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達利歐為何研究歷史

《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是瑞·達利歐基于對歷史的研究而寫成的一部新著。一名投資界的教父級人物，為什么要花費這么多的精力去研究歷史？研究歷史與管理投資有什么關系？

達利歐的回答是，要想真正做好投資，就必須有歷史的視野。

《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瑞·達利歐 著，崔蘋蘋、劉波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2版

投資者需要預測和應對未來，而預測和應對未來的能力，取決于對事物變化背后的因果關系的理解。理解這些因果關系的能力，又來自對以往變化的發(fā)生機制的研究。然而問題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能經歷的事情也是有限的。有限的經驗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們的認知。達利歐在書中講了一個影響了他一生的事件：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達利歐認為第二天股市會暴跌，然而他沒有想到，第二天股市反而大漲。這讓達利歐極為震驚，他研究了歷史才發(fā)現，歷史上許多次貨幣貶值都對股市產生了類似的影響。

經歷了幾次這樣令人痛苦的突發(fā)事件之后，達利歐意識到一個現實：我們每個人都只能經歷歷史的一小部分。我們就像螞蟻一樣，在短暫的一生中全神貫注于搬運面包屑，卻無暇拓寬視野，發(fā)現事物發(fā)展的宏觀規(guī)律和周期。一旦遇到沒有經歷過的重大事件，認知的局限就會完全暴露出來。大多數人對這樣的重大事件的到來往往措手不及，因此往往會遭受重大的損失。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有句詩：“讀史早知今日事，對花還憶去年人?！闭邕_利歐所言，歷史的作用在于，我們的一生可能都沒有經歷過的事件，歷史上卻可能多次出現。也就是說，歷史研究可以幫助我們超出個體經驗的局限，從幾代人乃至更長的時段，去關注那些反復發(fā)生的歷史事件，把握興衰治亂的歷史周期，以及思考背后的深層邏輯和驅動機制，從而幫助我們拓寬視野，提升認知，更好地理解當前、應對未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達利歐以1500年以來的500年世界主要國家的歷史為樣本，開始了圍繞帝國興衰及其深層機制而展開的歷史研究，并且基于歷史研究所提煉出來的規(guī)律，重新思考投資。這部新著就是他的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現。

二、主導帝國興衰的大周期

達利歐歷史研究最主要的心得，就是貫穿這本書的主線的“大周期理論”。這一理論大致包括如下內容：就像生物存在生命周期一樣，歷史通常也是通過相對明確的周期、隨著一代人向下一代人的過渡而逐步演進的；人類的歷史和未來可以被看作所有個體生命周期逐步演進的綜合。個體的生命周期匯聚在一起，就成為一個自古至今、包羅萬象的整體歷史演進過程；同樣的事件受大致相同的原因的驅動而反復發(fā)生，同時也在不斷演進。

歷史的周期像潮水一樣起起落落，很難改變或對抗。一旦這些周期朝著一個方向發(fā)展，歷史構成的板塊就會移動，所有人的生活都會發(fā)生巨變，驅動著財富和權力發(fā)生周期性的更迭，以及周期性的興衰治亂。典型的大周期分為三個階段：上升階段、頂部階段、下跌階段。帝國/王朝都是在上述這樣典型的大周期中崛起和衰落的，沒有一個帝國能夠逃過這個周期。每個世界強國都有過輝煌，但它們最終都會衰落，只是衰落的方式不同而已。

具體來說，典型的大周期由三個周期構成，即長期債務和資本市場周期、內部秩序和混亂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

第一個周期，是長期債務和資本市場周期。這是大周期中最重要的驅動因素。達利歐的研究表明，短期債務周期通常持續(xù)8年左右，長期債務周期通常持續(xù)50-75年，因此包括6-10個短期債務周期。長期債務周期在人的一生中只出現一次，大多數人對其會毫無預料。因此其到來往往令人措手不及，讓很多人遭受損失。

第二個周期，是內部秩序和混亂周期。從內部有序到內部無序再回到內部有序的典型周期，一般分為6個階段：

第一階段，新秩序開始，新領導層鞏固權力；

第二階段，資源配置體系與政府官僚機構建立和完善；

第三階段，出現和平與繁榮；

第四階段，支出和債務嚴重過度，貧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擴大；

第五階段，財政狀況糟糕，沖突激烈；

第六階段，出現內戰(zhàn)/革命。

每個階段持續(xù)的時間可能長短不一，但整個周期的演化通常需要100年時間（出入可能很大），周期中也會發(fā)生很大的波動。每個國家都在經歷這些周期，不同的國家處于不同的階段。各國相比其他國家所處的階段會影響國家之間的關系，這也是整個世界秩序的首要決定因素。其中，第五階段是內部周期的關鍵階段，也是許多國家目前所處的階段。這個階段會出現典型的有害組合，導致重大內部沖突，包括一國及其民眾處于糟糕的財政狀態(tài)，實體內部的收入、財富和價值觀存在巨大差距，以及受到嚴重的負面經濟沖擊。

