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羅志田先生，1950年代生人，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yè)，1986年底留學美國，后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研究方向主要為中國近代文化史、中外關(guān)系史，著有《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權(quán)勢轉(zhuǎn)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shù)》《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等。近期羅教授接受山東大學學生專訪，談及讀書經(jīng)歷、治學方法、全球視野與世界眼光、知識分子研究等?！渡虾u》將分三篇刊出此次訪談，本文是第一篇，內(nèi)容集中于讀書與治學。在羅教授看來，天賦異稟的人始終是少數(shù)，所以學術(shù)訓練的作用就在于，使沒有這方面能力的人也能通過訓練得到這方面的能力。同時，對學生來說，第一要盡可能地高興一點，第二要把心放寬一點。

澎湃新聞：在您的個人簡介里常見“四川大學歷史系七七級畢業(yè)”一語，“七七級”是否寄托著您別樣的情懷？

羅志田：以前的人寫履歷，其實都有所在的年級，現(xiàn)在好像變了。1977年是改變很多人命運的一年，對我尤其明顯。在那之前，我已經(jīng)做了九年的“知識青年”（也就是沒多少知識的青年），在幾乎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時候，突然來了招生改革，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經(jīng)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高校的師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老師差不多十多年都沒有教過書了；學生除一些幾年前招收的工農(nóng)兵學員（他們基本不經(jīng)考試，而是經(jīng)推薦入學，而且還肩負著“上管改”的重任，即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老師理論上是可以被他們管的）外，就是歷盡艱辛入學的七七級了。學生終于有機會可以真正讀書，老師也終于可以正常地教書而不是被管著教書了。所以那時候師生的感覺非常不一樣，我們能切實感受到老師教書的熱誠。高我們兩班的工農(nóng)兵學員還在學校，他們不再“管”老師了，而是老師竭盡全力為他們補課。學生很辛苦，老師也很努力。這類補課往往是濃縮的講座，我就常去旁聽，獲益匪淺。此前的時代你們不太了解，當年供我們看的書十分有限，國人可看的書一共就有幾十本而已。馬恩的書都是選擇的印本，共有八冊，毛選是四冊，魯迅的書有幾本，偶爾可能會看到諸如《馬克思傳》之類的書。全國所有的書店基本上就這些，其他的書很難見到，除非你通過非正式的私人渠道，否則就不太有機會看到書。有一部名為《巴爾扎克與小裁縫》的電影，講的就是那個時候知青和書籍的故事，只不過導演將女主角從知青改為裁縫了。

澎湃新聞：您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極具特色，也曾有人戲稱您為“另類”的學者。

羅志田：其實我并沒有故意要跟別人不一樣，可能如你剛才提到的，我沒有把自己定位為某一“門”的學者，這應該會對治學有所助益。當前很多學人喜歡有一個固定的研究領(lǐng)域或研究方向，我總覺得那是一種束縛。我們?yōu)槭裁捶且x一個特定的方向呢？若是不自設(shè)藩籬，任何理路與方法都會對你有益，自然就可以幫助你。若先為自身設(shè)定一個方向，就會先形成固定的認同，在研究過程中有意無意間會主動迎合，以致削足適履，反而得不償失。我經(jīng)常同他人開玩笑，說我是做“一般近代史”的，其實也不是簡單的戲謔。臺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時，曾進行過分組（現(xiàn)在改名為研究群），有政治外交組、社會經(jīng)濟組、思想文化組等?？勺詈筮€有一些人哪一組都沒參加，于是他們自成一組，叫“一般近代史組”，且這個組后來長期存在（不過我不確定現(xiàn)在類似的稱呼還有沒有了）?？梢姴恢晃乙蝗?，還有相當一些人認為不應把自己限定在特定的領(lǐng)域里。你可以主要從事被他人認為是某一領(lǐng)域的研究，但從一般近代史的角度研究近代史，也許會比思想史、政治史、經(jīng)濟史、文化史或社會史更寬容一些。這樣做也許更容易解放思想，少一些束縛，說不定就不一樣了。

澎湃新聞：從您的研究成果來看，您除了因為對歷史上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不大放心，未做過經(jīng)濟史方面的研究外，其他方面都有涉獵。

羅志田：大致可以這么說，當然也要看所謂“其他方面”都有哪些。其實我是做中美關(guān)系史（也可以說是外交史）出身的，但基本上被他人分為政治、思想、社會以及學術(shù)等領(lǐng)域我都有所涉及。不過對經(jīng)濟史的研究，我一直敬而遠之。因為我覺得經(jīng)濟史的研究離不開數(shù)據(jù)，而歷史上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很多都不可靠。即使在如今這么嚴謹、有這么多科技手段的時代，很多人對今天統(tǒng)計得來的數(shù)據(jù)也都不大放心，何況以前數(shù)據(jù)的采集和保存都有很大的偶然性，本不那么確切呢？我總覺得把自己的研究建立在這樣的基礎(chǔ)上，多少會讓人不大安心。有些人會知難而進，至少我不大情愿去從事一項自己都不放心的研究。同樣，如果我們明明知道有材料在那里存放著但就是不能看，在得出結(jié)論的時候難免也會心里不安。我從不號稱已經(jīng)把所有史料都窮盡了，但在得出結(jié)論的時候，至少在可能的范圍里要有大致的了解，這樣做出的研究會更穩(wěn)當一些。

