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史論叢》（下簡稱《論叢》）創(chuàng)刊于1962年。至今（2016年）已走過五十多年的歷程，出版達一百二十三期，是享譽海內外學界的國學名刊。記得我第一次見到《論叢》是1963年，那時我剛念高一，功課不甚緊張。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去南京西路江寧路口的上海舊書店門市部，書架上就有一本1962年第一輯《論叢》（創(chuàng)刊號）。拿在手上一翻，直排繁體字，不僅文章的題目（如《卜辭金文所見的社會經濟史實考辨》等）看不懂，作者（諸如平心、楊寬、蒙文通等）也從未聽說過。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論叢》，印象很深。

1966年，摧殘文化的“文革”發(fā)生了，風雨如磐，百花凋零，不知全國尚有幾家社科類刊物能蒙欽旨準允出版?！墩搮病返耐？潜厝坏?，這一停就是十二年，直到1978年才復刊出版。在復刊的最初幾年（約1978-1986年）中，《論叢》猶如積蓄多年一朝噴發(fā)的火山一樣，發(fā)表了大量有見地的好文章，迅速重新贏得學界的稱贊。這在客觀上是因為禁錮思想的堅冰打破了，百家爭鳴的氛圍重又出現，學者又能自主思考，平等發(fā)言；主觀上是由于富有戰(zhàn)略眼光的資深出版家錢伯城先生重主其事，積極策劃選題，發(fā)掘稿源，慎重編審的緣故。然而經濟運行又有本身的發(fā)展邏輯，在越來越走向市場化的時代，當《論叢》依托的母體——上海古籍出版社受出版大氣候影響舉步維艱時，《論叢》自然也陷入了困境。1987年至1997年，《論叢》只能不定期出版，有幾年甚至每年只能出版一二輯。自1999年始，因有二編室主任張曉敏的強力參與，2000年始劃一版式與定價，每年準時出版四輯，每輯20萬字，以書代刊，一度局部地挽回了《論叢》的聲譽?？墒菙的旰?，張曉敏（已任副社長兼副總編）不再分管《論叢》，《論叢》所刊文章論題漸趨狹窄，亮點不多，學界漸有微辭。

2004年，我去昆明參加唐史年會。本屆年會改選理事會，張國剛出任會長。張國剛是楊志玖先生的大弟子，上世紀90年代，他在德國波恩大學執(zhí)教多年，曾幫助本社聯(lián)系柏林藏吐魯番文獻的出版事宜，與我多年書信往還。1999年，他回母校南開大學執(zhí)教，2003年剛調入清華大學歷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老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名震四海，建國后院系調整，清華成為單一的工科大學，現在又重建了文科，其中以歷史系師資實力最強，有李學勤、葛兆光、李伯重、秦暉等執(zhí)鞭，張國剛的加盟增添了新的活力，他們正思有一番大的作為。張國剛和我面談時，直率地批評了《論叢》近年來的質量下降，認為這是個海內外矚目的品牌雜志，不能愧對前賢所創(chuàng)的祖宗家業(yè)。他說，辦刊好壞直接依賴稿源，以書代刊不能進入國際視野，不利于吸引優(yōu)質論文，故當務之急是恢復刊號出版，盡快爭取進入CSSCI（中國社會科學核心期刊）系統(tǒng)，謀求大的發(fā)展。他表示，清華歷史系有興趣參與《論叢》的改刊和編輯（即和本社合辦《論叢》），并可作出經濟支持。張國剛的一番話雖然不免刺耳，但總體講得在理，我答應向社領導匯報，作出回應。那時我還在四編室工作，負責編輯《俄藏黑水城文獻》，我沒有想到，張國剛的建議會改變我的后半生編輯生涯。

回滬后首先向分管的副社長兼副總編張曉敏匯報，并由他轉報總編輯趙昌平。他們二位都已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了學界對《論叢》現狀的批評，有的意見還很尖銳。趙總與葛兆光相識二十余年，對清華歷史系的學術陣容有相當的了解，先天就有一定的好感。但茲事體大，不僅關系刊物的走向，還牽涉辦刊的“主權”問題，誰都不能貿然決定。除了社領導班子集體討論外，還得聽取各編輯室主任的意見。

