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面向與解釋：韋伯理論中被忽視的或然論與社會理論的未來

摘要：

馬克斯·韋伯作為“詮釋論”的文化理論家形象，即人們用來應對無意義世界的意義之網(wǎng)，在今天基本沒有受到質(zhì)疑。本文提出了韋伯社會學的一個不同的形象：而是他們在一個本文提出了韋伯社會學的一個不同的形象：意義不會把行動者帶離無意義的深淵，而是幫助他們在一個充滿可能性（Chance）的世界里航行。通過從韋伯的晚期著作中找回這一概念，我們提出：社會學家所要理解的秩序（order）的基礎不是混亂（chaos）。相反，行動是可解釋的，因為人們將自己面向于可能性（possibilities）和概率/或然（probabilities）之間，而這些可能性和或然是真實的但不可知的。在這個框架中，解釋（interpretation）和或然性（probability）是盟友，而不是對立面。韋伯系統(tǒng)地使用概率/或然作為概念形成和社會學解釋的核心資源，嚴峻挑戰(zhàn)了當前將概率理解為純粹的統(tǒng)計學、非理論性的觀點。我們概述了：當社會學的基本范疇被理解為植根于“可能性”時，會引起的差異，并指出了韋伯的或然論對當代圍繞預測、行動和解釋問題討論的更大影響。

關鍵詞：因果性，解釋，或然性，社會行動，韋伯

作者簡介：

Michael Strand 布蘭迪斯大學社會學系

Omar Lizardo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

文獻來源：

Strand, M., & Lizardo, O. (2022).Chance, Orien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ax Weber’s Neglected Probabilism andthe Future of Social Theory. Sociological Theory.

本文作者：Michael Strand, Omar Lizardo

本文比較了韋伯的兩種形象：一種將其視為或然論者，認為社會行動根植于期望；一直是今天主流的理解，將其認為是詮釋論者，認為人們用意義之網(wǎng)應對無意義的混亂世界。這種被廣泛接受的觀點根植于對韋伯的客觀性概念的誤解，以及對社會行動和秩序根源的誤解。社會學家致力于理解的客觀秩序的基礎，不是混亂，而是可能性（Chance）。因為人們將自己導向建構(gòu)起來的或然秩序，所以他們的行動才變得可解釋。因此，解釋和有意義的行動在韋伯社會學和當代文化社會學里有著非常不同的基礎。

認真看待韋伯關于或然性的系統(tǒng)使用，會揭示出當代理論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問題所在。對韋伯來說，解釋和概率是同盟，不是對手。這一點在韋伯《經(jīng)濟的社會》的第一部分得到論證：可能性的觀念不是一種預言式的關切；相反，它是概念形成（concept formation）、描述一種行動的形式理論、以及建構(gòu)社會秩序的關鍵資源。但是，韋伯關于可能性論述的意涵還沒有被充分理解，部分因為缺乏思想史中的哲學或然論（probabilism）的考察。韋伯是從19世紀關于或然性/概率的對話中提取出關于可能性的核心觀念的。這種觀點認為，人們以期望（expectation）或判斷（judgment）的形式，間接面對真實存在但不可知的可能性和或然。

因為可能性在韋伯概念建構(gòu)中的關鍵作用，如果不理解這一概念，很難把握韋伯的解釋社會學的特征。這些特征描述了由“可能性、或然和風險”組成的客觀秩序，這是人們將在每個行動時刻面對的客觀秩序。這種秩序的客觀性不是外生的。相反，客觀秩序被預期性的行動所持續(xù)建構(gòu)，而這種行動又被或然性的期待所塑造。對韋伯來說，人們以客觀可能性（Objective Possibility）為導向時，（可觀察和測量的）實際秩序產(chǎn)生自：可能性（chance）與主觀期望之間的互動。人們用秩序的概念、規(guī)則、共識和懲罰的循環(huán)（looping）來“建構(gòu)”社會秩序，由組織、行業(yè)協(xié)會、協(xié)議來維持。我們表明：這種連接客觀和主觀的循環(huán)，如何與其他關于社會秩序形成的建構(gòu)主義觀點有著家族相似之處。（“家族相似”概念源自維特根斯坦，意為各種有相似性的東西構(gòu)成一個家族，家族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與其他成員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但沒有一個家族中的所有成員都具有的“本質(zhì)”）

