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退役陸軍中將、前駐阿富汗大使艾江山（Karl Eikenberry）因為自身經(jīng)歷“太政策”、“太軍方”，而被美國西北大學師生反對出任該校全球事務研究院院長，認為其不具備足夠的學術領導力。后來，艾將軍倒是知難而退。

有網(wǎng)友評論說，這是美國“左派”學者對軍方“司空見慣的輕蔑”。其實，在美國，有政策經(jīng)驗的智庫學者與大學教授往往就是兩個世界的人。除了艾江山，據(jù)說美國總統(tǒng)國家安全委員會某高級官員退職后，也因為沒有發(fā)表過“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論文，而難以在大學謀職。

“做智庫”和“做學問”本就不是一碼事，實在沒必要逼著所有學者都去做“智庫學者”，龍蟲并雕，一樣精彩。不過，如果你真的想做智庫學者，千萬別糾結，你必須要有“政策的感覺”。

智庫應該研究什么？

近年，國家高端智庫建設等工作為推動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事業(yè)帶來重要機遇，既有智庫謀劃轉型，新興智庫應運而生，前景值得期待。然而，也出現(xiàn)一些“穿新鞋走老路”等需要重視的情況。《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等文件能否真正轉化為促使智庫升級轉型的實際舉措，智庫建設的良好愿景能否成為現(xiàn)實，也是值得深思的。

顯然，智庫建設不應搞“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不能“撒胡椒面”，錢要花在刀刃上。應借鑒“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維，以構建智庫規(guī)范、提升智庫能力、重塑智庫生態(tài)為著力點，切實解決一些長期困擾我國智庫建設的難題。

國家亟需和特色突出，是理解當前新型智庫建設目標的兩大關鍵詞。

就國際問題和外交而言，中國面臨大量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政策難題，對全球事務和大國外交的進取心有余，但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依然有限，對國際事務復雜性的把握依然有限，施展大國外交的能力和技巧依然有限。從觀念、手段和人才等方面看，中國施展全球性大國外交的“戰(zhàn)略儲備”相對不足，必要的戰(zhàn)略研究和謀劃仍有滯后。

甚而，對于政策“需求”本身也缺乏研究，政府機構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應對短期政策難題，對到底要應對哪些中期、長期性的政策挑戰(zhàn)研判不足?？梢哉f，智庫建設在需求側和供給側都存在一定問題，而供給側是主要矛盾之所在。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智庫建設本身也需要“戰(zhàn)略”，需要找準制約瓶頸、扭住關鍵環(huán)節(jié)。區(qū)別于其他研究機構，智庫最重要的屬性是“政策”。智庫需要承擔與政策相關的研究課題，培養(yǎng)和輸出政策分析人才，并且注重發(fā)揮政策影響力。

對一個智庫政策影響力的認可，也是對其學術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肯定。

智庫學者得有“政策感覺”

智庫的政策影響力不是海市蜃樓，它要靠一大批有實力、有經(jīng)驗、有闖勁兒的智庫學者作為支撐。一個優(yōu)秀的智庫學者則需要具備較好的“政策感覺”，這正是智庫建設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和著力點。

“政策感覺”并不是抽象的。作為智庫學者，首先要能提出有政策意涵的好問題，能夠通過分析公開講話等材料辨識出決策者和政策制定部門的困擾所在，進而將自己的研究議題進一步聚焦。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智庫學者，確實需要讀透政策文件、讀懂文件中“言所未言”的能力。

其次要能理解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的復雜性，能考慮到相關政策部門所受的限制，進而提出“管用的”對策或對策思路，而不是僅僅做出政策批評，或是提供大而無當?shù)恼呓ㄗh，比如“增強戰(zhàn)略定力”、“加強戰(zhàn)略溝通”之類。

再次要具有較強的政策溝通能力，善于和影響政策的“利益攸關方”打交道，在政策對內(nèi)傳播、對外傳播方面有較好的分寸感，能夠讓對方聽懂和接受相關的政策性闡述。

美國智庫學者常就此刻意訓練，設想自己只有3-5分鐘時間向美國總統(tǒng)做簡報，逼著自己把復雜的政策問題和“有料的”政策建議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講清楚。

一個智庫學者是如何煉成的

從理論上講，智庫學者要想擁有較好的“政策感覺”，有賴于“旋轉門”的真正建立。

以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主要推手之一、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為例，他早年曾獲“馬歇爾獎學金”赴牛津大學攻讀國際關系博士學位，畢業(yè)后進入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從博士后研究人員做到了副教授，并出版多部涉及核裁軍、反恐及亞太問題的政策性研究著作，后以海軍情報官員身份進入美軍參謀長聯(lián)席會議任職，在克林頓執(zhí)政時期被任命為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

小布什上臺后，政治上傾向民主黨的坎貝爾選擇“躲進小樓成一統(tǒng)”，先后在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對外關系委員會、布魯金斯學會等美國頂尖智庫從事研究工作。

2007年，坎貝爾與米歇爾·弗盧努瓦（Michelle Flournoy）共同創(chuàng)立“新美國安全中心”，這一機構后來居上，目前已成為華盛頓最具政策影響力的智庫之一。

2008年，該中心發(fā)布報告鼓吹美國“重返亞太”，為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提供了藍圖。2009年6月，坎貝爾正式進入奧巴馬政府任職。而米歇爾·弗盧努瓦后來也入仕途，擔任國防部負責政策的副部長。

中國能有“旋轉門”嗎？

毫無疑問，中國不應也無法完全復制美國智庫人才的培養(yǎng)機制。然而，就提升智庫學者的“政策感覺”而言，諸如坎貝爾之類的例子以及美國智庫的經(jīng)驗仍可以帶來若干啟示。

第一，需要在智庫界和政策界之間搭建起實質性、機制性、雙向性交流協(xié)作平臺，為智庫人才“政策感覺”的獲取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當然，政府官員并不必然具有較好的“政策感覺”，像坎貝爾那種通達外交和軍事事務、可與智庫學界無障礙對話的官員也屬少數(shù)。

第二，“政策感覺”的培養(yǎng)重在“能力建設”，而“能力建設”需要更加具體化，可以將其分解為智庫學者需具備的若干“核心能力模塊”，包括政策分析能力、政策網(wǎng)絡構建能力、政策傳播能力等基本內(nèi)容。比如，不少美國智庫非常重視“政策網(wǎng)絡”的經(jīng)營和擴展，借此發(fā)揮各方面人才資源的集聚效應，使自身政策影響力最大化。有關部門對智庫能力建設的投入和評估也需要更具針對性。

第三，“政策感覺”的培養(yǎng)，需要智庫自身在“凝練特色”上下功夫。在競爭激烈的智庫圈，有特色才有吸引力，有特色才有未來。

“新美國安全中心”的特色就是將外交和防務問題研究深度結合，不斷豐富對“國家安全”內(nèi)涵的理解，緊抓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前沿性問題。

智庫學者應與政府部門、企業(yè)和相關機構深入溝通，整理出有實際意義的“問題清單”，使研究議程的設定更加有的放矢，確保研究產(chǎn)品和服務“適銷對路”。

可以說，智庫凝練自身“特色”的過程，也正是定位政策“痛點”、找準服務對象、構建政策網(wǎng)絡、強化“政策感覺”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