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正式宣布，漢文帝劉恒的霸陵已被發(fā)現(xiàn)，位置就在陜西省西安市的白鹿原。

說起漢文帝，一般人們會想到“文景之治”，想到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然后浮現(xiàn)出一個仁厚愛民的皇帝形象。

這個形象，其實(shí)主要是司馬遷塑造出來的?！妒酚洝ば⑽谋炯o(jì)》大體可以視為一篇“漢文帝好事集錦”。這些好事包括：廢除連坐的嚴(yán)酷律法；被緹縈上書救父感動后廢除肉刑；頒布漢帝國的第一道罪己詔，不許“秘祝之官”將本屬于皇帝的災(zāi)禍轉(zhuǎn)移給百官；推行重農(nóng)政策，減免田地租稅；批評祠官祭祀上天時光給皇帝祈福不給百姓祈福；下詔與匈奴和親，稱匈奴侵?jǐn)_邊境是自己德行不夠；在位二十三年沒有增加“宮室苑囿狗馬服御”；聽說造一座露臺要花費(fèi)十戶中等人家的資產(chǎn)，便取消了計(jì)劃；后宮之中衣服不許曳地，幃帳不許文繡……

不過，這恐怕并不是完整的漢文帝。細(xì)查《史記》的其他篇章，劉恒還有另外一副面孔。

他本是自血腥斗爭中熬出來的人物。呂后時代殺戒頻開，三位趙王先后死于非命，惠帝之子前少帝（姓名不詳）也死得稀里糊涂。劉氏皇族無不戰(zhàn)戰(zhàn)兢兢，代王劉恒也不例外，他是靠著隱忍才保全了性命。以周勃與陳平為首的軍功老臣們血洗了呂氏家族，選擇迎立劉恒，也是被他的隱忍所蒙蔽，覺得劉恒的母族無勢力可言，不會構(gòu)成威脅。

然而，即位的第二年，劉恒便走出隱忍亮出了手腕。他采納賈誼之策推動“列侯就國”，順利瓦解了軍功老臣在長安城的勢力，解除了他們對未央宮的威脅。

按漢初制度，軍功老臣們受封列侯后可以住在長安，不必前往封邑。這是軍功老臣們能串聯(lián)起來血洗呂氏的主因之一。劉恒抓住了這個關(guān)鍵，以列侯常駐京城勞民傷財(cái)（日常消耗需由封邑內(nèi)的吏卒百姓千里迢迢運(yùn)來）為由，下詔要列侯們集體回到封地，以減輕百姓負(fù)擔(dān)，只有在朝中有職務(wù)者可以例外?；实郯褠巯窳Φ牡赖轮聘唿c(diǎn)牢牢占住，軍功老臣們無由反對。

稍后，劉恒又點(diǎn)名周勃，說他既然是百官之長，就該帶頭回到封邑，以支持朝廷的仁政。以讓周勃有做榜樣的機(jī)會為由，劉恒趁機(jī)解除了他的丞相職務(wù)?；实垡患p雕，周勃有苦難言，只能無奈就國。這位“誅呂安劉”時的風(fēng)云人物，回到封地后便長期活在了恐懼之中?！妒酚洝そ{侯周勃世家》里說，聽聞本郡太守與郡尉下來巡視，周勃便精神高度緊張，須身著盔甲帶著全副武裝的家丁，才敢去見太守與郡尉。周勃的恐懼，折射出了劉恒的老辣。之后處理諸侯王時，劉恒也用了相似的手段。

既能隱忍不發(fā)，也能殺伐決斷，這樣的劉恒與其說是寬厚長者，不如說更像漢武帝式的雄主——武帝整肅官僚，打擊諸侯王，開征重稅，出擊匈奴，這些事文帝其實(shí)也全都干過。司馬遷將劉恒的隱忍不發(fā)與殺伐決斷，全放置在其他篇章，《孝文本紀(jì)》里只記錄佳言好事，意味著他不愿突出劉恒“雄主”的一面。