值得說明的是，韋伯的這一或然版本的建構(gòu)論與當代——即伯格和盧克曼的社會建構(gòu)論——的路徑不同，差異再次體現(xiàn)在人們選擇行動方向時的假定對象上。對韋伯來說，客觀的社會秩序由可能性（Chance）的特定形式組成，這些可能性同相應的期望相匹配（“循環(huán)”）；對傳統(tǒng)的社會建構(gòu)主義者來說，非或然的制度秩序建立在沉淀的類型化（typifications）上。從或然論的角度來看，社會行動的動態(tài)最好通過參考對或然的預期來理解，這種預期保持其不平衡的、流動的和分布式的狀態(tài)。社會行動的典型性、風險性或不可能性是對可能性和概率的觀察（observations），獨立于已經(jīng)被記錄的頻率（frequencies）；這些觀察或多或少成為實現(xiàn)社會生活的“客觀”層面的經(jīng)驗性的同義詞。

在確立了韋伯的或然建構(gòu)論相對于當代理論的獨特性之后，我們對韋伯的概念建構(gòu)、社會學解釋和行動理論的方法進行了全景式的重建，這些都建立在哲學或然性的概念之上。我們提取了韋伯社會學的基本要素，其中或然性觀念是解釋和說明的核心。我們解釋了為什么可能性對韋伯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以及這一另類傳統(tǒng)是否對今天的理論和研究具有未被發(fā)現(xiàn)的啟示。我們的結(jié)論是，將韋伯的社會學重新解釋為或然論，為改變社會學理解概率的方式奠定了基礎，使行動具有或然性，并將概率定位在世界中而不僅僅是數(shù)據(jù)中。

基于或然論的建構(gòu)主義

詮釋主義者看來，韋伯是主觀意義的理論家：文化是一個有限的符號碎片，從混沌世界中一直存在的、無限的無意義中勉強劃出。帕森斯最后一次（也是他最失敗的一次）思想論述，就是給我們留下一個“文化韋伯”（cultural Weber），沒有太多扭曲的同時，將韋伯改造成在他自己的系統(tǒng)化中發(fā)揮作用的分析文化概念。這只是眾多留下來的社會學韋伯之一，但已經(jīng)在美國文化社會學中獲得了優(yōu)勢地位。

在尋找文化韋伯的基本元素過程中，格爾茨提供了最生動、最后也最有影響的途徑。格爾茨式的韋伯是這樣的：“所有的經(jīng)驗都是被解釋的經(jīng)驗，而它被解釋的符號形式因此決定了......它的內(nèi)在性質(zhì)”?！耙饬x的問題”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反事實，我們被要求想象一個沒有文化的人類動物會是什么樣的怪物。格爾茨說，“如果沒有文化模式——重要符號的組織系統(tǒng)——的指導，人的行為幾乎是無法控制的，僅僅是無意義的行為和爆炸性的情緒的混亂，他的經(jīng)驗幾乎是沒有形狀的。”因此，人們開始尋求意義，對現(xiàn)實做出反應。在這里，韋伯是一個“理解式的悲劇理論家，演員是...面向宇宙意義的問題”。格爾茨將此作為韋伯的基本觀點，直接轉(zhuǎn)向意義問題，作為解釋社會學的基本條件（參見Peacock 1981）。對于當代社會學的文化韋伯來說，由于其強烈的格爾茨色彩，文化模式的先定存在既是解釋行為的基礎，也是解釋行為的理由，其有效性和存在性由此被確立。

但是，這種觀點有一個形而上學預設：人們面對的客觀現(xiàn)實是不透明的、無意義的，需要解釋。但韋伯社會學中的可能性（chance）并不同于不確定、隨機性。在這個世界上，從主觀角度看，結(jié)束混亂的可能性與其說是“無名之物”的普遍存在，不如說是意外事件的存在。秩序來自于對典型行動路線的面對和它們的預測屬性——這樣，韋伯將一種非常規(guī)的或然方法納入了社會學，繞過了人們普遍認為將概率用于分析目的所必需的東西。