當年本社領導班子成員有五位：王興康（主持工作的副社長兼黨委書記）、趙昌平（總編輯）、張曉敏（副社長兼副總編）、高克勤（副總編）、劉玲田（副社長兼黨委副書記）。大體說來，趙、張傾向于同清華的合作，王、高、劉持保留態(tài)度。另外還有一個問題，由于歷史的原因，本社僅有一個刊號，自2002年起，本社用這個刊號與上海微型小說學會（江曾培任會長）合作辦了一本名為《微型世界》的小故事雜志（月刊）。應當公允地講，《微型世界》編輯部的四位編輯非常敬業(yè)、能干，他們白手起家，在上海文藝出版社《故事會》雜志幾乎壟斷相關市場已達幾十年（《故事會》每期發(fā)行100萬冊，全年總碼洋1億元以上）的棘石縫中，強硬地使《微型世界》冒出頭來，所出各期《微型世界》生動活潑，雅俗共賞，開始有不俗的口碑，每期也能發(fā)行達1萬冊，這是甚為不易的。他們正期盼著社里的更多支持，以鞏固陣地，徐謀發(fā)展。只是本社只有一個刊號，繼續(xù)用于《微型世界》，《論叢》就只能依然以書代刊，如果用于《論叢》，剛創(chuàng)辦三年的《微型世界》只能?？?。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局面就是如此嚴峻。

不久，討論解決這一難題的中層干部會議召開了。我在會上概述了清華方對改變《論叢》現狀的意見。五編室副主任李鳴認為，停辦《微型世界》太可惜，而《論叢》又確需刊號出版，主張向上級主管部門再申請一個刊號，兩種刊物并行辦下去。李鳴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國家對刊號控制極嚴，申請新刊號是不可能的。他的提議沒有可行性，但這也說明《微型世界》在同仁心目中已有了一定的影響。《微型世界》編輯部主任章行事后評議：“如能申請到新刊號，我們還開這個會干什么？就是因為只有一個刊號，才要討論給誰用?！闭媸且会樢娧?。一編室主任曹明綱不贊成與清華合辦《論叢》，他說，本社包括《論叢》的作者向有五湖四海之廣泛的傳統(tǒng)，不專掛靠一個高校、一個系。譬如南京大學中文系，先后有汪辟疆、程千帆、卞孝萱、周勛初等與本社長期合作并在《論叢》發(fā)文，如與清華歷史系合辦《論叢》，似乎成為同人刊物，勢必不利于調動其他高校作者的積極性。曹的意見反映了本社同仁對《論叢》品牌的愛護珍惜之情。當然，對《論叢》的現狀不滿意，期待改進是與會者的共識。

《論叢》的現狀可能改變的議論不脛而走，這時又發(fā)生了一個插曲?！段⑿褪澜纭返拿u主編江曾培聞知后，向前任社長李國章關說，請老李轉告王興康續(xù)辦《微型世界》，如有困難，微型小說學會可每年補貼20萬元。就當年物價水平言，一年20萬元的補貼不是個小數字。那時本社財政情況不好，尚欠銀行貸款數百萬元。對于一向身體力行謹慎節(jié)儉、量入為出的當家人王興康來說，每年20萬元補貼是不小的誘惑，何況本來就面臨刊號歸誰使用的兩難選擇呢。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深感壓力之重，深恐《論叢》改刊之議將付諸東流，難以實施。一次午飯間隙，邂逅趙昌平，我對他說：“現在只有你能力挽狂瀾了！”趙昌平的學養(yǎng)、見識與威望在社內是首屈一指的，他從1994年就擔任本社總編輯，連任至此已逾十年。我相信只要他下定決心，事情尚有可為。

不知道經過幾多權衡、斟酌，社領導班子的最后決議艱難地產生了。主要內容為：一，停辦《微型世界》，向上級主管部門報批，刊號轉給《論叢》使用；二，婉拒清華方的合辦建議，《論叢》仍由本社主辦；三，取消《論叢》的主編制，原由李國章、趙昌平任主編，至2005年第八十輯終止，成立京滬兩地學者為主體的編委會，再產生執(zhí)行編委，負責主持具體的日常事務；四，改刊后的《論叢》仍以季刊出版，每年四期。

這時已經是2004年的10月，張曉敏尚未調離本社。一天，張曉敏告我趙總的意見，擬由我擔任《論叢》的專職編輯，年終考核以社內編輯平均獎計。我聽后吃了一驚，說實在的，我雖然自昆明帶回學界改革《論叢》現狀的建議，并贊成恢復刊號出版，但從未有過染指《論叢》編輯的念頭。我是學歷史出身，不僅不懂文學、哲學，也沒有編輯學術雜志的經驗，只知水之甚深，何況《論叢》起點甚高，改刊后學界必然期待也高，這樣的一份綜合性國學名刊豈容我涉足，深恐力不勝任，有負厚望。于是我告張曉敏，容我想一想，過幾天再答復。