我曾看到有學生在做選題論述時會說，本題目的重要檔案現(xiàn)存于美國華盛頓，因為無法前往故而不能下筆。如果在選題的時候明明知道有些材料很重要，又沒有能力搜集到，那為什么還要選擇這個題目呢？所以我想，盡可能讓自己在材料方面放心，有較充分的證據(jù)，做出的研究才更可靠。我在四川大學和學生討論他們論文選題的時候，會問及他們的一個隱私——家里的經(jīng)濟狀況。如果家庭經(jīng)濟條件優(yōu)裕，任何題目都可以選擇，也可以到國外去搜集史料。如果家里經(jīng)濟狀況一般，則可以去北京、上?；驀鴥?nèi)其他有材料的地方。如果家境較為拮據(jù)，那么我就建議學生在成都找材料，先到省檔案館、圖書館去看。當年和現(xiàn)在不同，那時到檔案館查資料要收取提檔費，不管對你有用與否，看一卷就需要兩塊錢，若復印還要再另外收錢，價格很高。所以家庭經(jīng)濟條件是做研究不得不考慮的現(xiàn)實問題。

澎湃新聞：您曾提及經(jīng)常被學生問到“方法”的問題，為此特別主持編寫了《名家治史》一書，在序中明確主張“臨摹”大家和前賢。那么在學習名家治世經(jīng)驗的過程中，如何才能“臨摹”得好，不至于“畫虎不成反類犬”？

羅志田：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想首先是要選擇真正的高人來“臨摹”。我在《名家治史》一書的序言中已經(jīng)提及，既要選擇史學大家的優(yōu)秀論著，同時也要選擇一些比較容易臨摹的作品。如果要選擇一位老先生，則應注意他年輕時與年長時的作品是否有所不同（如錢穆先生早年寫了一本《先秦諸子系年》，是以考據(jù)為主，后來的研究則偏向通達，幾乎完全改變了）。從我個人的經(jīng)驗來說，我會選一些自己感到比較親切的名家名著。如果自己都看著不舒服，還如何臨??？比如陳寅恪先生的名氣很大，可是錢穆先生就不喜歡他的風格，若自覺風格親近錢先生的，就不必臨摹陳先生。如果一個人覺得通達的風格適合自己，就可以模仿這樣的治史方式。如果覺得自己更適合做細致的研究，就可以去模仿在這方面做得好的大家?？傊?，選擇臨摹對象時，首先要自己覺得親切，并根據(jù)自身的長處和愛好來決定。

我常跟學生講，史學研究的選題，要性之所近，簡單說就是一看就覺得適合自己。有的人直覺好一點，有的人更善于分析，有人則更長于細致的工作；有些人喜歡大刀闊斧，也有人喜歡做繡花針工作，還有人覺得自己粗細都能來，但主要是做大刀闊斧的工作，繡花針工作做得比較少（例如胡適）。有的人偏向于論證比較繁復的問題，甚至不那么直截了當；有的人則傾向于非常直接，而胡適就永遠會把讀者（而且是盡量多的讀者）考慮進去。因此臨摹的選擇，還是需要你自己首先做判斷，可能別人了解你，偶爾會給你建議，但百分之九十還是自己最了解自己。你覺得自己屬于哪一類，就往那個方向去找。臨摹切忌只看誰最有名，什么研究最流行。因為有名的大家和我們自己往往有很大的差距，而一時流行的東西總會過時。如果你的秉性適合做細致，而那位有名的大家的風格則是大刀闊斧，那臨摹他很有可能適得其反。

還可以參考前人學作詩的辦法。學作詩要入門，自然是先讀他人的詩，例如要學唐詩，但全唐詩太多，無法窮盡，所以不妨去看別人選出來的《唐詩三百首》，再逐漸擴大閱讀范圍。在讀這些詩的過程中，如果某位詩人的作品看起來很舒服，那基本上就是性之所近了。當年學作詩就是先進行較大范圍的普遍閱讀，然后專學某一位自己覺得親切的作者。等到學得像了，再把自己的特色發(fā)揮出來。倘若只是學得像卻沒有自己的特色，那也只是游走在他人的影子里。不過如果連模仿都談不上，就更不必提其他了。與之相類，史學研究同樣可以采取這種辦法。初入門者不妨先去翻閱比較好的學術(shù)刊物（如《近代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閱讀上面的文章，覺得哪一位作者的文章讀起來比較舒服，就可以選為臨摹對象。用比較概括的話來說，就是先找一個適合的方向，找到預流的途徑，然后再盡可能發(fā)揮自己的特長。

