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站南面海河，出站之后稍稍向西南方向走兩三百米，即可至那座著名的可開啟的解放橋，而跨過解放橋，便走上了一條曾有“東方華爾街”之美譽的解放北路金融街。

據記載，金融街的北半段原為天津法租界的大法國路，南半段原為英租界的維多利亞道，街道兩側基本都是銀行、信用社、信貸社、證券交易所、信托公司、投資公司、保險公司等各類金融場所，令人目不暇接。彼時，西方各國的傳教士、使臣、商人，以及北洋的軍閥政客、晚清的貴族官僚，乃至末代君主溥儀，都齊聚于這座被視為“北方的南方，東方的西方”的大都市。這里既有租界可供他們坐享歌舞升平與更為現代化的便利生活，又有鐵路與海港碼頭助其維系與世界他地的聯通性。金融、交通、權力的強強聯合，使得民國時期的天津逐漸褪去其在歷史上一直承擔的軍事意義上的畿輔角色，轉而成為渴求安穩(wěn)的權貴心中的衛(wèi)城。

直至今日，這里的數十幢西式古典建筑依然保存完好，向人們展示著天津在20世紀上半葉作為北方金融中心的輝煌。那么，在這樣一條街道上誕生一家金融博物館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更關鍵的或許還有，這家金融博物館的名字前面冠有“中國”兩字，既寓示著其在本國之內的首創(chuàng)性，又顯現出這座城市在金融方面的獨特歷史與文化基因。

城市的金融空間

2010年6月9日，中國金融博物館正式開館。館內收藏了中國及世界各個時期的貨幣、金融票據和大量金融實物，分為金融歷史與現狀、金融與我們、中國金融史、債券與股票、次貸與金融危機等常設展區(qū)，并定期推出各種專題展，比如說館內目前即有黃金專題展，及為國際婦女節(jié)特設的“女性與金融”展?？梢哉f，這是中國第一家集保護與貯藏、展示、教育、金融史研究等為一體的公益性專業(yè)金融博物館。

美國城市規(guī)劃理論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城市文化》中認為，“藝術和社會歷史博物館的本質意義在于它能夠將記憶從其原先依賴的文化中分離出來”，也就是說，在他看來，博物館最初給我們提供的乃是一種面對過去的方式。那么從這個意義上講，當觀眾在博物館里借助聲、光、電、影等手段瀏覽了以圖像、物品、文字等形式呈現的中外金融史，由此獲取的乃是一段段與我們相隔甚遠、有巨大斷裂性的記憶。比如說19世紀末，中國的鐵路、礦山、工廠、郵電等基礎設施建設多要依靠列強，由外資銀行提供借款或債券方才建成，這在國人心中早已累積為一段充滿屈辱性的創(chuàng)傷性記憶——事實的確是，在清政府財政瀕臨破產和民間錢莊票號趨于崩潰的背景下，外資銀行體系和買辦制度一度成為近代中國工業(yè)化建設的重要推動力。

另外，作為洋務運動和北洋軍閥的重要陣地，天津曾誕生過很多個中國第一，包括第一家國家造幣廠即戶部造幣總廠（1905），第一家發(fā)放股息的企業(yè)即開平礦務局（成立于1878年，1901年發(fā)行股票），第一家設立有獎儲蓄的銀行即中國實業(yè)銀行（1919），等等。不過，由于政治、戰(zhàn)爭等各種原因，天津在近代中國金融史乃至世界金融史上所占據的這一舉足輕重之地位并未延續(xù)。

也正是基于這樣的歷史積淀，金融博物館在金融街的出現就不只是對這座城市既往之繁盛的完好復制，更是對當代的一種啟發(fā)，即過去或可將延續(xù)。芒福德說：“一個真正設計過的博物館，有著充足的為了貯藏、保存和展示而配置的設施，以適應當代體驗范圍的擴展?！币簿褪钦f，博物館對當下時代的意義、與現實社會的互動決定了其存在價值與存在狀態(tài)。那么從本質上來講，無論是開平礦務局發(fā)行的股票憑據，還是戶部造幣總廠鑄造的“袁大頭”銀幣，這些實物其實都不是僵死的紀念品，而是一種仍然具有生命力乃至激發(fā)性的事實——它是“作為一個當代的事實而存在”，“通過在它那個時代并不存在的暗示、建議、意義豐富了當下”，這種豐富性的直接表現就是金融街未來要被打造為一個嶄新的“金融城”，一個開放型、智能化的金融綜合服務區(qū)。

在京津冀協同發(fā)展的新戰(zhàn)略布局中，2015年通過的《天津市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實施方案（2015-2020年）》將天津的發(fā)展目標定為“全國先進制造研發(fā)基地、北方國際航運核心區(qū)、金融創(chuàng)新運營示范區(qū)、改革開放先行區(qū)”。一個有著百年工業(yè)歷史，且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過嚴重產業(yè)衰退的工業(yè)城市向著“產業(yè)創(chuàng)新引領高地、金融創(chuàng)新核心引擎、改革開放領軍者”之目標轉型，并且這一功能定位計劃在2030年全面實現，這其中的發(fā)展之速、轉型之大不難想象。但這或許又恰恰能被用來解釋，作為一家由民間資本為主體打造的非營利性博物館，中國金融博物館何以能得到天津市政府及其金融服務辦公室、天津市政協文史委等政府機構以及天津各大商業(yè)銀行等單位的大力支持。既然它的建館宗旨之一是“以全球化視野關注中國金融市場發(fā)展”，那么它的目的便包含了服務于當下，這座金融博物館的存在本身其實就是對天津這座城市未來將恢復其在金融領域中的地位表達了熱烈的期許。

