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傅秉常（1896-1965）從1943年1月到1949年4月，擔任中華民國駐蘇聯(lián)大使，親歷雅爾塔會議等重大外交活動。近日，記錄他在莫斯科工作生活的《傅秉常日記（1943-1945）》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fā)行。本文節(jié)選自該書的序言部分，序言作者傅錡華（Yee Wah Foo）是傅秉常的孫女，譯者張力為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澎湃新聞經(jīng)出版社授權發(fā)布，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

從1923年到1926年，蘇聯(lián)在華北和東北的影響看似微小，但事實上甚是巨大，特別是俄國密探曾接觸過的東北軍閥張作霖，給予蘇聯(lián)若干中東鐵路的特權。對此，北京政府外交總長曾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議。一年以后，蘇聯(lián)管理人員禁止未預先購票的中國士兵登上火車，引發(fā)更多爭議。蔣介石也因此陷入困境，因為張作霖無法及時動員軍隊擊退對手郭松齡。當?shù)氐娜毡拒婈犞捞K聯(lián)支持郭松齡，考慮自己在此區(qū)域的安全和利益，日本軍隊裝扮成中國軍隊來進行干預。之后演變成蘇聯(lián)與日本爭奪東北的奇特戰(zhàn)爭。1925年3月，蘇聯(lián)人宣布將自外蒙古撤軍。其實蘇聯(lián)在外蒙古的影響力早已存在，幾乎不需要再亮出軍隊，此一行動是要證明蘇聯(lián)在當?shù)卣加袃?yōu)勢，即使外蒙古已經(jīng)“自治”。

1929年以前，中國人長期痛恨蘇聯(lián)意圖控制中東鐵路。蘇聯(lián)人不僅經(jīng)營鐵路，其影響力擴及鐵路兩側地區(qū)，利用鐵路機關作為宣傳和政治活動的基地。中國人還以顏色，攻擊幾處鐵路機關，而且不顧蘇聯(lián)抗議，拘捕蘇聯(lián)居民。凡此種種摩擦，導致了1929年5月的戰(zhàn)爭。后來在各國尤其是美國的壓力下，大規(guī)模的沖突得以避免。最后的解決方式是，1930年訂定協(xié)議，依照1924年之協(xié)議將鐵路的組織重整。1935年蘇聯(lián)把中東鐵路售予日本，也就去除了其在東北的特權，但依然保有在新疆和外蒙古的實質影響力。到了1945年中蘇進行談判時，斯大林堅持索回其在華北和東北的利權，身為駐蘇大使與代表團一員的傅秉常，就在談判桌的另一端據(jù)理力爭。

蔣介石的新政府：傅秉常起草民法

1928年底，國民政府已獲國際承認。蔣介石所領導兩年的軍事行動，使中國脫離軍閥割據(jù)，國家因此統(tǒng)一在一個政府之下。此時，中國的領導人力圖建設現(xiàn)代國家，并重振國家尊嚴。1928年初，胡漢民、伍朝樞、孫科暫時辭卸新政府的職務，離開中國到英國和歐洲旅行8個月。傅秉常隨同前往，擔任翻譯，沿途為他們拍了很多照片。他們在英國時，傅秉常加入了皇家攝影學會。會員記錄顯示他是在1928年加入，但似乎只入會一年。他們回國后，胡漢民出任立法院院長，傅秉常則出任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傅秉常的母校香港大學也于此時頒授他榮譽博士學位。

1928年國民政府施行孫文的五權分立制度，建立了立法院，開始起草新的民法。立法院院長胡漢民派傅秉常為起草中國民法委員會主席，負責國家基本法的擬定，并起草民法。起草委員會中的其他人包括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司法院與立法院合聘之顧問巴度及夏晉麟教授。1936年通過的憲法，后來稱之為“五五憲草”。

