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不僅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也是最復雜的雙邊關系。因其重要，雙方都非常重視與對方關系的構建，近年來除了經(jīng)貿關系和人文交流的日益加強，領導人之間制度性的頻繁見面、每次見面都要對雙邊政策加以某種“再確認”，是最好的說明。

因其復雜，雙方在認識上以己度人、以偏概全甚至出現(xiàn)戰(zhàn)略誤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作為當今世界數(shù)一數(shù)二的大國，合作則共贏，沖突則俱傷，傷的不只是兩國本身，還將是整個國際政治體系的穩(wěn)定。因此，雖然兩國媒體輿論和民間情緒常因某些事件“交火”，但在國家領導人層面，處理雙邊關系的政策仍然是慎重、積極和理性的，并提出了一些創(chuàng)造性的想法。不過，這似乎并沒能阻止中美關系患上一種“心病”。

如果稍稍回顧一下歷史可以看到，中美關系從來不是一帆風順過來的，而是在起起伏伏中走到今天的。1979年建交之后的頭十年，中美關系處于上升通道，甚至有過蜜月期，此后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進入下行通道；以20世紀90年代初為起點，往后的十年總體上處于上升通道，包括中國加入WTO談判的成功，“與國際接軌”、“融入世界”成為中國的外交政策的主流意識，而到21世紀初小布什競選總統(tǒng)與其執(zhí)政最初的一段時間里，中美關系又進入下行通道；9?11事件后，中美關系再次進入明顯的上升通道，持續(xù)約十年時間，直至近幾年中美關系再次進入下行通道之中。

與前兩次的情況不同，當前這一次的中美關系下行具有“隱形性”，表面上看雙方的合作不斷在推進，相互依賴在不斷加深，國際事務中的共識在不斷增加，但是，中美關系的研究者們普遍感覺到，中美關系出現(xiàn)了“戰(zhàn)略互信減損”和“戰(zhàn)略互疑加深”的危機。這不同于過去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和利益競爭，而是一種信任危機，是一種“隱憂”，因而是一種“心病”。但“心病”治起來一點也不比政治制度對抗、意識形態(tài)沖突和經(jīng)濟利益競爭要容易。

2015年5月美國著名“知華派”、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系主任蘭普頓關于中美關系面臨“臨界點”（tipping point）的演說，是這種“心病”的一種表征，雖然他的診斷并不準確，且只是把產(chǎn)生問題的主要原因歸于中方。

其實，近年來中美關系中形成一種有趣的“話語對比”現(xiàn)象：一方面是美國學者、智庫和主流輿論對中美關系多有負面言辭，以失望、怨怒、焦慮、唱衰為主調；另一方面，中國對美輿論的主流也就是政府的基調，都是正面言辭，以說服、勸導、期待深化交流合作、看好前景為主調。雖然這里中國一方是政府主導輿論，美國一方是學者、智庫等知識精英階層占據(jù)輿論主流，主體似乎不對等，但是美國白宮和國務院代表的是政策方向，而非輿論優(yōu)勢，這與中國的情況不同。

不過，在同是“主流輿論”并反映國民心態(tài)這一點上，無疑具有可對比性。在美國方面，除了蘭普頓關于“臨界點”的言說之外，其他典型地具有上述話語特征而流行的對華輿論，包括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米爾斯?海默教授的“大國政治悲劇論”以及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埃里森教授的“修昔底德陷阱論”。

米爾斯海默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tài)本質出發(fā)來論證了中國崛起對于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挑戰(zhàn)，戰(zhàn)爭不可避免。而“修昔底德陷阱論”依據(jù)修昔底德在著作《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中得出的結論“使得戰(zhàn)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以及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來比擬當今中國崛起對于美國霸權的挑戰(zhàn)和影響。如果算上早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可以說，在冷戰(zhàn)后的美國主流輿論中一直存在一種唱衰中美關系、充滿失望、悲觀、焦慮、甚至鼓動美國政府盡量防范、遏制中國崛起的輿論，而近年來有了新版本。

相比較之下，多年來，中國對美國的主流聲音包括：“太平洋足夠寬廣，可以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中國夢跟美國夢是相通的”；中美關系不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這些話語不僅是對美國總統(tǒng)和國務院官員說的，也是對美國對華主流而負面輿論的回應。加上早前中國表達的“和平崛起”，都是針對美國對中國崛起“不放心”而做出的“增信釋疑”表態(tài)。兩相比較，美國關于中美關系的主流輿論，雖然不斷向中方拋出各種負面觀點，似乎掌握了主動權，但在思想上卻是防范和撤退的姿態(tài)，還有點焦躁不安；而中國雖然對美輿論表現(xiàn)得苦口婆心，但富有進取性，沉著冷靜。

這種“話語對比”可以使我們看到中美文化思維的差異，同時看到美國對于中美關系的“心病”。這一“心病”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中國崛起的憂慮，二是對美國霸權衰落的擔憂。一是表象，二是實質。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霸權護持才是美國外交的核心，在它眼里，不管對它霸權構成挑戰(zhàn)的是誰，不管是爭霸的前蘇聯(lián)，是“經(jīng)濟動物”日本，是中東的伊朗、伊拉克等地區(qū)強權，是偏隅于東北亞一角的朝鮮，是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抑或露出統(tǒng)一曙光的盟友歐盟，它都會拋出失望、怨怒、焦慮、唱衰的輿論，也就是說，它的“心病”是一樣的，只是表現(xiàn)不同。

當然，美國這種“心病”的要害在于會采取配套的行動，要么將對手納入自己的戰(zhàn)略軌道，要么使對手望而卻步。不過，中國是美國一個非常特殊的“對手”，是在全球化時代作為新大陸文明要面對延續(xù)五千年的東亞古老文明的新生。美國既很難將中國納入它的戰(zhàn)略軌道中做個“副手”，中國也有足夠豐富的歷史經(jīng)驗和文化智慧化解外來壓力，以及經(jīng)過朝鮮戰(zhàn)爭、越南戰(zhàn)爭驗證過的無畏于任何外來霸權的力量和意志。

那么，美國的“心病”該如何治療？大致而言，中美如何看待對方，可以歸納為三種認識：本質論、結構論和利益論。這也是研究中美關系的學者常用的三種理論思維。

簡而言之，本質論即從國家制度、意識形態(tài)、文化宗教、國民性格等本質出發(fā)來看待對方，如美國各種各樣“中國威脅論”的背后所一致具有的“中國威脅”認知，或“共產(chǎn)黨中國”會實行對外擴張的話語，而中國則長期有“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宣傳，等等。中國宣揚“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的”和美國宣揚“民主和平論”，都屬于本質論。結構論是認為中美之間的諸多矛盾是由權力結構變化帶來的，如中國力量增長、崛起和美國霸權相對衰落，從而形成結構性矛盾。利益論則從利益的角度去解釋國家像人一樣具有“至死方休”的逐利動機，甚至作為“集體的人”比個體的人更甚。

對照之下，當前美國對中國的“心病”以結構論為核心，擔心的是中國崛起帶來的霸權受損。中國所能做的，則是在本質論上說明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文化是以“和”為中心的、人民是熱愛和平的，在利益論上說明中美可以合作共贏，在結構論上說明“太平洋足夠寬廣”。這里兩者之間并不完全對應，中國的藥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治療美國的“心病”，關鍵還在于美國對權力結構變化的態(tài)度。所以，坦誠的中美對話就顯得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