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鐮與妻子張頤青多次談到死后的事情，他們約定不留骨灰，但當死亡突然降臨，家屬還是選擇將他的骨灰埋在了天山腳下的松樹塘，因為那里是他當知青時插隊生活的地方。

2016年3月31日傍晚，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退休研究員楊鐮在新疆吉木薩爾縣結(jié)束講學后，乘車前往500多公里外的伊吾縣參加活動。不料由于超速行駛發(fā)生車禍，楊鐮在被送往醫(yī)院的急救車中去世。

多年來，盡管擁有古典文學專家、探險家、作家等多重身份，但楊鐮的名字總是和新疆聯(lián)系在一起。

天山牧馬人

如果不是時代的安排，楊鐮這一生可能都不會與新疆結(jié)緣。他很可能成為一名不錯的小說家，或者子承父業(yè)，在大學的象牙塔里當教授。

楊鐮的父親楊晦是“文革”前北京大學的中文系主任，早年曾直接參與“五四運動”中的火燒趙家樓事件。1925年楊晦還與友人馮至、陳翔鶴、陳煒謨等共同創(chuàng)辦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著名團體“沉鐘社”，一生致力于戲劇創(chuàng)作、文學翻譯和文藝評論。

1947年，楊鐮出生于上海，不久便跟隨父母遷往香港。1949年北平解放后，楊鐮全家乘船從香港移居北京。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開展大規(guī)?！霸合嫡{(diào)整”，北京大學由東城沙灘遷至西郊燕京大學原址，楊晦一家也就搬到了北大校園東門外的燕東園，楊鐮的童年即在此度過。

北京大學幼兒園、北京大學附屬小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楊鐮的求學履歷是典型的高知家庭軌跡。初中畢業(yè)后，他進入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63-3班，成為“老三屆”的一員，中學時的楊鐮因為身材瘦長而獲得了一個綽號，“竿兒”。

據(jù)楊鐮的弟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楊鑄回憶，1966年“文革”爆發(fā)后，父親楊晦作為北大中文系主任，自然免不了遭受批判和被貼大字報，但由于他與在“文革”中受到重點批判的原北大校長陸平、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工作上的意見不合，幸而沒有受到太大沖擊。家中的藏書也被學生們以“紅衛(wèi)兵”的名義在書柜上貼上封條，得以保存。

1967年底，楊鐮像其他知識青年一樣，本來準備奔赴北大荒插隊，結(jié)果1968年3月，總后勤部軍馬局在北京招收后勤工人，他的幾個朋友不僅自己報名，而且還替他報了名。插隊地點是在新疆哈密地區(qū)的伊吾軍馬場。

楊鐮與父母商議，得到許可之后，就決定到離北京最遠的軍馬場做一名牧馬人。他自己的解釋是，“我實在不愿意再在北京、在學校面對這場以‘知識越多越反動’，‘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為口號的‘革命’?！?/p>

伊吾軍馬場原來因設在伊吾縣而得名，但由于當?shù)厮菘萁撸?968年不得不將場部遷到松樹塘，但名字依舊沿用下來。松樹塘位于天山北麓，地跨哈密、巴里坤和伊吾的交界處，因滿山松濤而得名。楊鐮在這里度過了從20到25歲的青春歲月，成年后他曾多次寫文章憶及這段時光。

1969年，比楊鐮小將近7歲的楊鑄也下到黑龍江省德都縣（今五大連池市）插隊，他保存著哥哥當年在伊吾軍馬場寫給他的信札，楊鐮就像家長一樣，除了關心弟弟的學習、思想狀況外，每次都會給楊鑄寄去各種生活物品，并詢問在農(nóng)村的生活境況。

張頤青比楊鐮晚一年來到伊吾軍馬場，作為烏魯木齊市的知青，她和楊鐮被分在同一個連隊。在張頤青的記憶中，楊鐮當時的工作主要是放馬和“壓生馬”，所謂“壓生馬”就是把自由散養(yǎng)的野馬調(diào)教成可以被人類騎乘的良駒。

“他留給一些老職工的印象比較清高，總是一個人呆在屋里，悶頭寫東西，也不跟大家太多來往。”在松樹塘，楊鐮還是不折不扣的文學青年，并沒有系統(tǒng)研究新疆的想法。

