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間，我收到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人類所的入學通知。臺北家里的書，一只胖貓，全都來不及打包，就拎著兩個皮箱，搬到紐約去了。這一去就是7年。7年間，一波多折，換了學校，搬家7次。從650美金的皇后區(qū)的郊區(qū)單人房開始，到2015年夏天，1100美金才能在布魯克林租得到一間小房。幾年間，我周遭同為國際學生的朋友，碰面話題離不開租金上漲多少，室友的瘋狂行徑，或是昨晚小區(qū)的槍擊案。

作為美國最大的都會區(qū)，紐約市區(qū)的5個區(qū)有810萬人口，而大紐約區(qū)則有1900萬人口。其中， 69% 的居民是租客，只有31%的居民住在自己擁有的房產中。作為一個租房為常態(tài)的全球城市，紐約的空屋比例很低，約為3% - 5%。

房租穩(wěn)定法案

租屋市場競爭相當激烈，好的房子要是價錢合理， 一天或甚至數小時內就會被搶租走。 自二戰(zhàn)后，房租飛漲的現象逼得紐約州市政府出臺幾代的房租管制法案。1969年開始，紐約市采取了一個更為先進的《租金穩(wěn)定法》（Rent Stabilization Law），限制了許多建筑每年的房租漲價額度，早期約涵蓋了40萬棟建筑物。延續(xù)至今，這些被劃進房租穩(wěn)定建筑的單位，每年租金漲幅被限制在低于3%。但市場上一般的租房，租金每年的浮動，則一般為15% 到 30%左右。但是，租客必須自1970年代起，就持續(xù)地住在這些建筑里。租戶除了死亡，幾乎不會放棄這樣的租房單元。

我的一位朋友，父母在靠近時代廣場的精華地段，自1970年代便承租了一個房租穩(wěn)定的租房單元。這一套三房的大公寓，至今租金仍在1000美金以下。每年跨年，我們都會在那個公寓露臺上看廣場煙火，也聽了不少房東怎么千方百計想趕走老房客的故事：暖氣不修，電梯放任陳舊等等。

有著不斷涌入的租客，紐約各租屋網站也就應運而生，如Craigslist, StreetEasy, Citi Habitats等。Craigslist 是最早的一個網站，形式自由，類似58同城，各項的資訊都可以發(fā)布。Craigslist這種網站的好處是可以避免租屋中介，藝術家找藝術家，設計師找設計師，讀書人挑博士生，遇上志同道合的人，馬上一拍即合。而租屋中介一般會收取一個月的租金作為中介費。同時，租屋詐騙的糾紛也是層出不窮。

布魯克林大橋，連接對岸的曼哈頓。本文圖片除特殊標注外均來自作者。

公交不便的皇后區(qū)

紐約是有名的種族多元，剛到紐約的第一年，我在皇后區(qū)的一個臺灣人家庭，租了一個二樓的房間。對當時以獎學金維生的我來說，650美金的房租相當經濟。這個小區(qū)位在猶太人與俄國人小區(qū)之間， 小超市里是一桶又一桶的鹽漬咸魚，還有布滿俄文的貨架。過了兩條街，就是傳統(tǒng)猶太社區(qū)，大家語言不通，宗教相異，仍然相安無事地比鄰而居。

我的臺灣房東家里有一位年長的老太太，在美十多年，一句英文都聽不懂，每天看臺灣新聞，臺劇追得比我還厲害。我和另外兩個臺灣研究生，住在這家的二樓，春節(jié)的時候三個人圍桌吃火鍋，還在趕報告，帶書上坐，醬油都滴到書本里。

在皇后區(qū)的租房生活伴著我度過了在紐約的適應期，但距離在曼哈頓下城的學校，通勤時間要一個半小時。地鐵得搭到快線最后一站，再換公交車。幾次冬天大雪時，我在城里待到太晚，錯過了最后一班公交車，漫慢雪夜里得走30多分鐘。

文青聚集的威廉斯堡區(qū)

第二年我搬到當時風潮未興的布魯克林北區(qū)，住在哥倫比亞朋友家里的一個小閣樓，周圍是多米尼加小區(qū)，這里離學校更近。但是2008年起，布魯克林北區(qū)從原本以意大利與南美洲裔為主的工人社區(qū)，開始涌入年輕白人，出現了文青商店、咖啡店、新潮酒吧，以及時髦的歐洲人租客。特別是在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區(qū)，幾年間就變成全球文青（hipster）的大本營。

威廉斯堡區(qū)沿著河，原本是貨物集散地，到處是汽車維修倉庫。1980年代開始，美國制造業(yè)大量外移，這些在曼哈頓外圍的工業(yè)建筑便開始大量閑置起來。早期房價低廉，文青們以及被曼哈頓Soho高額房價擠出來的藝術家 開始跨過河，進駐到這些工業(yè)建筑里。藝術家們改造這些倉庫建筑，做自己的設計品牌或酒吧餐廳，也漸漸地吸引了文青、年輕人、音樂家、創(chuàng)意人到此聚集。至今你還可以在威廉斯堡區(qū)的幾個酒吧里買到，再便宜不過的1美元的整塊披薩，還附送飲料，那是因經濟拮據的音樂家和藝術家，而誕生出來的文化。

