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場震驚輿論的傷醫(yī)事件之后，陶勇僅休養(yǎng)了114天就又重新投入了門診工作，這幾乎令所有人都感到驚訝。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恢復，更難得的是，他也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就完成了災禍后的心靈重建。

新書《自造》目錄的編排上，投射著陶勇治愈自己的思路?！跋虢o讀者一劑精神疫苗，有幾章可以看作是‘中西醫(yī)結(jié)合的治療方案’，也有幾章是疫苗注入體內(nèi)，‘帶瘤生存、帶毒生存、帶病生存’的愈后保養(yǎng)?！?nbsp;新書就像醫(yī)生看病一樣，層層深入。

陶勇自己編寫的新書目錄

如果說，最開始做大夫就是練習手藝和操作，那這還只停留在技術(shù)的“技”這一階段；而針對一些疑難眼病，進行攻堅發(fā)明，則屬于進入了藝術(shù)的“藝”這一階段。至于把自己原來經(jīng)歷過的所有事、接觸過的所有人、看到過的所有書，融匯到一起發(fā)酵，輸出一些哲理性的東西，則是“理”的階段。

陶勇當前，就正是進入了這樣一個階段。

德國社會家韋伯提出的“除魅”的概念，對他很有影響。只不過，與其說將超自然現(xiàn)象和神秘力量作為“魅”來祛除，陶勇更想做的可能是祛除一個人對“無知”的魅。在他看來，理性思考不足以成為個人的內(nèi)心信仰，它更多的只是一種方法論，人們需要更確切的東西。

但陶勇也并不想給出一套萬能的方法論，而只是想提供一個思路：將職業(yè)當成窺鏡。通過職業(yè)本身，看到另外一個世界，形成屬于自己的職業(yè)化信念。

以下是陶勇醫(yī)生的自述：

 

很多人會驚訝，為什么我能從小到大學習都很好。

其實每一個孩子天生都有求知欲和探索欲，我們剛剛生下來那會兒，就喜歡追著父母問：為什么天上有星星？為什么兔子會吃草？這是每一個人本性中的一部分，只不過很多時候，現(xiàn)實生活中“為了考滿分而考滿分”的教育方式，在不知不覺中磨滅了這種天真的欲望。

相比之下，我是幸運的，能夠一直對學習保有熱情。

父親是對我影響很大的一個人。他是個遺腹子，從小生活在單親家庭，年紀很小就要上山砍柴、跟著奶奶去賣紅薯，吃了很多苦。因為從小也沒有和他自己的父親相處過，所以在面對我的時候，他也沒有一個現(xiàn)成的模式，一切都是在摸索。

也正是他“不會做父親”這一點，讓他沒有一個很大的功利心，非得把我培養(yǎng)成這個家、那個家。所以我小的時候，是真正的自由生長。

一般小孩愛玩的，我都喜歡。大家一塊兒扔沙包、拍畫片、滾珠子……我們那邊有一種很特別的樹，當?shù)厝私兴u爪子樹。它的果實像一個雞爪子的形狀，據(jù)說吃完之后寫字會很潦草。我們也上樹去摘過。味道很澀，并不好吃。

自由生長也不意味著就完全失去管教。父親雖然沒有刻意教育我一定要出人頭地，但也有樸素的愿望，就是希望我過得好一些，別像他受那么多苦。

所以小時候，他也會經(jīng)常給我訂各種各樣的報刊，有兒童故事畫報、童畫報……每個禮拜，郵局郵遞員都會送到家里來。在別人看來這些可能就是沒用的小人書，但我覺得恰恰是這樣天馬行空的閱讀，幫我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埋下了種子。

母親對于我讀書的態(tài)度也很開放，她是新華書店的店員，我跟著她讀完了四大名著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七龍珠》《圣斗士星矢》這樣的漫畫書也看，武俠小說金庸、古龍、溫瑞安、梁羽生更是如數(shù)家珍。直到現(xiàn)在，我在閱讀這件事兒上都沒什么譜系，各種奇奇怪怪的書都讀。

像許知遠送我的《青年變革者》，寫梁啟超的一本書，還有楊天真的《把自己當回事兒》她的隨筆，魯豫送我的她自己的書……也包括一些文學經(jīng)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魯迅全集》，還有流行文學《我們與惡的距離》等等，這些有的是出版社送的，有的是作家本人給的，也有自己買的。