1972年，楊鐮作為場部推薦的“工農(nóng)兵學員”考取新疆大學中文系，結(jié)束了插隊生涯。張頤青也回到烏魯木齊市體委工作，兩人正式建立起在插隊時萌發(fā)的戀愛關系。1975年，楊鐮大學畢業(yè)后被分配至烏魯木齊市郊的六道灣煤礦做團委工作，一年后，與張頤青結(jié)為夫妻。

“文革”結(jié)束后，楊鐮也曾報考北大、北師大的研究生，但由于大學時第二外語學的是俄語，英語成績太差，始終未能錄取。

直到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次面向全國招聘專業(yè)研究員，英語要求相對較低，34歲的楊鐮才以專業(yè)課第一名的成績被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錄取，成為古代文學研究室中最年輕、資歷最淺的成員。張頤青也隨調(diào)北京，在文學研究所的資料室工作，直到退休。

發(fā)現(xiàn)斯文·赫定

奔赴軍馬場之前，楊鐮去向父親的摯友、著名詩人、德語文學翻譯家馮至告別，聽說他要去新疆，馮至沒有多余的話，只讓自家保姆用熱毛巾悶濕“紅衛(wèi)兵”貼在書柜上的封條，并輕輕揭下來，從中取出一本豎排繁體字的書送給楊鐮。這本書就是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的自傳《我的探險生涯》（又譯作《亞洲腹地旅行記》）。

通過閱讀，楊鐮接觸到了一個令人向往的新疆探險世界。他曾說過，《我的探險生涯》中有兩個段落是他百讀不厭、難以釋懷的。其一是描寫赫定在和田河以北的沙漠死界的“死亡之旅”和走出絕境，其二是“神奇的廟宇——黑屋里的僧徒”，刻畫了自我封閉在石室里苦修，以求靈魂解脫的西藏喇嘛。

斯文·赫定，1865年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他幼時因為目睹了極地探險家諾登舍爾德從北冰洋的航行中凱旋歸國，自此立志成為探險家。從1890年到1935年的45間，他先后五次來到中國邊疆進行探險考察，并創(chuàng)造了諸多奇跡，他翻越雪域高原、橫穿戈壁荒漠、發(fā)現(xiàn)古城樓蘭、尋找羅布泊、填補世界中亞地圖上的未知空白……而《我的探險生涯》一書正是他對自己前半生傳奇經(jīng)歷的記敘。

100多年前，斯文·赫定單槍匹馬走進荒涼的中國西部，作為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最后的古典探險英雄，他一生留下了數(shù)量驚人的考察報告與通俗著作，將新疆這塊長期被人遺忘的寶地重新呈現(xiàn)在世界面前。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在西域研究史上無法回避的關鍵人物，卻在1949年之后由于意識形態(tài)原因，在中國被認為是帝國主義侵華的代表而遭受批判，只能在《帝國主義侵華史》中作為反面人物出現(xiàn)。直到由楊鐮擔任執(zhí)行主編的“西域探險考察大系”叢書在上世紀90年代陸續(xù)出版，斯文·赫定著作的中譯本才得以成系列地與讀者見面。

中國社科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原主任馬大正見證了這種轉(zhuǎn)變。

馬大正如今已經(jīng)想不起來，自己是如何與楊鐮相識的。他只記得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某一天，楊鐮找到他說，瑞典國家民族博物館、斯文·赫定基金會想與中國社科院合作研究斯文·赫定。因為楊鐮當時身在文學研究所，業(yè)務并不對口，只能找到同院的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尋求合作。

馬大正在“文革”時期也讀過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險生涯》，“覺得很有意思”，而且他那時也認為對這些“絲綢之路上的魔鬼”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于是就通過楊鐮中間牽線，與瑞典方面取得聯(lián)系。

雙方洽談的結(jié)果即1992年10月3日在烏魯木齊召開的“20世紀西域考察與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中方的負責人除了馬大正、楊鐮之外，還有一位已故的新疆文聯(lián)作家王嶸。這次大型會議共邀請了中國代表30人，外國代表10人。會議結(jié)束后，中外學者還沿著斯文·赫定走過的路線，在新疆進行了為期20天的學術考察。

