面我自己發(fā)表的文章相對少，比如之前我和郝詩楠博士合作的作品[郝詩楠，唐世平.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時間:時序和時機[J].經(jīng)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02):194-205]，郝詩楠博士又同葉成城博士合作的作品[葉成城，郝詩楠.政治學研究中的時間性:因果機制與事件的時間狀態(tài)類型[J].復旦政治學評論,2019(01): 205-237.]，同學們感興趣均可以去閱覽。

我沒有投入特別多時間去研究這一話題，但大家依舊可以看到國內學者在時間和空間的理解上已經(jīng)有了一些不錯的發(fā)展，尤其是郝詩楠博士和葉成城博士合作的那篇作品《政治學研究中的時間性》，就我看來，已經(jīng)比皮爾森當年的作品好很多了。

因此，我想告訴大家，國外的學者并不一定比我們好，現(xiàn)在我們國內的學者也比很多國外學者厲害不少。

理論志：非常有幸邀請到唐老師為我們帶來精彩的故事分享和線上問答，謝謝唐老師，期待下次能夠親赴上海當面聆聽您的指導！

唐世平教授

謝謝大家，再見！

專訪中提及的唐世平教授所著相關文獻如下：

郝詩楠, 唐世平.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時間:時序和時機[J].經(jīng)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02):194-205.

熊易寒, 唐世平.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與族群沖突升級[J]. 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 2015(10):83-103.

周亦奇, 唐世平.“半負面案例比較法”與機制辨別——北約與華約的命運為何不同[J].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18(12):32-59+157.

Li H. & Tang S. (2017).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the ethno-geography of oil and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 135-158.

Tang S. (2009). 'The security dilemma: a conceptu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18(3), 587-623.

Tang S. (2011).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toward a dynamic and integrativ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7(2), 511–536.

Tang S. (2011).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 63(4), 711-749.

Tang S. (2013).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ng S. (2015). 'The Onset of Ethnic War: A Gener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33(3), 256–279.

Tang S. (2017). Understanding Ethnic Conflict: Four Waves and Beyon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Tang, S. (2022).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ang S., Xiong Y. and Li H. (2017). 'Does Oil Cause Ethnic War? Comparing Evidence from Process-tracing with Quantitative Results', Security Studies, 26(3), 359-390

唐世平教授擔任CEO的掌中星球平臺推出端午專場購物節(jié)，點擊圖片前往選購。

以往有關唐世平教授作品相關推送：

采訪日期：2022年5月9日

采訪地點：騰訊會議

責任編輯：安宇洋 張思烜

隨訪編輯：李 立 楊子堃 盧志朋 趙迪新

審核：盧志朋

終審：李 立

本文推送內容為Political理論志采編首發(fā)，文章僅代表嘉賓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立場。如需轉載本文須經(jīng)過理論志編輯部和嘉賓本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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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族群沖突與戰(zhàn)爭和平：專訪著名社科學者唐世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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