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堅持發(fā)展本位，重建合乎時代的新儒學體系 原創(chuàng) 陳菁霞 中華讀書報

20多年前，馬勇應龐樸先生的邀約，參與其主持的四卷本《中國儒學》的編寫工作，其中，第一卷《儒學簡史》由馬勇獨立撰寫，在30多萬字的篇幅中，將三千年儒學史做了系統(tǒng)、概略、完整的描述，目的是讓讀者通過該書能夠清楚儒學發(fā)展歷史的整體框架。最近，該書的修訂擴充版《中國儒學三千年》由孔學堂書局出版。馬勇自言，寫作這本書是想從一個比較宏大的視野檢討儒學三千年歷史，最大限度地擺脫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污名化，也最大限度地與“尊儒者”疏離，取歷史主義立場探究事實。而對于儒學內部分歧也作如是觀，既不絕對認同師祖（章太炎）的古文立場，也不認同太老師（周予同）的今文家言?！拔以噲D超越今古、融匯今古，擇善而從?！薄按饲皫资?，儒學史、經學史也出版了幾種，與這些作品比較，我這本屬于一個人的寫作。一個人的寫作固然有很多局限，但其好處是邏輯自洽，首尾一貫，不會自亂章法?！?/p>馬勇向以研究近代史而知名學界，不熟悉的人乍一看到這本《中國儒學三千年》難免訝異。實際上，如果了解他的學術履歷，他對儒學的研究和情懷其來有自。1983年，馬勇從安徽大學考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師從著名歷史學家朱維錚，以《漢代春秋學研究》為題的碩士論文199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被譽為“儒家經學研究領域一部很有影響的著作”，出版20年來一直受到相關研究者的重視和廣泛征引。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儒學初現(xiàn)復興之勢的時候，馬勇即多次陪同導師到曲阜參加關于孔子的會議，參會人員中有杜維明、龐樸這些享有大名的學者，籍籍無名的學生馬勇，會參與一些整理會議紀要的瑣細工作?！皬目鬃颖慌颢@得正統(tǒng)這樣一個轉化的過程中，我算是個經歷者。”

1986年，已經拿著工作派遣證準備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報到的馬勇，因為一個偶然的原因進了近代史所，從此他不得不調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將主要精力放在晚清至民國時期的研究上，數(shù)年間即拿出一系列有分量的著作。前些年，他參與汝信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世界文明研究系列”，撰寫其中的“中國文明史”板塊，他因此又回到古代史，接續(xù)之前的研究。

“在新冠肺炎肆虐的非常時期，長達半年的居家工作，我唯一下功夫的事情就是整理了這部書稿，做了很多修訂工作。而這部書稿，我多年來一直希望修訂再版，畢竟它涉及我的專業(yè)，也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在?！痹诮邮苤腥A讀書報采訪時，圍繞儒學自身的現(xiàn)代化，及其與現(xiàn)代化的關系等問題，他念茲在茲的還是儒學如何如其過往一樣，適應時代，開出新局。

儒學內部并非缺乏更新機制

中華讀書報：您在《中國儒學三千年》序言里談到，歷史上“殷周之變”產生了儒家，“周秦之變”遏制了儒家。至晚近的上世紀初，因大規(guī)模的中西文化交流而引發(fā)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大變局給儒學帶來了根本性沖擊。蕭功秦先生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中認為,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種在西方挑戰(zhàn)面前進行自我更新的內部機制，難以實現(xiàn)從傳統(tǒng)觀念向近代觀念的歷史轉變，從而陷入自身難以擺脫的困境。您怎么看待這一觀點？

馬勇：前輩學者郭沫若、范文瀾等建構的中國歷史馬克思主義解釋模式，至今已經七八十年了，影響深遠，幾代人得益于此，我們一直延續(xù)他們的模式在解讀。這些年我在做中國文明史研究時，一直思考如何在前輩學者工作的基礎上，修補、完善中國文明史解釋體系。

王國維最先發(fā)現(xiàn)殷周之際的變化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關鍵，農業(yè)文明凸顯。周人的農業(yè)文明與殷商時期的商業(yè)文明有很大不同，特別是周人的幾個制度性安排，對于我們討論儒家學術發(fā)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據(jù)《漢書·藝文志》，以及后來學者的研究，夏商時期，學在官府，有欲學者，以吏為師，一方面在各衙門打雜，做著日常事務，一方面閱讀文獻，追隨長者學習。到了周人建政，實行封建制度，各個諸侯國成為政治實體，獨自處理各自國內事務，周王室中央政府層面漸漸成為一個虛置的機構。周王室與諸侯國這種二重政治架構，在學術史上的體現(xiàn)，就是人們都知道的“官學下移”，原來在中央層面的官學分散到各個諸侯國。而各個諸侯國又根據(jù)各自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習俗，發(fā)展自己的文化，從而導致“中國軸心時代”思想發(fā)展的多樣性、豐富性。儒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得以發(fā)生。