馬大正認為，通過這次會議和考察，中國學術界取得了對于外國探險家整體評價的突破，“不再像以前那樣一棍子打死，包括像斯文·赫定、英國的斯坦因、美國的華爾納這些人，在批判他們破壞、掠奪中國文物的同時，也要對他們留下的考察報告和記錄給予充分重視。”

有趣的是，當年瑞典方面希望以“斯文·赫定”的名字命名會議，但這對于當時的中方來說，卻要冒著極大風險，因此最后采取變通策略，會議的中文名叫“20世紀西域考察與研究”，英文名則按照瑞典方面的意思命名。

楊鐮很早便開始構思策劃一套外國探險家考察新疆的作品譯叢，而且將重點放在較具通俗性和文學性的考察記上。在1992年的會議和考察途中，他向馬大正表達了此項意愿，于是就有了后來與新疆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西域探險考察大系”，其中仍以斯文·赫定的著作為主。

截止到2013年“西域探險考察大系”推出第三版，這套書中斯文·赫定的著作已有7種，包括《我的探險生涯》、《亞洲腹地探險八年》、《絲綢之路》、《羅布泊探秘》、《游移的湖》、《戈壁沙漠之路》、《穿過亞洲》。

現(xiàn)在中央民族大學工作的青年學者袁劍就曾受惠于這套書籍，他在蘇州大學讀本科時，作為中文系學生，買到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探險八年》，從此開始了解新疆和中亞，最終走上中國邊疆問題研究的專業(yè)道路。

“當時看到這套書還是挺震撼的，沒想到有那么一大批西方探險家在近代關注中國的西部邊疆。原來雖然也有零星的譯著，但由于沒有成系統(tǒng)的出版，所以大家知道的還是比較少。算起來，斯文·赫定至今已經(jīng)影響我十五六年了?！痹瑒φf。

長期關注西域研究的學者徐文堪是“西域探險考察大系”第一版的編委之一，他對叢書中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的《新疆考古記》印象深刻，因為這是貝格曼1934年發(fā)現(xiàn)羅布泊著名的“小河墓地”后留下的考古報告。中國考古工作者直到2003年才開始啟動對“小河墓地”的全面發(fā)掘工作 ，這本譯著自然也就成為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

元代文學研究與《坎曼爾詩箋》辨?zhèn)?/strong>

相比楊鐮在新疆人文地理方面取得的成績，他在元代文學研究領域內(nèi)做出的探索則很少被人提及。相較唐詩、宋詞，元代文學歷來不受研究者重視，尤其在傳統(tǒng)中原王朝觀念的影響下，元代是異族統(tǒng)治，文化上必定缺乏活力，無甚可取。

1981年初到文學所后，楊鐮便投入到唐代文學的研究工作中去，先后參與撰寫的集體項目有《中國文學通史》（唐代卷）、《中國文學大辭典》等等，同時在社科院文學所老前輩孫楷第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自己的首部專著《貫云石評傳》。

貫云石是元代維吾爾族的著名曲家，元代散曲曾被稱作“馬貫音學”，“馬”指馬致遠，“貫”即貫云石。貫云石祖上是新疆魯克沁（鄯善縣）的自耕農(nóng)，后跟隨元軍攻宋，定居于大都（北京）。難忘的新疆生活經(jīng)歷使楊鐮選擇了貫云石作為首個研究對象。

在文學所領導的建議下，楊鐮結(jié)合自己的興趣，改變了研究方向：從中唐變?yōu)樵?，并且打算從元代西域文學群體（貫云石、薛昂夫、馬祖常、薩都剌……）入手，逐漸擴展至元代文學文獻的集成與研究（《全元詩》、《全元詞》、《全元筆記》、《元人總集叢刊》……）

2013年，楊鐮主編的元代詩歌文獻總集《全元詩》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和楊鐮是同代人，作為《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的輯校者，他非常清楚這種文獻積累工作的意義所在，“盡管閱讀的人會發(fā)現(xiàn)其中的問題，但對于當今時代，大規(guī)模的文獻建設確實非常難得，因為要把一代的書全部看過，并且做出辨別與適當?shù)奶幚?，這是非常不易的。我覺得楊鐮的學術成就還沒有被學界充分認識。”