生活中的陶勇醫(yī)生

閱讀已經(jīng)成為我的一個生活方式。我家里有一個橢圓儀，人就趴在架子上，一邊踩橢圓儀一邊翻書。我沒有固定特別大段的時間，都是利用碎片化的時間去讀。閱讀這個動作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在其中收獲的樂趣，而非一定要讀出點什么名堂。

這讓我聯(lián)想到上世紀著名指揮家伯恩斯坦辦過的一個活動，叫做《年輕人的音樂會》。把一些從來不認識五線譜、也不知道怎么去唱歌的孩子聚到一起，讓他們隨意發(fā)揮，不按照章法去演奏，享受音樂旋律本身帶來的快樂。

在那之前，大家總覺得音樂要有一個固定形式，比如必須是鋼琴幾級、在什么大賽上得過獎，或者是編排了什么高難度的曲子。

但伯恩斯坦的活動，讓人們重新意識到音樂的本質(zhì)——給人以愉悅或者分享表達情感。大家從中發(fā)現(xiàn)，原來音樂 is nothing，音樂什么都不是。那些小孩子就和我一樣，恰恰在還不認識世界、還不認識音樂的時候，最能感受這種純粹的快樂。

后來我在專業(yè)上選擇了醫(yī)學，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這種快樂的感召。

 

在我讀過的武俠小說里，別管是什么大俠、哪派宗師，比武受了傷總得去求見一類人，那就是隱世神醫(yī)，所以從那時候起，我就一直覺得神醫(yī)很了不起。

有一次母親得了沙眼，我陪她去南昌大醫(yī)院看病，眼見著醫(yī)生拿針從眼睛里挑出石頭，更是印證了我這個想法。“呀，人的眼睛里怎么還能長石頭！”既好奇又吃驚。

現(xiàn)在再和學生們聊起自己最初對醫(yī)學產(chǎn)生熱情的萌芽，總是很感慨。我出生的年代，房子還不貴、生活壓力也不大，那個時候大家都覺得，大學畢業(yè)之后包分配，都有工作，所以也沒人想著選專業(yè)就是選就業(yè)，選就業(yè)就是選生存……

現(xiàn)在不一樣了，總有很多學生家長會來問，學醫(yī)到底好不好？輕松不輕松？風險大不大？掙錢多不多？一份職業(yè)背后，多了很多附加的含義。

今年年初，我陸陸續(xù)續(xù)去了一些高校，包括清華、北醫(yī)、首醫(yī)、農(nóng)業(yè)大學……，就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年輕人普遍有一些焦慮和迷茫，看不清未來的方向，也對未來有一些擔憂，他們很驚訝于我遭受到了一些打擊，還是能夠保持樂觀；我也驚訝于他們?nèi)松呀?jīng)很順利，但還是很焦慮。

 陶勇新書《自造》

所以我就寫了一本書，叫《自造》。想在這樣一個信仰普遍缺失的年代，給年輕人提供一些堅定內(nèi)心的參考。

希望他們知道，每一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人生軌跡，有自己的性格、愛好，有自己的家庭背景，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個體。你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不必和別人保持一致。你可以活在自己現(xiàn)下的生活中、工作中，自由地去尋找屬于自己的天空。

相反，刻意去找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標準，本身可能就是有問題的。

現(xiàn)在我女兒也長大了，過了特別依賴大人陪伴的年紀，開始有自己的朋友圈、交際圈，逐漸在建立自己的世界，我很少干涉她。

我知道她喜歡寫作，也經(jīng)?？吹剿龝约壕幫捁适?，甚至是連續(xù)劇，但從沒想一定要把她培養(yǎng)成一個作家。我不想由我來告訴她，你該干什么，而是希望她有自己的想法。

加繆曾經(jīng)說過一句話“我們在40歲的時候死于我們20歲的時候射向自己心臟的那顆子彈”，當一個人習慣了尊崇別人，再面對自己的想法時，總會第一時間告訴自己“這種想法是不對的”，自己把自己抹殺掉了。而自由地去生長、去接觸，讓我們的想象力打開了，反而更不容易受到束縛。

 