在軸心時代，儒家和其他學派始終處于一個競爭的態(tài)勢，他們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思以其道易天下”，用自己的思想、主張影響各國統(tǒng)治者，孔子和其他各派領袖無不風塵仆仆，游說諸侯。百花競放，諸子競爭。到了戰(zhàn)國中晚期，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讓各國之間也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沖突。特別是涉及中國歷史的母題——如何治水，以鄰為壑的諸侯國體制顯然不是最好的選擇。從小共同體走向更大的共同體成為思想者的必然選擇，統(tǒng)一，甚至說“天下定于一”，在包括儒家在內的各派中都有或顯或隱的表達。但統(tǒng)一的手段，各家很不一樣。儒家主張仁政，主張“不嗜殺人者一之”；而法家自商鞅以來在秦國的實踐，就是以國家主義整合資源，富國強兵，用競爭，用實力戰(zhàn)而勝之。

歷史事實證明了秦國路徑走到最后，秦國征服了東方六國，這并不是問題。問題是征服六國之后如何重構社會組織方式。儒家并不反對由周變秦，它所反對的只是秦統(tǒng)一之后的政治架構。按照儒家的觀點，如淳于越在秦始皇御前會議上的看法，統(tǒng)一之后秦王朝應該繼續(xù)周朝分封制度，繼續(xù)實行中央與諸侯國二層政治架構，中央由周王室變?yōu)椤扒赝跏摇?，其功能依然如周王室一樣為王朝的象征，其功能是協(xié)調各諸侯國，平衡各國之間的利益，率有道伐無道。諸侯國是政治實體，依據(jù)各國情形決定社會經濟方面的政策。儒家的方案并不被秦始皇選中，李斯在御前會議提出的絕對中央集權方案成為秦朝的實踐。儒學在此后的秦朝也成為被打擊的對象，所謂焚書坑儒，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

秦朝的政治實踐以失敗而告終，“二世而亡”是一個慘痛教訓。劉邦建政前后，儒家學者陸賈、叔孫通、賈誼等不斷影響君王，不僅讓君主明白馬上可以打天下、馬上不能治天下的道理，而且讓他們親近儒者，尊重儒生。儒生也對新朝統(tǒng)治者給予善意回應，諸如叔孫通為劉邦演練禮儀，重整綱紀，其意義就是用儒家的禮儀制度約束、規(guī)范統(tǒng)治者。

經過幾十年發(fā)展，至武帝即位，漢朝已經露出繁榮景象，先前幾十年“無為而治”的黃老學似乎已經無法滿足漢武帝日趨膨脹的帝國野心。漢武帝為此專門征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董仲舒適時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口號。這是中國歷史一次巨大轉變，儒家思想由諸子之一上升到統(tǒng)治階級唯一思想。此后兩千年大致不變，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皆然。所以兩千年中國進亦罷退亦罷，功與過，均可歸于儒家。

過去的研究以為儒術獨尊是中國文化獨斷主義，嚴重傷害了社會活力。其實從歷史發(fā)生的實際情形看，儒術獨尊并不是原先意義上的儒學獲得了唯一地位。此時的儒學，經董仲舒重整，已不是孔子的體系，甚至也不是荀子的體系了，而是把陰陽五行、刑名法家全都包容其中。所以董仲舒的思想能夠一直傳承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占據(jù)幾千年思想意識的主體，很大程度是因為它的包容性。蕭功秦批評儒學內部的僵化性，其實儒學在面對異質文明的時候，比如面對佛教，面對明末傳入中國的西學，有本能性的抵抗，但經過不斷調適，最終走向了融合。過去我們過分強調乾嘉漢學的排外性，忽略了漢學家的包容性，乾嘉漢學對西學的吸收有明暗兩條線索，明的如《幾何原本》，以及那些收入到《四庫全書》中的作品；暗的則是明清之際，尤其是漢學家所承襲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所以我在做文明史的課題時，認為亨廷頓關于文明沖突論的說法是不合乎中國歷史實際的。