除了《全元詩》外，楊鐮的學術代表作還有轟動一時的《坎曼爾詩箋辨?zhèn)巍罚ㄝd《文學評論》1991年第3期）。包括陳尚君在內(nèi)的許多學界同行都是通過這篇論文，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

所謂《坎曼爾詩箋》，乃是兩件“文革”時期偽造的出自新疆的唐代文書，一件是白居易《賣炭翁》的詩抄本，署“坎曼爾元和十五年抄”；另一件是寫于元和十年的三首詩，署“紇坎曼爾”。

這兩件文書在1971年北京故宮舉辦的“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上首次展出，由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定名為《坎曼爾詩箋》，并寫專文予以論證。經(jīng)過學術權威的認定之后，彼時凡是涉及民族文學、民族團結(jié)的文章都會引稱。尤其是那三首所謂坎曼爾自己寫的詩，甚至進入中小學課本和專業(yè)學者編寫的唐詩選本。

《坎曼爾詩箋》之一。

《坎曼爾詩箋》作偽的證據(jù)其實非常明顯，楊鐮也并非是第一個發(fā)現(xiàn)其中暗藏“貓膩”的人，但此前學者的懷疑僅限于口頭表述或者舉證商榷，并沒有將此案坐實。楊鐮則通過多年的執(zhí)著調(diào)查，最終輾轉(zhuǎn)找到了當年參與作偽的兩位當事人中的其中一位，并請他提供書面證明，至此真相才得以大白。

《坎曼爾詩箋辨?zhèn)巍钒l(fā)表后，除了贊譽以外，反駁乃至攻訐之聲隨之而來。楊鐮曾憶及當初寫作此文時，并沒有想到會因此承擔不必要的麻煩：“《坎曼爾詩箋》的辨?zhèn)问刮以趺匆蚕氩幻靼?，一件文書真?zhèn)?，居然能掀起如此之大的狂瀾，非學術的污泥濁水幾乎將我淹沒，今天回憶起往事，我為經(jīng)歷了這些自己仍然站立著感到慶幸?！?/p>

楊鐮的這篇論文在發(fā)表之后，先后獲得《文學評論》的刊物獎和社科院文學所的所獎，但等到推薦到院內(nèi)評獎時，卻因?qū)W術以外的壓力而被刷掉。楊鐮也因此得罪了新疆社科院的一批人，此后大家便不再往來。

考察路上的故事

雖然已經(jīng)回到北京和家人身旁，但楊鐮始終無法忘懷他在新疆度過的13年時光，新疆就像一塊橫亙在中國西北部和亞洲腹地的巨大磁鐵，吸引著他如候鳥一般，常年往返于北京與新疆之間。

楊鐮很早就開始用小說記錄他在新疆生活的經(jīng)歷和感受，從1978年開始撰寫第一部長篇小說《千古之謎》，到隨后的《走向地平線》（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青春只有一次》（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年）、《生死西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天山虹》（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小說創(chuàng)作一直沒有中斷，而且它們的背景和素材來源無一不是新疆。

當然，作為專業(yè)科研人員的楊鐮并沒有把對新疆的情感僅僅寄托于小說創(chuàng)作，他真正開始有意識、有計劃地對新疆進行研究則要始于1984年暑假的環(huán)游塔里木考察。

在籌劃這次考察之前，楊鐮曾在北京圖書館門前處理過期雜志的書攤上買到了兩種他從未聽說過的新疆出版的雜志——《新疆環(huán)境保護》與《干旱區(qū)地理》，這兩份雜志為他展示了一個近乎陌生的新疆：

“塔里木的最后的淡水湖博斯騰湖出現(xiàn)微咸水質(zhì)，步羅布泊后塵成為鹽湖，新疆將面臨生態(tài)災難；

和田綠洲一個村落，每天早晨人們要清理掉半米以上的積沙，才能進出家門；

移動沙丘距離民豐縣城只有幾公里；

昆侖山的牧民生活困苦，全部‘固定資產(chǎn)’就是一個銅壺，一件皮大衣；

……”

在和妻子商量后，楊鐮決定用《當代》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發(fā)給《走向地平線》的800元獎金，作為首次環(huán)游塔里木考察的經(jīng)費。