日本侵略：傅秉常尋求蘇聯(lián)援助

1937年中蘇兩國面對日本的侵略，彼此之間的關系也有了改變。有關中蘇復交的討論一直在進行，8月中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外交和軍事的進一步合作打下基礎，也是中蘇兩國結盟，從西方對抗日本的主要因素。然而1937年到1939年的結盟確實有些問題，蔣介石需要且要求大量的金錢和武器，然而他感覺蘇聯(lián)援助的程度達不到中國的需求，或者我們應該說這一時期，蘇聯(lián)對中國的精神支持相當大。雖然蘇聯(lián)并未對日本禁運，但其國內的經(jīng)濟和商業(yè)合同大幅降低。1937年蘇聯(lián)對日出口總值為3902000日元，一年以后跌至380000日元。中蘇兩國其他的緊張關系，則是蔣介石迫切希望蘇聯(lián)對日本采取直接軍事行動（斯大林并未準備冒這個險），以及懷疑蘇聯(lián)在中共的壯大中有所介入。

此時到蘇聯(lián)最成功的財政訪問團，是國民政府大佬所稱的“立法院秘密訪蘇團”。團員有3人來自立法院，包括孫科和傅秉常。團員包括孫文之子孫科、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傅秉常、經(jīng)濟委員會主席吳尚鷹及立法委員與上海交通大學兼任教授夏晉麟。訪問團于1937年離開中國，1938年1月抵達莫斯科，此次任務完全秘密進行，以避免可能出現(xiàn)的蘇日齟齬。孫科和斯大林的幾次夜間會面，從午夜持續(xù)到清晨。訪問團其他成員都必須整夜等待，直到疲憊的孫科醉醺醺地回來，大家再把零散的情報拼湊起來，用復雜的密碼把電文發(fā)回重慶。1億美元信用貸款購買軍事裝備的協(xié)定就這樣簽署了，中國可向蘇聯(lián)購買炸彈、戰(zhàn)機、坦克和其他裝備。訪問團后來到了法國和英國，雖然受到很好的接待，卻沒有得到任何軍事貸款。

孫科訪問團獲得的援助，對中國的抗戰(zhàn)十分重要。1938年3月于魯南爆發(fā)的臺兒莊會戰(zhàn)，就是用蘇聯(lián)提供的槍支和T-26型坦克作戰(zhàn)，這種武器在中國抗戰(zhàn)期間此一首次戰(zhàn)勝日本、消滅其兩個師團的戰(zhàn)役中確有幫助。另外，1939年12月的桂南會戰(zhàn)，15輛來自蘇聯(lián)的T-26型坦克也扮演了重要的防衛(wèi)角色。傅秉常協(xié)助此一訪問團，使他有了在蘇聯(lián)的寶貴經(jīng)驗，并證明了中國若是無法得到其他主要國家的援助，在適當?shù)那闆r下會得到蘇聯(lián)援助。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fā)后，日本加入軸心國，情況急速改變。中國官員終于可以越來越期待同盟國的支持。傅秉常在日記中寫道：“國際條件之發(fā)展對我們很有利，我們的敵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瀕臨破裂，因此我們的未來不會像以前那樣暗淡。”一個月后，他又記道：“羅斯福總統(tǒng)在前天的廣播演說中提到，中國向美國請求援助，美國已明白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傅秉常與治外法權的交涉

1941年8月，傅秉常出任外交部政務次長，負責治外法權的談判，一如他1928年擔任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以來的任務。許多年來，傅秉常和他的同仁致力于舊條約體系的廢除。他在前一個職務任內起草民法時，研讀法律，因而在進行談判時，已是一名法律專家。“也因此他曾會見并與英國知名人士共事，包括后來的英國駐蘇大使卡爾及駐華大使薛穆。蔣介石決定派他使蘇，無疑就是因為他和這些杰出英國政治人物的關系，因為他到莫斯科還會遇到這些人。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平等新約分別在華盛頓和重慶簽訂，標志著不平等條約的結束。傅秉常在日記中寫道：“我國自不平等條約之初訂，至今適一百年。在此一百年中，我國所受不自由、不獨立種種之痛苦……現(xiàn)始廢除……覺甚快慰者也。”