西方工業(yè)化的發(fā)展改變了世界，同時也衍生出一系列問題，尤其是財富的少數(shù)人占有與多數(shù)人面臨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的問題，始終得不到真正解決，導致歐戰(zhàn)爆發(fā)。嚴復在歐戰(zhàn)初起即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認為資本主義三百年發(fā)展，只是落了“殺人利己，寡廉鮮恥”八個字。他在那個舉世絕望的時代，大膽呼吁重新理解儒學，重新理解孔子，孔子與儒家義理必將給中國、給人類帶來一個新的機會。很多年前，沒有人覺得嚴復說的有道理，但是歷史發(fā)展昭示，歐戰(zhàn)中不僅中國人梁啟超、梁漱溟、胡適等人意識到了這一點，即便西人羅素、杜威，也有向東方尋找解方的意思。

到了二戰(zhàn)，儒家思想再經馮友蘭、賀麟、張君勱這些受過西學訓練的一批思想者的重新解釋，至抗戰(zhàn)結束，我們重讀馮友蘭的《貞元六書》，讀賀麟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讀張君勱對現(xiàn)代政治的新解釋，很容易感覺到儒家學術不再是中國落后的原罪，儒學應該如其過往一樣，依然會適應時代，開出新局。事實也正如此。二戰(zhàn)結束，中國成為戰(zhàn)勝國，儒家思想也隨著中國國際地位提升重回世界中心，正如一些研究者所說，聯(lián)合國所體現(xiàn)的現(xiàn)代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儒家的思想，儒家告訴世界，純粹的物質財富增加是沒有意義的，仁者愛人，對人的關懷，可能比物質豐富遠為重要。

由此可見，在20世紀轉折過程中，儒家不僅得到了很大的調整，而且對世界有突破性的貢獻。所以我這本書里討論了儒家在三次歷史大轉折中，如何調適自己?？鬃诱f識時務者為俊杰，儒家最厲害的一點就是會看到趨勢，他按照趨勢去走，而不是和趨勢相抗衡。先前以為儒學內部缺乏更新機制，可能是不準確的。

重建合乎時代的新儒學體系

中華讀書報：自近代以來，中國幾代學者都致力于儒學的現(xiàn)代化。時至今日，您認為收效如何？無論是制度儒學還是儒家憲政，無不顯示出將儒學與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現(xiàn)代觀念進行對話的努力。對當代儒學的發(fā)展現(xiàn)狀，您是什么看法？

馬勇：對新儒家的這些討論，我很贊賞，但他們只是就儒家思想討論儒家思想，沒有放到一個大的脈絡中去。另外，應該保持傳統(tǒng)儒學那樣的相對的獨立性，在現(xiàn)代政治架構中，儒學不能過度政治化。

宋明以后的儒家都很包容，不再竭力排斥其他流派。宋明理學家的一個基本信念是，東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這里的西方盡管不是后來意義上的西方，但真正的儒家應該是通古今中西，別人的好的東西我都應該接納，自己的好的東西也應該說出來。換言之，真正的儒家怎么會有意識地反對政治現(xiàn)代化？20世紀這幾代儒學者非常厲害的地方就在于，他們執(zhí)著地要表達出來。梁漱溟在不太那么自由的環(huán)境中，頑強地表達自己的看法，他的《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盡管使用了許多現(xiàn)代詞匯，其實真實意思還是在尋找儒家思想的現(xiàn)代意義。從現(xiàn)代學術的架構當中，新儒家從上世紀80年代被激活，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儒家的面貌以及在中國政治語境、文化生活中的處境發(fā)生了極大改變?，F(xiàn)在的討論，應該接續(xù)歷史，抱持一個開放的現(xiàn)代心態(tài)，對包括儒家思想資源在內的一切文明成果大度吸收。假如真有當代儒者的話，至少應該像董仲舒、朱熹那樣，包容各家各派，不斷擴大儒家思想體系的內涵和外延，進而重建一個合乎這個時代的新儒學體系。

上個世紀初，陳獨秀的困惑是，孔孟之道如何合乎現(xiàn)代生活？將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截然對立，是20世紀中國思想界的普遍傾向。由此討論，進而認為，即便儒家有某些合理性，也只是留存于私人生活領域，而無法繼續(xù)在公共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中發(fā)揮作用。其實這個說法并不對，儒家思想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所表現(xiàn)，如何能夠在私人領域繼續(xù)存在？好的學術，當然是在所有領域中發(fā)揮功能，比如儒家的正義感、浩然之氣，當然應該在公共生活當中發(fā)揮作用。到我們這一代人，更應該具有包容性，不僅讓別人包容儒家，儒家本身也應該有意識地去包容非儒的東西。

中華讀書報：中西交融發(fā)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儒家文化在世界思想格局中占據(jù)一個什么樣的位置？