1984年7月11日從烏魯木齊出發(fā)，8月30日回到烏魯木齊，楊鐮用整整50天的時間完成了他的探險考察。

“那次考察之后，他就像著了魔一般，過段時間就要去新疆一次，不去的話，他在家什么也干不成。”張頤青回憶說，“雖然我也不愿意讓他老往新疆跑，但看他非去不可的那種樣子，最后索性就讓他去了。最多的時候，他一年可以連著去新疆四次?！?/p>

董炳月是楊鐮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同事，“老楊”是他對楊鐮的稱呼。根據(jù)他的保守估算，“老楊”一生共去超過新疆80次。

自從1999年到社科院文學所工作，董炳月主要從事中日文化關系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在專業(yè)上和楊鐮其實并無交集。2006年，楊鐮邀他第一次同赴新疆，此后便一發(fā)不可收拾。2006至2015十年間他們同行考察達11次之多。由于多年來非同尋常的私人關系，楊鐮的去世對董炳月打擊也非常大。

混雜著長安街上喧鬧的車流，在中國社科院大樓七樓文學所的辦公室內(nèi)，董炳月向我講述了他和“老楊”在路上的故事。

“我對老楊的了解和對新疆的了解是一回事?！?006年8月中旬，楊鐮召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新疆人民出版社《探險》雜志等單位的人員組成探險考察隊，目的是考察庫魯克塔格山中的綠色村落烏塘，重訪新疆探險史上著名的興地“一家村”與興地巖畫，為重新抵達荒漠甘泉阿提米西布拉克（六十泉）辨認路徑。

烏塘村是一個維吾爾族聚居的村落，位于庫魯克塔格山的山溝中，方圓150公里以內(nèi)都沒有人煙，生存需要的水源僅靠一條小河。

“就在這樣一個孤獨的小村子里，當?shù)厝匀晦k起了簡陋的小學校，有一名維族教師幾次可以調(diào)離，但他就是出于對孩子們的熱愛而堅持教學。”董炳月回憶說，“最令人感動的是，學校雖然沒有音響，但還是堅持舉行升國旗儀式，就用一個放在地上的卡帶式錄音機放國歌?！泵鎸Υ饲榇司?，董炳月親眼看到“老楊”留下了眼淚，臨走時，考察隊給學校捐了一筆錢。

考察隊觀看新疆尉犁縣烏塘村小學的升旗儀式。

2013年9月，董炳月和楊鐮一行考察天山北路，參加專題片《天山走廊》的拍攝。他們在從哈密星星峽鎮(zhèn)前往吐火羅要塞的途中看見一對正在放羊的蒙古族牧民夫妻。“我們下車向他們詢問一些情況，就看見那位媳婦的臉上長了一顆瘤子，因為草原上缺醫(yī)少藥，老楊就和同行的地方政府官員說，你們幫我了解一下她的病情，如果需要到北京治療，他可以承擔她的醫(yī)藥費?！?/p>

2006年的那次考察隊伍中還有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的編導樊曉冬，從“綠色空間”到“走近科學”欄目，她與楊鐮合作了將近10年。在樊曉冬的印象里，楊鐮對物質(zhì)生活要求極低，“跟著他，大家吃得最奢侈的就是‘拉條子’，一般路上就是吃馕、喝礦泉水，偶爾遇到人家，一說今天有拌面吃，就覺得好幸福。路上吃住能省的地方，都會很節(jié)省?！?/p>

“省下來的錢干什么用呢？沿途凡是遇到生活困難的人家，他每次都會把兜里的錢全部掏出來給他們，時間長了，我們也都養(yǎng)成習慣，出門就多帶點現(xiàn)金，其實在路上除了馕和水，也花不了幾個錢，所以每次遇到楊老師捐款，我們也都跟著他捐。因此每次去新疆就像朝圣之旅一樣，回來心里就特別踏實，覺得這一趟不虛此行。”樊曉冬說。

永遠不去克拉瑪依

“老楊去過新疆80多次，可以說走遍了天山南北，但是只有一個地方他永遠不去，你知道是哪里嗎？”董炳月問我，“就是克拉瑪依。”1994年克拉瑪依市友誼館在舉行文藝演出活動時發(fā)生了惡性火災事故，造成325人死亡，其中未滿18歲的中小學生就有288人。