“金融啟蒙”的意識形態(tài)

在美、澳、英這類歐美國家，對公民的“金融啟蒙”（Financial Literacy）和“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已經成為其關注重心。尤其是金融啟蒙，它的目的是要個體明白金錢的運作機制，掌握運用錢的能力，包括應該如何去賺錢、投資，或者把錢捐贈給他人。金融啟蒙的內涵還包括，個體應提升對金融理財的興趣，掌握一整套的相關知識與技能，能夠對其所有的金融資源做出明智而有效的決定。而對金融博物館來說，金融啟蒙則首先表現為將金融呈現為一種一直伴隨人類存在的事實：它既鼓勵大眾接觸這個長期被隔膜的領域，去初步了解古今中外的金融發(fā)展史；又希望他們能進一步認識到，金融并非僅與國家、大的金融集團、企業(yè)家或者掌握金融知識的專業(yè)人員相關，也并非始終與難以預料的風險、不安如影隨形，它實際上滲透于普通民眾的衣食住行，而且人人都可以成為金融活動的主體。在中國金融博物館的發(fā)起人兼理事長王巍看來，我們應該學會讓好的金融幫助自己過得更安全、更獨立、更快樂。據他所言，“金融啟蒙”這個術語是他通過微博征集投票，同時與該領域的國際專家討論協商而最終選定的翻譯。目前在很多場合，包括王巍、潘勝功、吳曉靈等在內的金融專業(yè)人士都在不遺余力地宣傳這個概念。

為此，王巍及其團隊所做的事情主要有：在京津滬、蘇州、沈陽等地建成多家民間金融博物館，包括國際金融博物館、基金博物館、互聯網金融博物館、并購博物館、產業(yè)金融博物館等，這些場館主題鮮明又各具特色，緊密聯系當下的金融局勢，形成了一個頗有聲勢的中國金融博物館集團，顯示出其強大的內生性和資本支持；各館均免費向各類社會公眾開放，并與多所高等院校合作建立金融啟蒙與培訓實踐基地，甚至也面向中小學生，為其特設少年理財營等活動，由此推動金融作為一種大眾生活常識的理念；依托金融博物館書院，邀請袁偉時、馬云等各界知名人士參與“讀書會”、“金融前沿大講堂”及各類講座，并開設多種論壇，創(chuàng)造跨界對話，提供交流平臺；出版《金融可以顛覆歷史》、《博物館里說金融》等普及性書籍，凸顯金融在歷史發(fā)展中的重要地位；另外，還專門成立中國金融啟蒙中心，重視口述金融史的記錄工作，開展全國性的公民金融素質調查，鼓勵金融學術研究，獎掖為金融做出杰出貢獻的人物，等等。

可以看出，金融博物館在展示、貯藏、聯結當下之外，它更期望實現的目標還是轉變民眾對金融的認知，讓每個人都掌握一種敏銳的理財能力，成為金融活動的參與者、分享者。在此過程中，金融將從一種反復無常、隱含極大風險性因而令人驚恐或排斥的商業(yè)活動，轉變?yōu)橐环N讓人感到快樂、自由、安全的日?；袨椤＿@樣一種理念讓我們很高興地想到，只要自己在使用信用卡、支付寶交易，或者投資了一定數額的銀行理財，我們就是在從事一種金融活動。在此意義上，金融啟蒙進一步揭示了這類日常活動的本質特征，并突出了金融的可靠性、合理性及可消費性。

不過，如果真的以為只要使用了“螞蟻借唄”或者購買了360旗下的“你財富”，我們就完成了金融啟蒙這樣一個被教化的過程，以后就可以坐等財富上門，那這種對金融的理解還是過于淺薄和樂觀；自然，我們也不會相信，只要我們參與了這種被啟蒙的活動，就會立即有幸分沾這全球資本之流中的一杯羹——事實很可能是被剝奪的幾率同時也增加了。我們可能還記得，茅盾筆下的吳蓀甫、托馬斯·曼筆下的托馬斯·布登勃洛克等形象均是出于一種不得已的僥幸心理，參與了投機性商業(yè)活動，而導致最終的破產或重大損失。英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早在1986年就提出了“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的概念，她將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比喻為一個巨大的賭場，認為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有投機性，這種投機性、動蕩性的集中體現就是資本主義的金融體系，在這一點上其他任何領域都無法與之相比。這應該也是德國的烏爾里?！へ惪耍║lrich Beck）、英國的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學者認為西方發(fā)達國家從工業(yè)社會轉向“風險社會”的立論根據。而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全球金融危機或許恰恰印證了，正是由于存在一種像賭場一樣的投機氛圍，環(huán)環(huán)緊扣的世界金融市場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全盤崩潰。