馬勇：應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亨廷頓的分析是，人類文明可能最后形成就是三大思想架構：以基督教為主導的西方文明，以古蘭經為主導的伊斯蘭文明，以儒家主導的東方文明。

從學術的觀點看，佛教在中國歷史上真正內化為中國文明的一部分，極大改變了中國文明的面貌，是一次鳳凰涅槃。中國文明、儒家思想可以接納馬克思主義，這個事實證明中西文明的整體性融通并不是癡人說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經有百年歷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學理上證明了人類文明不僅有沖突有摩擦，更有融合、匯通的可能。在中國思想史上，反對佛家最激烈的莫如韓愈，但韓愈無論如何想不到在他之后兩三百年，佛教就內化為中國文明的一部分。佛家的方向就是西方文明未來在中國的方向，只有內化為中國文明的一部分，才能對中國文明真正發(fā)生作用。

外來文明的內化，離不開中國文明、儒家文明的接納、包容。在這一點上，上個世紀的歷史已經證明儒學并不是東方社會現(xiàn)代化的根本滯礙。儒家文明背景的諸多國家地區(qū)照樣可以實現(xiàn)政治、社會生活現(xiàn)代化。馬克斯·韋伯原先的預設事實上已經不再成立，新教倫理之類的前置條件并不具有普遍性。

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我個人的猜測是，在一個很長的時間里，由于發(fā)展的不平衡，世界仍將處于儒家“三世說”之“亂世”。但人類的發(fā)展終將沿著東西哲人的共同期待，隨著物質增長，社會進步，逐漸從亂世中走出，進入升平世，進而太平世。儒家世界大同的理想并不是儒家的私產。全球一體化不論遇到怎樣的困難，歷史終將如長江三峽，不論如何風高浪急，曲里拐彎，最后結果仍是世界大同，全球一體化。

全球化發(fā)展至今，還沒有遇到真正的挫折，適度的挫折、回調，也并不是異常。從歷史的觀點看未來，強調的是趨勢。從趨勢上看，全球化不會停止。隨著全球化進程，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這三大文明會朝著趨同的方向行進。先儒所描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真是神一樣的預言。

往前看，總是有不安，有困惑，但是回望歷史就不一樣?？鬃拥臅r代，舉目所見皆夷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短短幾百年，至秦漢，后世中國境內諸族先后完成“中國化”過程，中國境內不同文明整合到了一起，多樣性、地方性構成了中國文明的基本特色。這個例子，或許對于我們觀察世界文明的未來，觀察儒家思想的未來，具有些微啟發(fā)。

中華讀書報：按照胡適對儒學的思考，包括宋明理學在內的中國哲學，雖然有不少新的創(chuàng)造，但在根本上都不可能突破經典儒家哲學的束縛，創(chuàng)立新的范式。對照今日現(xiàn)狀，您如何評價胡適的觀點？

馬勇：這是胡適在博士論文中提出的看法。這篇論文以《先秦名學史》為題出版了中文本。胡適在導言里談及文化發(fā)展趨勢時，認為儒家文明有一種內在的缺陷，沒有邏輯，沒有實驗，不能轉化為現(xiàn)代科學。因而胡適竭力提倡從中國內部尋找嫁接西方科學的因子，從而減少科學進入中國的阻力。胡適的思路當然是有意義的。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也應該轉換思考的視角，儒家、中國文明確實沒有西方意義的那種科學、邏輯，但是問題在于，儒家是否排斥科學？西方意義上的科學固然不在中國文明既有框架中，但儒家并不排斥科學的進入、落地、生根。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文明史上不勝枚舉。中國文明如果剝離了外來文明的進入，還原到周初原生的儒家，還原到孔孟荀時代的儒學，那確實只是利瑪竇看到的儒家，除了倫理信條，既沒有試驗，更沒有邏輯。儒家的偉大就在于自己沒有并不反對有，因而短短兩千年的發(fā)展，儒學就是不斷學習、汲取外來文明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當然贊成胡適的態(tài)度，繼續(xù)尋找中國文明與域外文明的同構關系，最大限度接納其他文明的成果，充分世界化。

儒家的黃金時代屬于歷史

中華讀書報：近代以來的學術方向是以科學為普遍的價值尺度，所以近代中國知識界主要是接受一些西方的邏輯思辨成果和科學成果，以及一些外在的思辨的形而上學的問題，未能足夠重視生命的問題，結果導致近代以來的中國現(xiàn)代化常常停留在一些器物的層面，缺少應有的人文關懷。當年牟宗三指出的這些問題，當今社會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