傅秉常大使在莫斯科工作

最初，傅秉常一點都不想接任駐蘇聯(lián)大使，他在1943年的元旦特別強調此點，指出是因戰(zhàn)時他對國家深厚的責任感說服了他，才接受指派。他的遲疑除了是因離開摯愛的親人和好友而難過，其實也擔心遠在蘇聯(lián)，這是一項艱難的工作。他早就知道在莫斯科推動任何工作，絕大部分要靠和李惟果領導的外交部總務司密切合作，這一點他認為自己辦不到。1941年12月宋子文繼郭泰祺出任外交部部長，蔣介石派李惟果為總務司司長。李是蔣的智囊之一，這些智囊比外交部更能決定外交政策。李惟果曾是傅秉常的部屬，但是兩人的關系緊張。從1月9日的日記得知，雖然宋子文指示李惟果提供汽油給傅秉常的用車，以便晉見蔣介石，但李惟果拒絕，因此傅秉常在日記中寫道：“我有強烈預感，因為我無法期待外交部的支持，我在莫斯科將一事無成?！?

外交與情報搜集

傅秉常動身前往莫斯科之前，曾在1943年2月4日晉見蔣介石。傅秉常的日記指出，在那次會面時，蔣介石要他提升中國使館的位階，在接待外國賓客時，要與英美使館舉辦的社交活動“等級類似”。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蔣介石有意借由駐蘇使館的表現(xiàn)，恢復中國的主權完整，并建立其世界強國的地位。因此，傅秉常重整大使館和人事管理，以及他有能力用合宜的方式，招待世界級的政治人物及其夫人，這些考慮都是蔣介石認為得以贏得外人對中國真正的尊敬和認識的必要方法。我們可以從傅秉常1943年的日記看出，在他的領導下，招待與社交活動，納進大使館的組織、功能與情報搜集之中。和盟國外交人員打成一片、建立正確的關系，對傅秉常和他的團隊非常重要。組織社交活動使傅秉常更能接觸專業(yè)、活躍人士。對中國關系和國際外交有特殊興趣和影響力的賓客，以及蘇聯(lián)知識分子與有名的藝術家，經(jīng)常受邀到中國使館參加宴會。雖然這并不是正式的互動，但在這種場合中的政治互動很常見，且經(jīng)常發(fā)生影響，即使不總是像正式政治互動那樣透明有系統(tǒng)。傅秉常非常清楚，和外交人員的友誼與公開對話，對中國及其盟邦都有利。

莫斯科宣言

1943年傅秉常參與了莫斯科宣言的簽署，中國代表在莫斯科宣言上簽字，正式賦予中國往后在聯(lián)合國擁有否決權，且成為四強之一。傅秉常是中國在莫斯科位階最高的代表，故而在宣言上簽字。日記中有關于此事的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宣言納入由傅秉常代表中國簽字，是在簽字時間截止前幾分鐘才決定的。傅秉常和美國國務卿赫爾與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在籌備階段的討論，是日記中很有趣的一段。莫斯科宣言無疑是中國重要的成功。當時美國的政策是要讓中國加入戰(zhàn)后的合作，如果這次努力失敗，如果蘇聯(lián)拒絕對日宣戰(zhàn)，如果中國瓦解了，那么美國對未來的構想就沒有前景可言。傅秉常因為就在現(xiàn)場，所以他的角色重要，在他有限的位置上發(fā)揮力量，呈報他的長官，并極力主張中國對蘇聯(lián)和盟國采正面態(tài)度。

保有新疆

從1944年的傅秉常日記中可以看出，蘇聯(lián)控制新疆省，而蔣介石試圖恢復中國失去的主權，致使中國在蘇聯(lián)的聲望下跌。1941年，蘇聯(lián)已經(jīng)明確對新疆經(jīng)濟發(fā)展的各個領域實行控制，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接受自己是蘇聯(lián)代理人的角色。但是1941年夏天德國入侵蘇聯(lián)時，新疆發(fā)生重大變化。西方向蘇聯(lián)提出軍事需求，此舉顯示盛世才不能期望“受到強大壓力”的蘇聯(lián)可以提供物資援助。斯大林無法維持其在新疆的影響力，被迫調回新疆省的蘇軍，轉派到歐洲戰(zhàn)場。此時正是蔣介石收回新疆的機會。1942年他靠著盛世才的協(xié)助，快速行動，而盛世才也看出，站在國民政府這一邊是有利的。過去蘇援經(jīng)由新疆北部運抵內地，現(xiàn)在蘇聯(lián)自己的物資已不夠了，蔣介石抓住這個機會取得新疆的資源。傅秉常在莫斯科處理新疆事務，最重要的是他能用和平與最小沖突的方式，努力平衡與調和中蘇雙方領導人的歧見。從日記中可以看出，1944年傅秉常在莫斯科的工作并不輕松。