連續(xù)幾個晚上，我輾轉難以成眠，揮之不去的始終是《論叢》這塊金字招牌的吸引。我想起1963年在上海舊書店初見《論叢》的創(chuàng)刊號，也想起1981年我還在華東師大念書時，謝天佑、王家范兩位老師在《論叢》上發(fā)表《評〈淮南子〉的無為思想》，連我們這些尚未入門的在讀學生都覺得不簡單，可見《論叢》影響力之大。我也想起近年來《論叢》的被學界詬病，等等。《論叢》是前輩們創(chuàng)制的寶貴的銅鏡，為何不去拂掉它的塵垢使之重光呢？自1982年我當編輯至此已二十余年，積累了一些學術圈內的人脈關系，也有了一些編輯經驗，社領導既有意讓我試試，何不下定決心接受這場挑戰(zhàn)呢？《論叢》的改刊雖是社領導的決策，畢竟由我?guī)Щ亓藢W界的希望與訴求，從這點上說，我也可算是“始作俑者”。一旦付諸實施時，似乎不應超然物外，袖手旁觀。我并不企求發(fā)財，能有編輯的年平均獎已使衣食無憂，為何不敢一試呢？要做就一定得做好，先不夸?？冢驼{應試，但心中應有個標桿，這個標桿就是當年伯希和主編的東方學雜志《通報》！這樣一想，我就決心“下海”了。由張曉敏陪同，我向趙昌平表示同意接手，趙總當場就講了一句勉勵的話：“只有你能做。”這未免使我受寵若驚，當然也知道開弓沒有回頭箭，非做好不可也。

以后的幾天里，我擬出了《論叢》改刊的工作設想，請趙總審閱。此時張曉敏調任上海辭書出版社社長，由王立翔（原二編室主任）繼任本社副總編，分管《論叢》。2005年1月上旬的嚴冬時節(jié)，趙昌平、王立翔和我三人赴京。先是與清華方葛兆光、張國剛、李伯重會面，介紹了我們對《論叢》工作的設想，包括仍由本社主辦，改以刊號出版，成立編委會，實行執(zhí)行編委制等，取得了他們的理解。當天下午與第二天上午，我們邀請了在京的文史哲領域的學者開了座談會，宣布《論叢》即將恢復刊號出版的消息，得到大家的一致贊成。他們是從海內外學術雙向交流，漢學國際化的大趨勢背景理解這一舉措的，他們貢獻了很多切實可行的意見，以后均被改刊的《論叢》所吸取。

自北京返滬后，趙昌平、王立翔和我三人商定了《論叢》編委會構成人員名單，以京滬兩地學者為主體。北京邀請了李伯重、李零、李學勤、秦暉、徐公持、陳平原、陳來、陳高華、張國剛、葛兆光、葛曉音、榮新江、閻步克、羅志田，上海邀請了王家范、朱維錚、周振鶴、陳尚君、孫遜、章培恒、葛劍雄、熊月之、劉永翔（均按繁體字姓氏筆劃排序），又特邀南京大學中文系的莫礪鋒、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的邢義田、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以及當時尚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陸揚任編委，三年一個聘期，并明確編委的主要職責是對《論叢》的編纂大計和具體執(zhí)行提出意見，為《論叢》撰稿、組稿和審稿。

編委會成立后需要決定執(zhí)行編委人選。社領導擬由張國剛和我兩人擔任。我與國剛很熟，他聰明熱情，有學術判斷能力，尤其是不憚繁雜，勇于任事，這一點也十分重要。當我把社里的意圖告訴他時，不料國剛卻另有見地。他說，你我兩個都是搞歷史的，而《論叢》是文史哲并重，應當有研究文學、哲學者參與擔綱，建議以葛兆光為執(zhí)行編委。這番話說得誠懇愷切，足見他的心胸寬廣，為《論叢》考慮得周到。但是國剛的慷慨熱情、當機立斷，為雜事而不吝付出，又是其他各位所不及的，故而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向趙總匯報，趙總當即就給葛兆光打了電話，征得同意，執(zhí)行編委便由張、葛、趙、蔣組成。

接下來的事就是正式上報各級主管部門，報告是高克勤執(zhí)筆的，寫得樸質坦誠。《論叢》的積稿也轉交給了我。差強人意或已應允采用者均在第80輯（2005年出版）刊出，所以那一輯字數超量。我本以為，刊號是本社自己的資源，轉一下應該很快就會得到批準，不料竟等了2005年整整一年！期間新聞出版總署的領導桂曉風、鄔書林分別到上海視察工作，我們都向他們匯報了，請求早日批復，但都無大效。后來聽上海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祝君波說起，更改期刊刊名、構成內涵等，走完報批這一套程序，需有一年等待時間的準備，這就使我們很無奈。