“老楊每次提起這個事兒就生氣，發(fā)誓永遠不去克拉瑪依，說那些踩在學生身上逃走的領導簡直是畜生，他對這種人深惡痛絕，所以他幾次經(jīng)過克拉瑪依，都沒有下車。”

由于楊鐮在新疆的聲望，他去某個地方考察，當?shù)卣摹耙话咽帧倍紩雒媸⑶檎写?，但楊鐮卻并不擅長搞人際關系，也從不在應酬上浪費時間。

“每次他能在飯桌上堅持一小時就不錯了，他們總是說‘楊老師又走了’，有時候弄得當?shù)仡I導還很不高興。入鄉(xiāng)隨俗，有時候為了避免讓地方領導覺得沒面子，吃飯前往往要專門囑咐他，‘多堅持一會兒，人家一片熱情’?！倍聦Α袄蠗睢钡恼嫘郧槭志磁澹罢f實話，像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的有點名氣的知識分子，到了地方，很多人都是高高在上，頤指氣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老楊在這方面尤其難得。”

2012年10月下旬，楊鐮（中）穿越羅布泊，作為退休之年的紀念。左為董炳月，右為維族向?qū)О卓肆Α?/span>

第135號營地是斯文·赫定1934年最后一次在西域探險的終點，楊鐮為其立碑紀念。

樊曉冬對此也有同感，“他特別不善于與領導周旋，甚至于害怕，他也明白人家是一番好意，但每次都如坐針氈，不喝酒也不抽煙?！痹谠O計考察線路時，除非萬不得已，楊鐮不會主動聯(lián)系當?shù)卣С?，“他要避開迎來送往，把有限的時間都用來工作?！?/p>

有一年，樊曉冬突然接到楊鐮的電話，只聽見傳來一個焦慮的聲音：“塔里木河今年春天干了，這樣住在下游的人就沒法灌溉了，那他們吃什么呀？”“那怎么辦？”“不如我們沿著塔里木河走一趟吧。”“那好?！?/p>

于是，他們一行就從沙雅縣走到了塔里木河尾閭，一千多公里的路程都是開車行駛，為的就是便于下地考察。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直在干涸的河床上大步流星地往前走，邊走邊說，‘干了，干了，你看都干了……’，真的是特別著急?！?/p>

抵達塔里木河尾閭后，他們看到一個廢棄的農(nóng)場，所有農(nóng)作物因為無法灌溉而長不出糧食，當?shù)鼐用褚呀?jīng)全部遷走，只剩下破敗的房屋和一條狗守在那里。

“那次考察塔里木河回來之后，楊老師的心情一直都不好，我記得直到夏天汛期來臨，他的心情才有所好轉(zhuǎn)?！?/p>

樊曉冬表示，通過楊鐮的視角拍攝的關于新疆的紀錄片，盡管題材有些冷門，但都還有不錯的收視率。而且楊鐮自己對于采訪也是有求必應、從不拒絕，“他真的很愿意交流，他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新疆的歷史與現(xiàn)狀，甚至產(chǎn)生感情，讓他們知道新疆不光是景色美，人也都很善良，不光有沙漠戈壁，還有森林草原，不要對新疆產(chǎn)生誤解?！?/p>

當然在考察過程中，如果有人撿拾文物、破壞遺跡，楊鐮也會立刻翻臉不認人，“他會呵斥人家，一點不加掩飾，不會考慮給對方留面子。他覺得這些東西就是屬于新疆的，即使風化掉，也是那兒的一部分，不能觸碰，更不能帶走。這是他的底線，要求我們嚴格遵守，怎么拍照都行，但就是不準亂碰?！?/p>

錄制電視紀錄片中的楊鐮。

楊增新與現(xiàn)代新疆

董炳月在楊鐮不斷的引導之下，不僅愛上新疆，而且發(fā)現(xiàn)了自己新的學術空間。

“老楊是一個做事非常有眼光的人，他知道國內(nèi)學術界對日本西域?qū)W、對大谷探險隊的研究比較薄弱，知道我在日本留學多年，就建議我利用自身優(yōu)勢研究新疆。實際上，我的知識也被他納入了一個巨大的新疆研究框架。他的尺度很大?！?/p>