在常規(guī)的說法中，概率需要對發(fā)生的頻率進行數(shù)字記錄和計算，以便能夠作出一種熟悉的知識陳述（例如，X將以p的可能性發(fā)生；Z更有可能發(fā)生在Y身上而不是X身上；鑒于事件B發(fā)生，A發(fā)生的條件概率為q）。相比來說，韋伯認為：可能性存在于這個世界上，盡管當涉及到“自然事件”時，我們的期望是不重要的，但對于我們“可以從他人那里期待有主觀意義的行為......[我們]因此可以以不同程度的準確性，預測由某些意義關系產(chǎn)生的概率”的情況，期望并不是不重要。在這里，韋伯對概率論語言（預測、概率、準確度）進行了相當非正統(tǒng)的使用。社會世界，正如人們所經(jīng)歷的那樣，是內(nèi)在地或然的，而不是作為科學家計算的副產(chǎn)品的概率理論。此外，社會經(jīng)驗的或然維度與解釋維度是完整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或然性，實際上可以成為通往解釋的有效道路（而不是對立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客觀性”（objectivity）并不像頻率計數(shù)那樣進入分析，也不像外在的理性標準或存在的形而上學那樣。客觀性是指從“可能性”（Chance）中構(gòu)建或然的秩序（ordersof probability），并對社會行動的解釋產(chǎn)生影響。就其本身而言，可能性指的是世界上單一的、不相關的事件，它們只是“發(fā)生”，但沒有我們可以知道或預測的順序。

首先，可能性不是一個靜態(tài)的（“名詞性的”）東西“本身”，而是我們的預期或預測模式識別所抓住的或循環(huán)的東西，其形式與準確的猜測并無不同，盡管我們猜測的東西最終總是在其可知性上無法得到。第二，這不僅僅是認識論的主張，或者是關于知識性質(zhì)的陳述。或然論適用于通過新的循環(huán)效應來構(gòu)建社會世界，對韋伯來說，對這種效應的研究使社會學在行動科學中與眾不同。韋伯有一個著名的觀點：社會學的特別關注點是社會行動。但這不僅僅是一個定義性或陳舊的類型學主張；相反，它附著于韋伯認為社會學必須作為公理的那種建構(gòu)主義的或然性觀點。行動可以根據(jù)對“自然事件”的預測而形成模式，但這并不能說明我們?nèi)绾巍邦A測”他人的期望，與我們的行動相協(xié)調(diào)。相反，社會行動由“通過預期的面向”（orientation by expectation）組成，作為對“一個（可特指的）可能性的存在”的循環(huán)效應（looping effects）。

這樣一個框架構(gòu)成了對當前客觀性和概率的傳統(tǒng)含義的徹底反叛。韋伯的這種觀點不能用簡單的“主觀vs客觀”來區(qū)分，而是如前所述，用“循環(huán)”連接起主客觀。不管一個面向具體是什么，它在社會行動中的存在，將通過反復和重復作為持久的循環(huán)效應來構(gòu)建秩序和制度。在這方面，韋伯的或然論方法與當代一些假設行動和客觀秩序之間存在類似循環(huán)關系的論點，如結(jié)構(gòu)化或場域理論，有一種家族相似的關系。然而，我們認為韋伯的方法與當今最有影響力和最成熟的建構(gòu)主義方法之間存在著具體的差異，這種差異的根源在于他們對行動如何獲得社會建構(gòu)能力（how action acquires asocially constructive capability）的不同的理解。

傳統(tǒng)的社會建構(gòu)論者認為，人們面向類型化來產(chǎn)生有意義、可解釋的行動，類型化變成了日常知識，社會結(jié)構(gòu)則是類型化的總和。類似的概念還有圖式（schema）。他們希望解決的問題都是：如何從一個缺乏明顯意義的世界中構(gòu)建出什么，這樣才能連接起認知（cognition）和社會秩序的再生產(chǎn)（reproduction of social order）。例如，規(guī)則或法律的存在意味著人們的概率性預期得到了保障，因為它們受到持久的循環(huán)效應的影響，確保（盡可能地）任何意外都不會發(fā)生。對韋伯來說，像市場這樣“理性的”和像語言這樣的習慣的或傳統(tǒng)的自發(fā)秩序是建立在對可能性的共同面向（common orientation）上的——個人擁有特定的期待，因為他們能面向反復出現(xiàn)的可能性。

在韋伯的或然社會學中，社會行動和社會秩序中的主要突發(fā)事件是認知上的，但不是作為知識或模式。相反，社會秩序的“認知基礎”指的是：或然性期望在循環(huán)中的接口（interplay）。韋伯的或然論將類型化換成了“客觀上正確的”行動模式，根植于（并強化了）對可能性的“有效”判斷。這里，類型性（typicality）指的是長期存在于社會行動中的預期。因此，韋伯的解釋社會學將社會秩序的構(gòu)建描述為通過或然性預期來維持和塑造循環(huán)。社會行動是可解釋的，因為它面向的是一個構(gòu)建為可預測、可預期的可能性世界。