我去年因為傷醫(yī)事件回家休養(yǎng)，父親看到我，既沒有哭天搶地，也沒有怨天尤人，只是平靜地坐在我身邊，給我講他自己的事兒，說他小時候上山砍柴，不小心砍在了右邊小腿上，骨頭頭快斷了、鮮血直流，他就用身上的衣服緊緊捆住自己的腿，一瘸一拐地走回家。

之前我常常覺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比如教育我11歲的女兒，就產(chǎn)生了挫敗感。因為我們不是一代人，沒有什么共同的經(jīng)歷，在語言上難有交集。我小時候看過的電視劇、動畫片，她不知道是什么，也完全不感興趣；她現(xiàn)在關注的東西，比如卡通人物擁有的能量值，放在我眼里也特別幼稚。

不只是和孩子相處，面對學生和下屬也常常如此。情緒一上來，就會“直來直去”，總覺得“怎么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這也不對那也不對……”只是在抱怨問題和提出問題。

工作中的陶勇

我31歲時，就被評上了副主任醫(yī)師，出專家門診，經(jīng)常是一號難求，總有病人求著要加號。很快我就做了主任醫(yī)師，經(jīng)驗已經(jīng)很豐富。當時在很多人眼里，我算是“熬出頭”了，到了周末，就可以拎著包出去“飛刀走穴”了。

彼時，一個取舍的問題擺在我眼前：究竟是繼續(xù)呆在這個舒適區(qū)里，對疑難雜癥選擇回避？還是投入時間、精力繼續(xù)往下挑戰(zhàn)？

我曾和一個好朋友進行過一次討論，主題是“選擇重要還是努力更重要”。他堅持認為選擇更重要，如果選錯了方向，進入了夕陽產(chǎn)業(yè)，再怎么努力都高度有限。而我覺得努力更重要，因為在我看來，努力更像是一個“無限游戲”。

所謂“無限游戲”，就是說你可以憑借自己的努力，一點一點擴充自己的半徑，而非覺得做對了一個選擇，就一勞永逸，走到頭了。想到這里，我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決定在傳統(tǒng)醫(yī)療做手術(shù)的半徑之外，加一層科研的半徑。于是用了10年時間坐在冷板凳上，進行眼內(nèi)液檢測體系的開發(fā)。

如今，這項技術(shù)已經(jīng)通過朝陽醫(yī)院進行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幫助了300多家醫(yī)院的6萬多名患者。

但在當時我很清楚，做出這個決定，就意味著舍掉了每周賺不少錢的“飛刀走穴”和舒適區(qū)里的穩(wěn)定。不過我也坦然，在“做選擇”這件事上，我通常只做“一元一次方程”，而不會去做“多元多次方程”，因為我知道沒有人能夠什么都要，考慮得太多只能讓人痛苦。

當然，選擇了理想，也不意味著就要天天喝西北風。我們需要在人生中“想要的”和“舍棄的”之間找到平衡。

比如把圍繞著醫(yī)學出發(fā)的半徑，擴大、再擴大一點。醫(yī)療半徑前移，我可以做科普，推行“治未病”的概念，減少患者因為不了解醫(yī)學常識，而染上的眼疾；醫(yī)療半徑后移，我可以做公益，對于那些暫時失去視力的人，也不讓他們失去光明，通過心理重建、生活關愛、職業(yè)培訓和再就業(yè)指導，讓他們繼續(xù)心懷希望。

在這個基礎上，還可以將半只腳踏進一個大眾認知的圈子里——參加綜藝。

陶勇正在錄制綜藝

《令人心動的offer》是我今年參加錄制的一檔長綜藝，這一季聚焦醫(yī)學生成長，是很打動我的話題。在這個過程中，我既重溫了自己的醫(yī)學生涯，也透過這個節(jié)目更了解了現(xiàn)在年輕人的一些想法。節(jié)目中，嚴主任、張主任，面對年輕學生時的溝通、處事方式，也讓我很有啟發(fā)。

當然，可能也有年紀漸長的原因，我會覺得自己比原來更愿意去理解別人。

我們科有一個護士，離異單身，經(jīng)常長吁短嘆，她自己壓力大，上高二的兒子也抑郁了，家里父母的身體也開始不好，父親是腦血栓、母親高血壓，家里住的房子還不是電梯房，老人上下樓非常不方便。我就經(jīng)常找到她，安撫她的情緒。