司馬遷這樣做，與他所處的時代有關(guān)?！妒酚洝穼懽鲿r，正值武帝奢靡無度、征伐不斷、對百姓極盡壓榨之能事。司馬遷有許多意見無法直接表達(dá)，只好將筆力放在《孝文本紀(jì)》里，讓文帝的佳言好事與武帝的所作所為構(gòu)成鮮明對比：武帝窮奢極欲，《孝文本紀(jì)》里則說劉恒自奉甚儉；武帝征匈奴無休無止，《孝文本紀(jì)》里則說劉恒征匈奴適可而止以和親為結(jié)局；武帝任用桑弘羊大力剝削百姓，《孝文本紀(jì)》里則說劉恒輕徭薄賦；武帝以嚴(yán)刑峻法治國，《孝文本紀(jì)》里則說劉恒廢除嚴(yán)刑峻法。

其實(shí)，“文景之治”的含金量有限，《孝文本紀(jì)》里的佳言好事也不能完全當(dāng)真。賈誼曾對文帝說，“漢之為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笨梢姲傩諅兊娜兆舆^得并不好?！妒酚洝へ伊袀鳌防镆灿涊d，文帝寵幸鄧通，將一座銅山賜給他，允許他自行鑄錢，以至于“鄧氏錢”遍布天下。這與自奉甚儉的形象很沖突。

《風(fēng)俗通義》里記載，漢成帝曾就“文帝的真實(shí)歷史形象”一事多次詢問劉向。成帝問：文帝做了天子之后“躬自節(jié)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帷”，“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真有這種事嗎？

劉向回答“皆不然”：文帝雖節(jié)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盡華榱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笔纻鞯墓?jié)儉形象，不屬于真實(shí)的文帝。文帝多次出擊匈奴，耗費(fèi)巨大，加上災(zāi)荒，常出現(xiàn)“百姓饑乏”的情況，不會有“粟升一錢”這種事情。文帝時代“民重犯法”，仍是嚴(yán)刑峻法那一套，斷獄僅三百人之說不可信。文帝還喜歡帶大隊(duì)伍外出游獵，賈山與賈誼均勸諫無效。他寵幸佞臣鄧通，也是一個大污點(diǎn)。

成帝再問：后世贊美文帝簡直可以與周成王相提并論，這形象是怎么來的？劉向回答“生于言事”，文帝仁德愛民的歷史形象，主要來自他愿意善待提意見之人。無論官職大小，都可以向文帝提意見。采納也好，拒絕也罷，文帝的態(tài)度多是褒贊，少有嚴(yán)懲。所以后世之人見到這類文件，便覺得文帝是一位仁主圣王。

劉向沒有詆毀文帝的必要。他當(dāng)時負(fù)責(zé)整理宮廷檔案與藏書，如此評價文帝應(yīng)該有他的材料依據(jù)。劉向能見到的材料，司馬遷當(dāng)然也能見到。他將這類材料減省挪移至其他篇章（如寵溺鄧通），將《孝文本紀(jì)》做成佳言好事集錦，既是欲對現(xiàn)實(shí)有所批判，也是因?yàn)樗种胁o其他批判手段?！妒酚洝た鬃邮兰摇防?，司馬遷說，孔子奔波一生到了晚年，憂慮“吾道不行矣”，于是開始寫《春秋》，寄望用這本書將自己的價值觀傳遞給后世。這是司馬遷對孔子的理解，也是他與孔子的共鳴——《孔子世家》的“太史公曰”里說，“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稱贊孔子“可謂至圣矣！”；《孝文本紀(jì)》的“太史公曰”則援引孔子的話，贊譽(yù)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共鳴之意至為明顯。《孝文本紀(jì)》，便是司馬遷的《春秋》。

江村大墓墓葬

《孝文本紀(jì)》里說，劉恒很節(jié)儉，霸陵里放的全是廉價瓦器，不以金銀銅錫裝飾。劉向則說文帝奢靡，用黃金將未央宮前殿裝飾得富麗堂皇。究竟孰是孰非，此次霸陵的發(fā)掘，或許可以提供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