第三個周期，是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上述內部秩序和混亂周期的6個階段也適用于這個周期。達利歐重點分析了國家之間的斗爭的5種類別：貿易/經濟戰(zhàn)、技術戰(zhàn)、地緣政治戰(zhàn)、資本戰(zhàn)和軍事戰(zhàn)。他強調，內部秩序和混亂周期與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背后的驅動因素往往會同時改善或同時惡化。隨著形勢的惡化，爭端與日俱增，交戰(zhàn)的可能性就會加大。

三、基于大周期視角的投資

這對投資者有什么樣的啟示呢？達利歐說，幾乎所有的投資者都在談論當前事件，卻沒有人談論這些大周期，而大周期是當前事件的最大驅動力。真正負責的投資者，必須從大周期的角度來思考投資。為了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大周期的整體格局，達利歐還研究了1900年以來10個大國的歷史。他的研究發(fā)現，在這10個國家中，有7個國家至少經歷過一次幾乎所有財富全部消失。即使是那些沒有經歷過財富全部消失的國家，也經歷了幾個糟糕的10年，其資產回報幾乎摧毀了它們的財務。美國和英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是少有的成功案例，但即使是這些國家也經歷了巨額財富損失時期。

達利歐說，如果他沒有考察1945年世界新秩序開始之前的這些投資回報，他就不會了解到這些毀滅性時期。如果他沒有回顧500年前的世界歷史，他就不會看到這種情況如何在世界各國反復發(fā)生。

的確，人們經常忘記，對投資者來說，在很長的歷史時段，最大的不確定性并不是來自市場本身，而是來自市場之外。在大周期的上升階段，你只需要關注市場本身即可，但在衰落和混亂的階段，以往安全的投資變得不再安全。從混亂階段一直到新秩序的重建，這一過程既包括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徹底重組，也包括了債務、財務所有權以及政治決策權的徹底重組。這一過程往往會給財富帶來毀滅性的影響。當局勢惡化時，投資和資金往往已經無法逃離。而負責任的投資者，無論在何種環(huán)境中，都要保護好財富。這就必須理解大的周期，并且打造適用于整個歷史（包括這些毀滅性時期）的認知和策略。

達利歐說，只有充分了解這些周期，才能從戰(zhàn)術上調整或分散投資組合的風險，避免受到不利影響，并且/或者從中獲利。

四、大周期中的美國與中國

人類很難改變大的歷史周期，但好消息是，人類在大周期面前也并非完全無所作為。在達利歐看來，大周期存在著清晰的標記。根據這些標記，人們就可以了解自己在大周期中所處的階段與位置，并有針對性地采取最妥善的應對原則。

在研究中，達利歐提煉出了8個標記大周期的指標，即教育、競爭力、創(chuàng)新和技術、經濟產出、世界貿易份額、軍事實力、金融中心實力、儲備貨幣地位。人們可以通過考察這些指標，構建一個反映國家當前形勢的健康指數，反映不同大國興衰的整體情況及所處的大周期的階段。

這本書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大概是達利歐運用自己的分析模型，對中美兩國各自大周期所處位置的分析。

在達利歐看來，美國已經處于自身大周期中約70%的位置，誤差范圍為1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美國已經處于內部秩序和混亂周期的第五階段后期。雖然美國還沒有越過界限，進入第六階段，即內戰(zhàn)/革命階段，但其國內沖突激烈程度日益加劇。達利歐說他在美國已經看到了三個從第五階段升級到第六階段的最重要標志，包括規(guī)則被無視、雙方相互情緒化的攻擊、發(fā)生流血事件。雖然美國在未來10年里陷入第六階段的可能性只有30%左右，但在達利歐看來，這一風險已經高得危險，因此必須通過他的一致性和預示性指標來密切關注和防范這一風險。而最大的疑問是，美國的體制在崩潰之前到底有多大的韌性。

與美國處于周期的第五階段不同，在達利歐看來，中國則似乎處于周期的第三階段，即和平與繁榮階段。達利歐說，中國取得了歷史上最快速的進步，基本生活條件迅速改善，塑造強大帝國的種種要素明顯攀升，是一個不斷發(fā)展的大國。所以他的結論是，對美國來說，大周期是不利的；對中國來說，大周期看起來有利。