面向（orientation）、可能性（chance）與解釋（interpretation）

韋伯解釋社會學的一個核心概念是面向（orientation）。它不是文本解釋，也不是概念表征，而是根植于時空位置。面向與模仿的不同在于：面向既是有意義的，也是有因果關系的，是“對可能性的面向”，而模仿只是有因果關系的，是對其他人的具體行為的面向。行動是“有意義的”，具有“預期的意義”，并作為“社會行動”出現(xiàn)，因為它面向其他人，也面向其行動的同一意義“來源”（source）。社會行動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建立在一個主觀的面向（subjective orientation）之上；與主觀面向?qū)模强杀惶囟ɑ目赡苄裕╯pecifiable chance）。

要將意義與因果關系聯(lián)系起來，就需要仔細看帶韋伯構(gòu)建社會行動的或然性解釋：在循環(huán)效應影響的背景下，有意義的行動作為一種客觀上可驗證的主觀面向，可以被觀察者觀察到。典型行動在經(jīng)驗上可觀察到的存在標志著一個可能性空間的構(gòu)建，在這個空間中，主觀和客觀相一致，期望（expectation）循環(huán)成可能性（chance），社會行動被采取。使用這種方法，社會學家可以解釋：“充分的原因（Adequate Cause）”（而不必訴諸還原論的個人主義）；可以解釋對集體的“人格化”——具有自我作用的屬性，如國家、公司、慈善基金會等；或米爾斯關于必要和充分條件的隱含決定論。解釋社會學家通過關注“主觀上持有的期望......在有效經(jīng)驗基礎上形成的期望”進行推論。行動越是具有這種“面向”，就越是不能通過借由任何替代性的非社會影響（如心理學、生物學和法律），來提高其過程的有意義的可理解性。

因此，當可能性的建構(gòu)以行動的社會和非社會因素的混合為特征時，韋伯對這種類型之間的明確劃分持懷疑態(tài)度。作為一種分析方法，推斷“充分的原因”依賴于：具有或然預期的“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與不具有概率性預期的“行動”（action）之間的比較。在這個意義上，原因的“充分性”指的是一種成功捕捉到循環(huán)效應的解釋。韋伯指出，在不需要明確的概率知識的情況下，人們會進行或然性比較。社會行動者將會以其他行動者的期待來規(guī)范自己的行動，而這種行動面向的是社會秩序，其中蘊含著行動者對社會秩序的期望；借此過程，行動被循環(huán)過程所捕獲，成為社會行動。

在韋伯看來，社會學與法律、心理學、歷史和自然科學等其他學科共同將“行動”作為焦點。然而，社會學的獨特優(yōu)勢在于：找到作為可觀察行動的充分原因的可能性構(gòu)造。當社會行動更接近于被建構(gòu)為客觀可能的東西時，它就是“充分的原因”。如果我們發(fā)現(xiàn)人們不再以可能性的特定化為面向，或者某些期望完全消失，那么我們可以推斷：一個建構(gòu)的秩序消失了。循環(huán)可以打破，從而使社會行動被孤立，并使其更難解釋，因為它僅僅作為行動，并承擔了更多的主觀性。

或然論社會學的基本形式

或然和解釋是互為前提的，如果不考慮或然性的期望，就不可能有解釋。只有當“客觀概率”無法找到相應的主觀取向時，我們才應該傾向于參考統(tǒng)計頻率表而不是解釋，這主要是因為它不依靠我們的預期發(fā)生。韋伯關于“在同一行動中，個人自然可以參與多種社會行動”的討論中，面向、期望和可特定化的可能性范圍之間的聯(lián)系是很清楚的：

某人與X執(zhí)行的商業(yè)交易，他擁有Y的授權(quán)書，而Y又可能是一個自愿協(xié)會的"代理人"，包括（1）一個口頭和（2）一個書面協(xié)會，（3）與X個人的交流協(xié)議，（4）與Y個人的另一個協(xié)議，（5）與參與該自愿協(xié)議的人的行動；（6）而該商業(yè)交易在其條件中，共同面向?qū)ζ渌涣骰锇椋p方的競爭對手）的潛在行動的期望，并面向關于合法性的相應共識，等等。（韋伯，1913/1981：171-72）

有意識選擇的“目的和手段”包括商業(yè)交易本身，這突出了行為展開的預測環(huán)境，特別是社會行動者必須如何面向以進行交易。隨著我們的深入，我們最終達到了“關于合法性的共識”，這表明如果個人和書面的關聯(lián)是期望的來源，在這些背后有一個規(guī)則的框架。然而，這些規(guī)則并不直接支配“客觀上正確”的行動。相反，韋伯認為，參與交換的各方所隱含的共識是以這些規(guī)則為面向的，即使知道這些規(guī)則本身對解釋這種情況下的社會行動沒有什么幫助。