澎湃新聞：那您模仿過哪些大家嗎？

羅志田：所謂臨摹，是對你們這種正常念書的學生說的，對你們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我們同你們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因為經(jīng)歷了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我們基本上沒有進入選擇可以模仿的對象這個階段。我念大學的時候已經(jīng)二十五歲了，在填報志愿時，歷史不是我首先選擇的專業(yè)，恰恰相反，是歷史這個專業(yè)選擇了我。那時讀書基本上是漫無目的，東看西看。當然也寫過一些論文，也發(fā)表了，但那都是學年論文、畢業(yè)論文或老師主辦的學術(shù)會議等，即因需要而不得已為之，不是自己想要寫什么。等到畢業(yè)工作之后，還沒來得及模仿，就需要直接去做一些工作要求的事情了。所以我們的大學階段仍是一種非常規(guī)的學習，那時還沒想到要臨摹什么人的作品，無意中卻已有了自己的傾向。

澎湃新聞：您認為從事史學研究天賦很重要嗎？

羅志田：不可否認，在從事史學研究方面，是否有天賦是有差別的。記得《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中講到希特勒曾說過一句話，他讀書一看就知道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他需要的（大意）。若有學術(shù)方面的天賦，那的確會比常人強一些。不過天賦異稟的人始終是少數(shù)，所以學術(shù)訓練的作用就在于，使沒有這方面能力的人也能通過訓練得到這方面的能力。電影《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里有一個情節(jié)，納什（John Nash）將許多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新聞片段串聯(lián)起來，各種亮點連成了一條線，讀出了他臆測的蘇聯(lián)情報信息。其實做學問也與之相似，看史料時就像這里亮一下那里亮一下，史料看多了，某一天各種亮點變成了一條線，故事就顯現(xiàn)出來了，也就可以動筆寫作了。這是做學問最為理想的狀態(tài)。不過現(xiàn)在是計劃學術(shù)，碩士生要求兩三年就要畢業(yè)，博士生三四年，可能這種狀態(tài)要到第四年才出現(xiàn)，這就意味著無法順利畢業(yè)，所以我們常常不能等待那理想的時刻。但也許經(jīng)過訓練，我們能使理想狀態(tài)提前一些出現(xiàn)。

澎湃新聞：您招學生的標準是什么？

羅志田：其實也沒有什么特別的標準，只要能順利通過考核就可以，一要通過筆試，二要通過口試。我的要求很簡單，我希望了解這個學生平時看不看書、看了多少書，是不是在思考問題，以及思考了什么樣的問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或她是否適合跟著我學。我招收的博士并不算多，從開始招生到現(xiàn)在也就不過二十多人吧。我現(xiàn)在還在川大招學生，北大已經(jīng)多年不招生了。我也還在帶碩士生?，F(xiàn)在很多學校的碩士招生是雙向選擇，就是需要先通過考試，進校以后再選擇導師。確實有學生和我聯(lián)系了，但我沒有接收。這并非因為他們不夠優(yōu)秀，而是我覺得他們預設(shè)的研究方向太新，我可能指導不了（這不是客氣，也不是托辭）。譬如有學生曾想跟我做性別史的研究，雖然這方面的研究我有所涉獵，但畢竟不是我擅長的領(lǐng)域，所以我就只能建議選別的老師。我知道學生被拒絕是不太高興的，有的學生甚至從此就不選我的課了。我能理解學生的心情，不過希望學生也能理解老師。我們現(xiàn)在實行的是典型的計劃學術(shù)，必須在規(guī)定的時間里完成規(guī)定的任務(wù)。因此，師生在研究方向和風格方面要有一些起碼的共同之處，越多越好。若是老師和學生在起跑階段就不合拍，雙方可能在痛苦中度過兩三年，這對學生的成長非常不利。

澎湃新聞：對從事學術(shù)研究的青年學子而言，在讀書治學的過程中最應注意什么？

羅志田：第一要盡可能地高興一點。如果不能心情愉快地學習，它就會成為一種不小的負擔，這對自己的成長和進步是沒什么益處的。學習應該是一件富有樂趣的事、一件令人歡喜的事。所以我希望你們在現(xiàn)有的條件下，盡可能讓自己快樂一點，不要自尋一些無謂的煩惱。選擇研究的方向，也盡可能選自己喜歡的，而不是最流行的。因為歷史是一門比較辛苦的學科，倘若不是真正出于興趣而從事研究，則永遠做不到最好；即使是竭盡全力，最多也只能做到比較好。第二要把心放寬一點。從事史學研究切忌太過功利，我們不是經(jīng)濟學，不要進行太多“投入產(chǎn)出比”一類的計算。最重要的是，即使我們不一定能為史學研究貢獻什么，也要在學習中使自己變得更好。以提升自己為目的來學習，說不定順帶著就把研究做好了?？傊M量使自己過得輕松愉快，并有所提升。這是我們學習的關(guān)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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