雅爾塔會議與中蘇條約

1945年的日記內容大多是傅秉常關注雅爾塔會議中的遠東協(xié)定。在雅爾塔討論時，美國和英國給予蘇聯(lián)一些在中國的特權，那是俄國在歷史上有過的利益，作為蘇聯(lián)加入對日作戰(zhàn)，并保證和中國簽訂友好同盟條約，所得到的報償。當時蔣介石未獲告知。1945年的傅秉常日記所指出的問題是，中國在莫斯科的官員是在何時得知密約的內容？他們是如何得知的？這很重要，因為這兩點可能影響到1945年6月中蘇條約談判時中國的策略，也可能影響到當時和以后的中美關系。傅秉常對雅爾塔協(xié)定簽訂的察覺、角色、觀點、理解，和對雅爾塔協(xié)定的解讀，以及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談判，有一些相當詳細的記載。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最終未能改變中共贏得中國的結局，但很清楚的是，國民政府在條約中重新劃定了我們今天所知的國界，也是中共后來能夠接管和治理的國土。莫斯科宣言、恢復中國在新疆的主權，以及中蘇好友好同盟條約，都是蔣介石為中國籌思的大戰(zhàn)略的部分，傅秉常則是站在推動朝向這些目標的關鍵位置，盡管有很多約束和局限，但他一直在做，這些努力都顯現(xiàn)在他的日記中。

傅秉常的記錄

先祖父在日記中每天寫些新鮮事，記錄他對于人物、活動、關系與他自身感覺的思考。他使用的筆是一種很好的Esterbrook（或是一般德國制）鐵制筆尖的木質沾水筆，不是寫在裝訂好的日記本上，而是寫在13×18公分灰色單頁厚紙上。每一張紙的右上角，以紅色凸印他的英文姓名。每年年終，他就把所有記錄的紙張用細繩裝訂，外覆以皮雕或布質封面。雖然日記中有很多內容描述了他在莫斯科的每日生活，例如他在劇院觀賞歌劇、到鄉(xiāng)間踏青，還有各種各樣的瑣事，其他部分則都是有關大使館事務、全球新聞、國際外交、世界大事等的精彩記錄。除了書寫的記錄，傅秉常也有令人驚訝的生活影像記錄。他是一位天生的業(yè)余攝影家，照片中捕捉他所認識或共事的中國人和外國人。

1949年春天傅秉常辭卸大使職的幾周前，他預測蔣介石的政府將無法支撐，于是提前準備運送一箱物品，其中有他的日記、照片和個人物品，交給陳定公使保管。陳定過去在莫斯科是傅秉常的部屬，退休以后住在巴黎郊區(qū)的St Cloud。令人難過的是傅秉常當時就知道他再也無法回到祖國的家鄉(xiāng)了。他在蘇聯(lián)最后一天的日記這樣寫道：

1949年3月10日

今日為余呈遞國書任駐蘇大使之六周年，正忙于撿拾行李，準備去職，往事真不堪回首記也。又接培兒函，廣州小屋已落成，但恐余現(xiàn)已有家歸未得耳。

同年夏天，他和家人定居在巴黎附近的Sartrouville莊園，繼續(xù)記日記，直到1957年他決定回臺灣。他在蔣介石的政府中擔任“司法院”副院長，1965年去世，政府為他舉行“國葬”。幾年之后，他的兒子傅仲熊從陳定那里取回父親的遺物，將之存放在英國Lincolnshire的家中。身為他的后人，我們知道傅秉常希望他的記錄能夠公之于世，因為他在臺灣退休之后，曾告訴女兒傅錦涂，希望他的回憶錄能在“五十年后”出版。2004年傅錦涂在電話中告訴筆者。雖然這段時程漫長，但我們很高興傅秉常大使的歷史遺產(chǎn)和最后的愿望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