“日本大谷探險隊在近代新疆探險方面，無論從延續(xù)時間還是帶走文物的數(shù)量上看，一點都不比斯坦因或斯文·赫定遜色，例如著名的李柏文書（注：李柏是前涼時西域長史，文書是他于公元328年從海頭-羅布淖爾湖畔給焉耆王等幾個國王發(fā)出信函而留的草稿）就是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發(fā)現(xiàn)的。1908至1910年，大谷探險隊就對蒙古至新疆的地理、氣象狀況進行了考察、測量?！?/p>

如今，董炳月探討新疆現(xiàn)代文史的論文已經(jīng)發(fā)表多篇，還翻譯出版了大谷探險隊野村榮三郎的《蒙古新疆旅行日記》。更重要的是，他借助新疆這面鏡子，重新定義了此前習以為常的“中國”：

“如果不了解新疆，就不了解中國。我們一般講現(xiàn)代歷史都是注重沿海地區(qū)，也就是現(xiàn)在常說的北上廣。但是，例如，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時，新疆是什么情況我們知道嗎？許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也不關心。不知道的話還談什么現(xiàn)代中國？更別提什么東亞了。楊鐮改變了我的知識結(jié)構，讓我能夠從新疆的角度重新看現(xiàn)代中國，重新看日本和東亞?！?/p>

2015年4月，楊鐮出版了生前的最后一本書《守望天山：楊增新與現(xiàn)代新疆》。在董炳月看來，這部遺著也寄托了“老楊”在新疆問題上的現(xiàn)實關懷。

新疆督軍楊增新（1864-1928）。

楊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縣人。1912年民國初建，楊增新接替棄職東歸的袁大化，出任新疆督軍。在此后主政新疆的17年間，楊增新多次擊退入侵的外蒙古軍隊，保全了今阿勒泰地區(qū)留在中國的版圖之內(nèi)。

“老楊為什么要研究楊增新？主要原因在于，沒有楊增新，就沒有現(xiàn)代新疆，沒有現(xiàn)代新疆，中國就不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一帶一路’的國家戰(zhàn)略也就沒有了前提。楊增新的統(tǒng)治維護了新疆的版圖完整和繁榮安定?！?/p>

董炳月受楊鐮的影響，曾經(jīng)與楊鐮一起尋找楊增新的墓地，也在閱讀有關楊增新的材料。他認同楊增新“認廟不認神”的國家理念，“所謂‘廟’就是中國，‘神’就是國家領導人，不管誰來當國家領導人，楊增新都只認同中國。政府不能代表國家，國家是先于政府存在的，這種國家觀念太了不起了。沒有這種理念，在一個軍閥混戰(zhàn)、國家政權不穩(wěn)定的年代，維持新疆的安定是不可能的?！?/p>

201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冊“楊鐮西域探險考察文集”，收錄楊鐮歷年所寫的探險紀實共80多萬字。就像經(jīng)歷過毛澤東時代的多數(shù)人一樣，楊鐮的寫作總是充滿激情和自我反思，但有時也不免顯得啰嗦。他家客廳的墻壁上一直懸掛著馮至當年贈予他的手書，引錄自鄭板橋的詩句：“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針對的就是他寫作上的毛病。

終其一生，楊鐮的最高學歷只是“工農(nóng)兵學員”。作為學者，專業(yè)訓練尤其是外語的短板，使他無法在西域研究上取得更為耀眼的成就，論述自然也不乏硬傷。但他對新疆文史與探險普及工作的純粹熱情，卻是現(xiàn)今中國學術體制內(nèi)一種近乎滅絕的品質(zhì)。

楊鐮退休后，留給眾人的印象還是語速迅疾、行色匆匆，似乎永遠忙在路上。他渴望追尋斯文·赫定，置身探路者的行列……如今塵埃落定，他又一次回到了新疆。

楊鐮家的客廳即是書房，整柜的書籍和DVD影碟幾乎占據(jù)了所有靠墻的空間。

楊鐮家中書架上擺放著的兩版“西域探險考察大系”。

楊鐮的骨灰埋葬地，家人為其立起一顆小松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