2005年我已是《論叢》的專職編輯了。在等待刊號批轉的時間里，積極地組稿、審讀并處理前任遺留的積稿，忙得不亦樂乎。趙總認為改刊是一件大事，需要寫一篇莊重的改刊詞。但我覺得，1962年創(chuàng)刊號的《〈論叢〉編例》與1978年復刊號的《編者的話》，對《論叢》的宗旨已作了平實又恰切的闡述，似乎無庸再費詞章表達。我的意見是以《〈中華文史論叢〉恢復刊號出版暨約稿啟事》為題，低調地向學界表白改刊緣由。至于刊物今后能否重新贏得學界認可，并不在于改刊詞寫得如何汪洋恣肆、激蕩人心。說實話，這方面我是有點私心的，我對辦《論叢》沒有經驗，唯恐畫虎類犬，事與愿違，不敢寫改刊詞，高調托大。趙總同意了，于是我寫了《改刊與約稿啟事》，趙總作了仔細的推敲潤飾，并加了“本刊謝絕商務廣告與出資刊文，以嚴肅學術，崇高品格”一句，這真是畫龍點睛的神來之筆，后被媒體記者廣泛揄揚，成為《論叢》標志性的宣傳語。直到今天寫這篇回憶時，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改刊后的《論叢》繼承了創(chuàng)刊以來一貫的傳統(tǒng)，唯學術是舉，沒有收過任何一篇文章的分文版面費（今后并將一如既往），刊發(fā)的每篇文章我們都支付了稿酬，全部盈虧經費都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自負的。

2006年《論叢》開始恢復刊號出版，由于準備充分，在第1期（總81期）、第2期（總82期）上匯聚了諸多名家的精心之作。第1期的作者有呂思勉（未刊遺稿）、葛兆光、陳平原、柳立言、陳弱水、張國剛、周勛初、莫礪鋒、李零、周偉洲、蔡美彪等，第2期有李學勤、朱維錚、陳尚君、朱瑞熙、陳高華、賈晉華、朱鴻林、陳廣宏、陳得芝等人文章（均按發(fā)表順序排列），學界反應強烈。社長王興康說，看到目錄就覺得“眼睛一亮”。其實我并沒有追求薈萃名家，完全是《論叢》蓄勢待發(fā)的改刊品牌效應所致。友人王君曾提醒我，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盡聚名家于一爐，恐后事難繼。這使我省悟，辦雜志猶如萬米長跑，不能竭澤而漁。誠如《細胞》雜志總編艾米麗?馬庫斯所言，期刊編輯必須保持公正且穩(wěn)定的標準，這是“雜志長期發(fā)展和成功背后的關鍵因素”（引自《光明日報》2013年11月30日）?！墩搮病凡或湶辉甑馗咂肺贿\行著，至改刊第二年年底（2007年）就被《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指導委員會審定，入選為CSSCI來源期刊，自2008年至今已連續(xù)四屆八年（2008-2015年）始終在列，保持在同類刊物排名前十位的核心期刊陣容之中，這是我們引為自豪的。

回憶《論叢》的這段改刊經過時，我不由得想起許許多多前輩、同行的關注勖勉，他們話雖不多，但以義相勵。有的話也許他們講過自己都忘記了，但我卻銘記于心，不能釋懷，今略述數則于此。首先是陳高華先生，2005年我們籌組改刊，我打電話請他出任編委，他一口答應，說“我覺得很光榮”，又說：“我相信有你在，就一定搞得好！”這真使我有知遇之感。幾年來，不管困境與順境時，都常常想起他的話，告誡自己不能辜負前輩的期許。又有榮新江，在改刊剛起步時，他告訴鄧小南，雖有很多編委，“其實就他一個人（指蔣）在干”。多年后，在北京地區(qū)編委開會議論《論叢》得失時，他說：中華的《文史》編輯一直在換人，而“《論叢》最主要的是有蔣公在”。我在此述及他的這番話時，不是自我標榜矜夸，而是提醒“肉食者”保持責任編輯的相對穩(wěn)定連貫對一本學術雜志的重要，同時也有懸鞭自警，夙夜在公之意。又如周振鶴，有次我跟他說起辦《論叢》遇到的困惑與彷徨時，他說：“一個人一生能做成一兩件事就不容易了?！鳖D使我如醍醐灌頂般猛醒，應從大處著眼，不能動搖。再如錢伯城先生，改刊數年后，他對我說：“《論叢》現在有了個好的主持人，你要堅持?！彼脑捰仁刮蚁肫稹墩搮病穭?chuàng)刊、復刊、改刊的來之不易，更不敢懈怠，要對得起讀者與作者的期待。魯迅先生在《藤野先生》文末說：“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看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fā)現，而且增加勇氣了?！苯袢赵僮x此文，感同身受。

《論叢》改刊已達十年，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敘述這段經歷，目的是為了保存史料，作為本社六十甲子誕辰的紀念。《論叢》還在繼續(xù)出刊，誠如諸葛武侯所言：“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爆F在，《論叢》已有了新生力量的參與，北大歷史系畢業(yè)的碩士胡文波自2008年下半年加盟，至今實足做了八年多的編輯工作，成長很快，使我欣慰。也許再過些時日，我能為文，冷靜客觀地述評改刊后的《論叢》編輯與發(fā)文的得失，以為后來者的殷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