這里是一個社會行動展開的預測環(huán)境的基本成分：其中一些以人際（interpersonal）面向為特征，其他方面以對（永遠不會見面的）他人的面向為特征，但由于規(guī)則等事物的存在（以及更具體地說，人們所了解的“共識概率”），人們可以對這些事物有所期待。在所有這些關頭，某些可能性是客觀的，或被賦予“客觀有效性”。不是任何事情都能發(fā)生，也不是在任何人身上都能發(fā)生。期望可以在這些基礎上形成，例如本語境中，商業(yè)交易借此可以發(fā)生。

總之，到1913年，韋伯已經(jīng)將非傳統(tǒng)的或然論提煉成一個關于行動和集體秩序構(gòu)建的雛形理論。后來在《經(jīng)濟與社會》中，韋伯在此基礎上提供了一個連貫的概念和主題框架，顯示了或然論社會學的分析潛力。我們現(xiàn)在將通過強調(diào)或然概念使用的可能性/期望循環(huán)這一重點來說明。

作為一種或然論的方法，解釋社會學的特點是持續(xù)關注“一個（可特定化的）可能性（chance）的存在”，作為社會行動的一個面向。不同類型的社會行動之間的主要區(qū)別在于：主觀面向是如何促成一個反復出現(xiàn)的模式的。

圖源原文。

圖描述了韋伯的可能性/期望的循環(huán)。可能性的特定化配置能夠捕捉主觀的面向，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個回到客觀可能性的循環(huán)，作為期望。韋伯明確地把這描述為一個相互的因果循環(huán)，這樣，客觀可能性是主觀期望的充分原因，反之亦然：

客觀上“有效的”共識——在可計算的概率意義上——不能與個體行動者的依賴（即其他人會把他的期望視為有效）相混淆。同樣地，協(xié)商得到的秩序有效性也不能與遵守其主觀意圖的主觀期望相混淆。然而，在這兩種情況下，在概率的平均客觀有效性和當前的平均主觀期望之間，存在著一種可理解的充分因果關系。（韋伯，1913/1981：168）

在社會行動中，期望不是一個人單獨擁有的。相反，它們產(chǎn)生于減少純粹主觀動機和意義的學習。對韋伯來說，關于或然的期望是主觀的建構(gòu)，通過一個因果過程對應于可能性的客觀建構(gòu)。

對于韋伯來說，社會學家對一般概念的構(gòu)建意味著人們擁有“評估[概率]所需能力的平均尺度，從而幫助構(gòu)建概念所描述的集體秩序?！焙诵牡募僭O是：“客觀存在的平均概率被......行動者主觀地考慮到了”。客觀可能性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統(tǒng)一的；并不意味著社會行動將以同樣的方式面向它們。

可能性/期望的循環(huán)表明在這方面有許多變化的可能。例如，如果一個集體秩序意味著循環(huán)中的主觀和客觀的重合，那么對這個秩序的一個可能的面向就是違法者的面向，他“將他的行為面向他主觀上有意識地違反的規(guī)則”。行為者是否以某種特定的可能性為面向，如果是的話，他們是如何被面向的，就會導致特定的社會行動模式。然而，這里變化的一個關鍵來源是，“期望的范圍有多廣，一個行動者認為他可以理性地面向他的行動”的范圍，就有多大。

韋伯式的或然論與社會理論的未來

本文認為韋伯倡導一種解釋社會學，向社會學家提出了解釋社會行動者投射到世界上的意義的分析任務，從而將世界從內(nèi)在的無意義的混沌狀態(tài)中去除，使行動、主體性和社會建構(gòu)成為可能。韋伯的世界是一個可能性世界，其中，人們基于面向，在客觀可能性和期望的循環(huán)中反復確證。社會學家不必把概率/或然作為一個純粹的方法論問題，或者把以數(shù)據(jù)為中心的頻率知識放在中心位置。相反，概率/或然可以直接從社會行動中被找到，作為理解和理論化社會行動的一種特殊方式。統(tǒng)計學可以（有時）將數(shù)字指數(shù)附加到這一環(huán)境的各個方面，但它們不能說明社會行動的充分原因，這些原因本身仍然是概率性的。因此，對韋伯來說，將充分原因作為循環(huán)效應的結(jié)果和可特定化的可能性的構(gòu)建，是社會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智識活動的理由。

編譯 | 范屹檳

原標題：《頂刊編譯 | 可能性、面向與解釋：韋伯被忽視的或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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