馬勇：牟宗三講的這些其實是延續(xù)嚴復的觀點。歐戰(zhàn)一爆發(fā)，嚴復就講到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問題。馬克思很早就感到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有問題，《資本論》中就討論了這些問題。西方資本主義的問題是通過二戰(zhàn)之后幾十年社會發(fā)展政策來進行調適的。這是一個歷史過程，應該歷史主義地觀察。從嚴復到牟宗三，包括梁漱溟，所思考的問題有一個交集點，就是隨著社會尤其是經濟的發(fā)展，人們究竟是更幸福，還是更孤獨、更不幸？梁漱溟年輕時幾度自殺，都是因為他感到社會不公，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shù)人手里，絕大多數(shù)人根本無法分享發(fā)展的好處，反而承擔發(fā)展積聚出來的弊端。當然，儒家并不主張絕對平均主義，而是承認人和人之間事實上的不平等，因而儒家主張愛有差等，而不是墨家的普遍的、無差別的愛。儒家從來強調要從自我開始，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心誠意修身，是內圣功夫，是儒學的根本；治國平天下是外王。因而儒學的人文情懷，既是對人，也是對己。一個好的社會，肯定不是一個單純的物質社會。沒有物質的社會絕對不會有幸福，只有物質而缺乏情懷和關愛，也絕對不是一個理想社會。近代以來世界都忙于物質的發(fā)展，確實忽略了人文。西方在先發(fā)之后，注意到了這點。中國由于最近兩三百年內憂外患各種因素，耽擱了發(fā)展，因而也就極大影響了人文關懷。物質化、功利化，絕對不是社會常態(tài)。嚴復、梁漱溟、牟宗三以及一切具有儒學背景知識人所憂慮的，都值得我們深思、矯正。

中華讀書報：您在書中提到，比起某些國人毫不揀擇地接受西方的心態(tài)，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更擔憂那種執(zhí)迷于西方思想的皮毛表象。很多學者認為，對西學的采納，必須與中國價值的重建相結合。這也是儒學當下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

馬勇：從陳獨秀開始，就把儒家看作中國落后的根源，甚至原罪。這個思想影響深遠。到了1949年之后，中國社會主流依然以“五四”全盤反傳統(tǒng)繼承人自居，于是打倒孔家店，破“四舊”，廢止一切舊的東西，成為20世紀中葉幾十年的主題。改革開放之后有所調整，但是仍然很不夠，儒家思想還沒能在整個社會生活中自由地發(fā)揮功能。儒學雖然成為一部分知識人的信仰、工作，但是相對于更廣泛的人群而言，儒學其實還是一個工具，用則舉起，不用則閑置。儒學應該重回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成為中國人生活中無須意識的自覺。

前幾年，山東推廣鄉(xiāng)村儒學，我注意到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但是光靠官方的力量推動也不夠，重要的是如何內化為中國人的行為意識。面對西方文化，面對任何異質文化，只要有自信，就應該開放地討論、融合。這就是儒家的觀點，不必一定分出個彼此來。

中華讀書報：歷史上儒學并非一成不變，從先秦原始儒學，到董仲舒的政治儒學，到程朱理學，到陽明心學，每次的變化都很大。晚清乃至“五四”以來，儒學經歷重大挫折乃至至暗時刻，上世紀80年代以來迎來了再起、復興的過程，如今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特別是學界，儒學的境遇都是很積極的，儒學有無可能再鍛造出朱子儒學、陽明儒學那樣的新范式？

馬勇：歷史地講，儒家的黃金時代不可能再現(xiàn)了。因為人類社會處境不一樣，我們看過去的幾百年，到最近這一百年，中國現(xiàn)代化的趨勢很清楚，中國不必一味地固守儒家傳統(tǒng)，需要“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世界越來越接近，全球經濟發(fā)展一體化，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思想能夠容納異質的東西，歷史上儒家?guī)状芜@種顛覆性的變化，都是因為接納別人。今天的中國要從發(fā)展本位，去把包括儒家在內的思想熔為一爐，重構一個包容性的體系。儒家在幾千年的發(fā)展中，雖然一直還叫儒家，其實早就有別的東西在里面，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是變動的，是趨時的，儒學不會和時代別扭，識時務是儒學的真精神。這個時務是歷史大勢，不是蠅營狗茍，不是利益勾兌。從這個角度而言，我相信儒家思想一定會跟進時代，過去變，未來還是變。觀察歷史的好處，就是看趨勢，至于趨勢是什么，就靠見識了。

（中華讀書報記者/陳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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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馬勇：堅持發(fā)展本位，重建合乎時代的新儒學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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