因此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在現實生活中依然有很多人（包括很早就接觸網絡的80后）對金融服務平臺持強烈的懷疑態(tài)度，甚至對支付寶、信用卡都堅決抵制，這一方面表明生存方式和價值觀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或許體現出，當整個社會的運行機制已經發(fā)展到以資本市場為主體，金融家開始左右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與演變之時，普通小民唯一的自保方式就是以求穩(wěn)之理性拒絕起伏難料的投機性，拒絕風險與財富并存的資本市場，并拒絕被金融啟蒙。但這種自保顯然是比較無力也是不合時宜的，尤其是當互聯網金融的成功似乎已經不可逆轉，未來或可發(fā)展為一種國家級戰(zhàn)略之時。

博物館作為金融資本的文化外觀

20世紀80年代，英國社會學家邁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注意到，“人們對城市文化與城市生活方式的興趣提高了”。在他看來，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生存場域，城市發(fā)生了一種“由強調經濟與功能向強調文化、審美的轉變”，城市的文化性因此在全球化的語境中日漸彰顯。這被很多人視為從現代性、現代主義向后現代性、后現代主義的轉變，標志著一種根本性的社會轉型。而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在70年代末就以對城市文化商品的品位作為階級區(qū)隔的標志。比如說，參觀博物館，聽古典音樂，讀書，去巴黎左岸的藝術走廊，這是擁有很多文化資本的人所進行的高雅的文化實踐；而那些擁有巨額經濟資本的人則以商務宴請、外國汽車、拍賣會、高級別墅、巴黎右岸的商業(yè)走廊等作為自己的特殊品位；工人和普通市民在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上都不占優(yōu)勢，只能通過觀看體育比賽、參加公共舞會等群體活動來消遣時間。

在此，中國金融博物館集團顯示出的問題則是：擁有巨額經濟資本的人介入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化場館的實際建設，并參與到其實際運營，以及包括讀書會、大講堂、學術講座等在內的文化傳播。我們似乎可以說，資本家要來占領上層建筑了。在費瑟斯通看來，布爾迪厄所言的文化資本，即人所接受的教育、所具備的知識和技能，與包括金融資本、工業(yè)資本在內的經濟資本一樣，都是“財富之源泉”，“通過一系列直接和間接途徑，文化資本的價值出乎意料地可以贖取和轉化為經濟價值”。兩種資本之間是可以互相轉化的，而且大多數情況下是積累愈多，轉化愈容易。于是，不僅是國家政策制定者、城市管理者，私營企業(yè)家也會由此受到鼓舞，紛紛尋求在文化方面進行投資，并將受眾擴展到了普通大眾。中國金融博物館集團的出現正是這種全球性的文化投資之具體體現。

在此過程中，博物館就逐漸脫落其所謂高雅的文化消費形式，它被資本改造成面向大眾的更具普及性、體驗性的消費品，它要迎合這個時代對閑暇消費、通俗文化消費的需求。如果說，傳統意義的博物館、美術館有資格對藝術品做出鑒定、篩選、保存，因而對普通民眾產生了一種精英性質的震懾力，那么當一種以民間金融資本為主體的金融博物館誕生時，它就會完全去除精英色彩，主動迎合大眾，并吸納大眾參與到金融活動中來。由此，文化價值就會真正轉換為經濟價值，而參與金融活動的個體愈多，金融資本家獲利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在這個意義上，Financial Literacy似乎不應譯為“金融啟蒙”，而應該更多地被理解為金融素養(yǎng)、金融認知。

從世界金融史的發(fā)展來看，西方社會的金融機構正逐步擺脫行政管制，顯示出極大的操控力與不可逆轉的自由化傾向，但大衛(wèi)·哈維之言或許更為直接而銳利，“國家的權力變得比以前更仰賴金融資本和債權人的權力”。在中國，以中國金融博物館、互聯網金融博物館等為代表的金融博物館集團的出現，同樣標志著我國經濟金融化的發(fā)展速度已經非常迅猛，金融資本正釋放出巨大的能量，它已經推動政府從國家層面制定了中國金融教育國家戰(zhàn)略，實際上將每一個現代公民都裹挾于其中。但是，當急促的金融化遠離了工業(yè)生產，主要依靠“占有使用信息、軟件和它所建造的網絡所產生的租金和特許權”而獲利時，那么巨大的經濟財富和權力實際就主要集中在“貿易和媒體資本家、金融業(yè)者和食租者”身上。

作為正在接受來自博物館之“金融啟蒙”的對象，我們滿心歡喜地以為自己也會成為一個輕松的“食利者”。不過這就像我們高高興興地去逛街，各種精致的商品優(yōu)雅地排列在光鮮明亮的商場，似乎在專心地等候你，不過你很快就會發(fā)現在這其中自己有能力獲取的實在是微乎其微，而且多半是作為擬像的符號；與此同時，一個莫大的、不可見的資本世界正準備將你吸納。我們除了需要對其虛幻與風險保持警惕，還需在金融資本之外找到抵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