威廉斯堡區(qū)的街道，現已成為全球文青集中營。圖片來自網絡

街區(qū)一旦風潮起來，周邊的房價便水漲船高。原本集中在威廉斯堡區(qū)北邊像是我這樣的博士生和藝術家、作家等，遂再度被高額的房價擠出威廉斯堡區(qū)。

2009年，我搬離威廉斯堡區(qū)，先往布魯克林東南面搬去，住在一個波蘭移民的社區(qū)里。那里離市中心遠了，空間和街區(qū)都安靜平穩(wěn)許多，但是這個樹蔭密布的住宅區(qū)對沒有車的我來說，漸漸吃力起來，尤其是面對日益減少班次的公交車。美國自1980年代起，對公共交通運輸預算持續(xù)縮減，這在郊區(qū)公交車上反映最為明顯。住在郊區(qū)的這一年，周末時常是一個半小時才有一班公交車。一年后，我不得不搬離這個波蘭社區(qū)，往布魯克林南邊搬去。

柴米油鹽的布魯克林南區(qū)

布魯克林南區(qū)這些年接受了許多被高額房價擠出紐約其他地段的人們，一開始我對這個以非洲裔和加勒比海裔美國人為主的社區(qū)，態(tài)度有所保留。和其他中產階級的街區(qū)相比，這個社區(qū)雖然也緊鄰布魯克林的大公園 ——展望公園（Prospect Park），但是街區(qū)的光景不那么整齊，有些甚至稱得上混亂。在以勞動家庭為主的社區(qū)里，常常得在廉價蔬菜店和加勒比海裔媽媽們搶一把便宜的青江菜，面紅耳赤。

但是三年租屋下來，這個看似混亂的區(qū)域，卻是我在紐約感覺最像家的地方。搬剛到這個公寓時，每天經過在大門口流連的黑人年輕人，總是懷疑他們到底在混些什么。幾個月住下來，這些高頭大馬，十七八歲的大男孩，雖然一臉很酷的外表，街頭混混的樣子，看到我總是變個笑臉，不忘幫我開門，搬重物。鄰居們對我們這種外來人口，從防備到熟悉，互相幫忙照料，都是在紐約這個超大城市難以遇見的。以勞動家庭為主的社區(qū)，雖然沒有布魯克林北區(qū)來的時髦，到處是設計感十足的咖啡店，炫麗的酒吧，但是在南區(qū)，更多的是不同種族宗教，各地移動來的人們，彼此摩擦理解，互相的認同是建立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上：工作，家庭，蔬菜，柴米油鹽醬醋茶。

威廉斯堡北區(qū)的Greenpoint社區(qū)，后工業(yè)美學文青社區(qū)的代表。

成人共居的風潮

紐約的公寓大多沒有美國郊區(qū)的大院子和車庫等。如何在有限的私人空間限制下，多利用公共的公園、圖書館、博物館與廣場，也成為紐約租屋生活的秘訣。對新來乍到的外國學生或是亞洲移民來說，要融入這個以公共城市生活為主調的城市，在多種族的環(huán)境里協調文化與語言差異，互相尊重，都是在紐約生活的挑戰(zhàn)。

紐約各街區(qū)因文化、種族和階級收入而區(qū)隔開來，這是租屋者在找房時要做的最大功課。最好的模式是與朋友合租一個公寓，彼此互相照應。由于房租昂貴，在紐約即使結婚了的年輕夫妻或單身的中年人，與室友合住仍相當常見。成年人共同居住，也成為紐約租屋的一個特色。這與美國以核心家庭為居住單位的模式，有很大的出入。

近年來幾個成年共同生活的社區(qū)都主打這個租屋形態(tài)，比如WeLive, Common, Ollie等等。在租房公司Common， 一個單人間1800美元起的價位并不低廉，主要想吸引白領以及喜歡認識新朋友的紐約客，幾年來也蔚為風潮。與陌生人共同居住，共用餐廳與客廳，讓來自四面八方的紐約客，克服初來乍到城市的孤獨感。有些人覺得在共租屋，即便與陌生人也能建立起朋友圈和社區(qū)感。

威廉斯堡區(qū)合租公寓里的晚餐。一桌上有來自哥倫比亞、巴西、立陶宛、德國以及丹麥的朋友。

我在美國的好友都是幾年來一起租屋的室友。人在外地，大小事靠的是朋友。我在開學第一天認識了一位哥倫比亞同學，后來和她一起住了幾年，而認識了一個哥倫比亞人，就認識了一家子哥倫比亞人，和一整個哥倫比亞社群。我總是和哥倫比亞人一起踢足球、買菜、搬書，甚至上醫(yī)院。

周日，我的哥倫比亞室友Ana Maria做煎餅（arepas），我包餃子煮面，互相盯著對方碗里不知道怎么弄來的東西。離開紐約兩年了，我要是遇上哥倫比亞人或聽到西班牙語對話，還是不自主地感覺親切起來，像是回到布魯克林的家里一樣。

這兩年我移居上海工作，終于負擔得起一個人的空間，終于不用和室友搶浴室，趕著洗澡。與紐約相比，空間上也充裕許多。在上海的學校教書，租房也由學校打點，比起在紐約簡單許多。兩年來，我卻又漸漸懷念起有室友的時光。人還是群居的動物啊，那些年每天面對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以及陌生食物的日子，現在想來，是多么美好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