那么，美國和中國目前所處的不同地位，對中美關系意味著什么？

達利歐專門用了一章來分析中美關系的現狀及前景。在他看來，命運和大周期規(guī)律將中美兩國及其領導人置于目前的境地。在國家之間爭斗的5種類別中，中美之間已經涵蓋了貿易/經濟戰(zhàn)、技術戰(zhàn)、地緣政治戰(zhàn)和資本戰(zhàn)。這些戰(zhàn)爭雖然還不是很激烈，但正在加劇之中。中美之間還未發(fā)生第五類戰(zhàn)爭即軍事戰(zhàn)。雖然中美軍事戰(zhàn)的風險似乎較低，但該風險正在提升。

達利歐警告說，愚蠢的戰(zhàn)爭往往因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而發(fā)生，在這樣的過程中，對敵方哪怕是小的舉動做出回應都要比被視為軟弱更重要，特別是當雙方并不真正理解對方的動機時。歷史告訴我們，對正在衰落的帝國來說，這尤其是一個問題，衰落的帝國傾向于投入不符合邏輯的戰(zhàn)斗，因為任何撤退都會被視為失敗。而事實上，對中美兩國來說，最大的敵人都是自己。

不是所有的讀者都會認同達利歐在這一問題上的結論與判斷，但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國國內反華情緒總體高漲的情況下，達利歐從大周期的視角，對中美關系出現的問題及其深層原因的分析，相對來說還算是客觀公允的，這一點尤為難能可貴。

五、歷史視角的價值及其局限

中國讀者對于達利歐的大周期理論，應該會感到很親切。一個原因是，達利歐在這本書尤其是后半部分中，花了大量的篇幅研究中國歷史。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人對歷史的理解，就是周期性的治亂興衰。事實上，中國人的歷史意識可能是世界上最強的。這一點，達利歐已經充分意識到了。達利歐抱怨說，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他們自己的歷史只有300年，他們不是很有興趣從中汲取教訓。300年對美國人來說似乎是很久的，但對中國人來說太短了。大多數美國人無法想象會發(fā)生顛覆美國體制的革命或戰(zhàn)爭，但對中國人來說，革命與戰(zhàn)爭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看到這樣的事情反復發(fā)生。他說，歷史早就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中國人習慣于從更大、更漸進的視角去看待當代事件，更具有戰(zhàn)略思維。這與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截然不同，后者更關注特定的事件，尤其是當下發(fā)生的事件，因而不可避免會變得相對短視。

的確，如前所述，讀史最大的好處，大概是可以幫助我們跳出此時此地的限制，從長的歷史時段來把握影響組織興衰治亂的深層因素，可以幫助把握哪些東西是可以持續(xù)的，哪些東西只是一時的喧囂，從而給我們帶來完全不同的視角。用達利歐在書中的話說，這種從歷史的角度看待事物的方法，改變了他的視野。相信讀者也一定會有這樣的體會。

不過，作為一名出身于歷史學的學者，我想提醒讀者：也不要因此夸大了歷史研究預測未來的能力，走向歷史決定論的極端。歷史學家反而非常警惕歷史決定論的自負，因為他們很清楚，解釋過去與預測未來之間永遠存在著鴻溝。也就是說，歷史研究的啟示是有邊界的。事實上，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從來不是純粹線性的。相反，非線性的演進是某些歷史階段的重要特征，這就使得人類單一基于歷史經驗的認知會突然變得過時。

在這個問題上，達利歐表現出難得的清醒。他在書中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單一歷史視角的局限。他說，在1750年，人們會合理地認為，以下幾點是永恒普適的真理：君主和擁有土地的貴族在士兵幫助下監(jiān)督農民，將是未來的治理體系；農業(yè)用地將繼續(xù)是最重要的創(chuàng)收資產；人均收入將僅以每年0.5%的增長率增長；預期壽命將穩(wěn)定在30歲左右。這就是一直以來的情況。當時的人不可能想象到現在的資本主義和民主，更不用說會出現成為世界領先強國的美國。

所以他提醒讀者：盡管從過去來推斷未來通常是一種合理的做法，但出現令人驚奇的事也不意外，因為未來將和你預計的大為不同。他說盡管他從歷史中學到了很多有益的東西，有不少書中講的心得，但他仍然犯下了許多錯誤。

應該說，達利歐的這一提醒非常值得我們注意。既然如此，歷史視角的真正意義到底在哪里？關于這一點，達利歐其實講得也很清楚。

他說：歷史的意義在于，知道事情過去的變化狀況后，我就可以考慮類似的事情在未來發(fā)生的可能性。與不知情相比，這是一個巨大的優(yōu)勢。知道了這一點，我就不斷尋找類似事情再次發(fā)生的先兆。有了這些先兆，即使是不完美的預測，我也可以更好地保護自己，而不是像悠然無事一樣，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一無所知或毫無準備。

這大概是對投資人究竟為什么要讀歷史這一問題的最好回答了。

（作者宮玉振為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管理學教授、BiMBA商學院副院長兼EMBA學術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