我想讓她知道，這個事情不是她自己一個人在扛。平時換班、請假，同事之間也都比較靈活，大家都把她當成一個朋友，甚至是家庭當中的一個成員，真正幫她解決實際困難，從根本上消滅她的情緒問題，而非只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話術(shù)。

面對患者也是一樣，伴隨治療的過程，他的故事也會顯現(xiàn)在面前。選擇去看他們的故事，自己也能從中獲得一些領悟，有時候我會感到驚訝，為什么家境這么貧寒的人，他還是滿懷希望；也有一些眼腫瘤患者，生命不一定會維持很久，但是他父母沒有放棄。

他們的人生故事，也會無形之中成為我的能量來源。

再去面對孩子的時候，就不會因為她吵著要買艾莎的畫片，而覺得不耐煩。從她的角度上去思考，可能只有有了這個畫片，她才能和小伙伴之間有共同語言。恰恰是在這個擴大的半徑里面，我越來越理解每個人的選擇。

 

 

很多人會問我，未來的職業(yè)規(guī)劃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說，沒有一個明確的規(guī)劃。

日本有個馬拉松選手，雖然作為亞洲人在體質(zhì)上不占優(yōu)勢，但是多次在馬拉松比賽中跑贏黑人和白人。很多記者問他訣竅，他說自己把馬拉松的整個賽程研究一遍，漫長的賽程會讓人覺得是個恐怖的目標，但是把全程分解成很多個階段性的小目標，跑起來就容易得多。

這種制定計劃、分解目標的方式，確實適合完成一個規(guī)范化、制式化的動作。但面向一個開拓性的事情，卻并不合適。因為我要做的很多事，并沒有一個成功的流程可以復制。

就像我想通過“光盲計劃”實現(xiàn)“天下無盲”這個目標，這背后需要科技和公益鏈條的同步發(fā)展。

比如智能眼鏡、電子助盲器、腦機接口，這些科技創(chuàng)新是屬于過去沒有，未來也不知道啥時候能有；而讓全國48000名眼科醫(yī)生與視覺的康復、心理關愛、生活重建、職業(yè)培訓、再就業(yè)指導等事業(yè)形成無縫連接，又是一個系統(tǒng)性的工程。

這兩方面的發(fā)展能不能給一個具體的時間表呢？我覺得很難。

不過每個人內(nèi)心的支撐點不一樣。有些人，就必須有一些階段性的獲得感，來作為他繼續(xù)前行的動力，比如今天賺了100萬，那下個目標就是200萬，再下個目標300萬；但也有一部分人，是被“對未來不可知”的一種好奇作為繼續(xù)前進的動力。

我就屬于這后一類人，對于可以想象得到、可預知的結(jié)果，往往沒有太大興趣。

但我會隨著自己進步感的不斷積累，來獲得支撐幸福感的持續(xù)動力。就像是正在做一個拼圖，隨著遇到的事情越來越多得在頭腦里發(fā)酵，自己對于世界的認識、人性的認識、社會的認識，都在不斷豐富，這張拼圖拼出的圖案也就越來越完整。

我在《自造》這本書里這么描述這種狀態(tài)：人一旦通過沉思，通過關注一草一木、一事一物，讓自己內(nèi)心自洽的邏輯建立起來，就會有一種充盈感。盡管我們?nèi)詴衿诤用嫔系囊黄瑯淙~，也不知道下一秒會往東西南北哪個方向，但因為能感知到浮力和重力，就能對自己有一個定位。

當自己真的去思考了、琢磨了、領悟了，一套自洽的邏輯開始建立起來，你不會再覺得自己是完全無法把握的，而是能感覺得到，盡管自己依然渺小，但是有存在感。所以我在《令人心動的offer》中分享過一句話，“在比較中失去的從存在中要回來”。

包括之前我在《讀者》上讀到的一個故事，也非常令人動容。一個剛剛離異的年輕媽媽，帶著女兒離開中國在美國定居，生活捉襟見肘。有一天，她看到女兒在跟一個白人小男孩聊天，男孩在炫耀自己的名牌夾克，可女兒并沒有因此而自卑，她抬頭挺胸，把自己的書包擺到白人男孩面前，告訴他說：“這個書包是我媽媽親手給我做的，全世界只有一個，多少錢都買不到。”

而這就是比較和存在的意義，也是我想分享給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