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猶太人大屠殺的執(zhí)行者是誰？美國學者丹尼爾?戈德哈根的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指出，有些是納粹分子，有些是黨衛(wèi)軍，有些則是普通德國人。包括普通德國人在內(nèi)的劊子手，自覺自愿地參與屠殺猶太人，這一結(jié)論給德國人帶來極大震動，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在執(zhí)行者中，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是猶太人囚犯，被強迫參與處理屠殺的相關(guān)事務，運作毒氣室、焚尸爐、清理尸體、取下死者身上的財物上交……他們被叫做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人特遣隊（Sonderkommando）。因為人們臨死時抱成一團，他們可能需要肢解這些同胞的尸體才能將其運走；因為擦拭的可能是親友的尸灰，他們在散發(fā)惡臭的焚尸爐工作時經(jīng)歷著身心雙重煎熬。在集中營的日子里，他們有人麻木如行尸走肉，有人在內(nèi)心深處已然崩潰。在獲得自由后，他們又面臨社會輿論的拷問：究竟是幫兇和同謀，還是無路可走的傀儡？

通常情況下，每一批猶太人特遣隊員工作3-4個月后就會被滅口，因此幸存者寥寥無幾，僥幸活下來的也大都對這段經(jīng)歷保持緘默。以色列猶太史學者、大屠殺問題研究專家吉迪恩?格雷夫（Gideon Greif）曾歷時10年，找到30名幸存的特遣隊員進行訪談，在此基礎上寫成專著《沒有眼淚的哭泣——來自奧斯維辛猶太人特遣隊的證言》（We Wept Without Tears: Testimonies of the Jewish Sonderkommando from Auschwitz），首次披露了有關(guān)這一群體的大量細節(jié)。該書率先以德語出版，隨即被翻譯成英語、法語、波蘭語、希伯來語，影響廣泛。格雷夫教授在書中以詳實的敘事告訴讀者，這些身為囚徒的特遣隊員經(jīng)歷的是常人難以想象的苦痛和困境，他們不過是“死亡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人，與“劊子手”有本質(zhì)的差別。

這些特遣隊員究竟做過些什么？猶太人社會如何看待這一群體？他們?yōu)楹螒摰玫嚼斫夂妥鹬?？近日，吉迪?格雷夫教授應以色列駐上海領(lǐng)事館邀請來滬演講，并接受了澎湃新聞（www.nxos.com.cn）的采訪。

“沒有眼淚的哭泣”

澎湃新聞：大部分猶太人囚犯特遣隊員（Jewish Sonderkommando）被殺害了，至于幸存者，如果沒有嚴重的精神問題，也都三緘其口。您是如何找到他們，并說服他們進行訪談的？

格雷夫：這的確是個艱難的過程，我覺得我像偵探一樣，只能通過蛛絲馬跡去拼湊信息，通過一個人去打聽另一個人。關(guān)于那些運作奧斯維辛集中營毒氣室的猶太人，我們并沒有名單。我花了10年時間，找到31個人，只有1人拒絕，另外30個人最終都接受了訪談。

最早是在1986年，我的一個好朋友，也是個歷史學家，告訴我他可以聯(lián)系上一名奧斯維辛集中營猶太人特遣隊的幸存者，問我有沒有興趣。我當然有！我當時覺得不可置信：他們還活著！為什么竟然沒有人訪問過這些奧斯維辛最重要的幸存者？我?guī)缀跏橇⒖叹蜎Q定去做這件事。

于是我見到了第一個受訪者——就像我們現(xiàn)在這樣，面對面坐著，相距只有70厘米。我當時想：這個人，和我坐在同一張桌子上這個人，他曾經(jīng)是“死亡工廠”的“工人”，他曾親歷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毒氣室，他是大屠殺的重要證人。就是在那一刻，我決定必須找到更多人，搜集證言。

訪談中最大的困難，就是他們不愿回憶這段可怕的往事。他們想把它從記憶中抹去。我得同時扮演歷史學家、心理學家、外交官和偵探的角色，要用許多技巧才能讓他們開口袒露內(nèi)心。有時我的態(tài)度必須很強硬，幾乎是“強迫”他們?nèi)フf——當然我沒有使用暴力。即便回憶是痛苦的，我也堅持這樣做。因為我知道，搜集這段歷史記憶非常重要。

澎湃新聞：您和每一個受訪者一般要聊幾次？

格雷夫：各不相同。有一個人我只見了3次，有些人我見了25次甚至更多。有時這取決于他們能活多久。有幾位受訪人我只見了幾次他們就去世了，我很難過。目前有兩個人仍然健在，生活在美國。這是最后的兩個幸存者了。

澎湃新聞：接受訪問時他們的精神狀態(tài)如何？

格雷夫：對我而言，他們看起來就和普通人沒什么兩樣。我認為他們可能在奧斯維辛忘卻或者說拋棄了一部分情感，麻木了自己的神經(jīng)。否則，他們要如何在一個“死亡工廠”“工作”？這是我個人的一種猜測。

我的判斷是，他們終身都活在陰影之中，很不快樂。最令人痛心的是，我覺得他們的家人，尤其是孩子，也付出了代價。下一代往往在一種壓抑的氛圍中長大，那是痛苦的，常常陷入沉默的一種家庭環(huán)境。他們也許從未把這種痛苦說出來，但它就像幽靈一樣漂浮在空氣里。這些幸存者，他們必須壓抑情感，否則便無法生活下去。

澎湃新聞：您的意思是，即便這些幸存者從未對家人提及過往，在特遣隊的這段經(jīng)歷也明顯地影響了他們的后代？

格雷夫：對。創(chuàng)傷性事件的影響不會終止于當事人，會波及他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大部分大屠殺幸存者的孩子——不只是我訪問過的那些——都有比較嚴重的心理問題。以色列有專門為幸存者后代設立的心理治療機構(gòu)。他們雖然沒有經(jīng)歷過屠殺，但成長環(huán)境影響了他們的心理健康。最近的研究甚至表明，有些問題變成遺傳性的了，你能想象嗎？這是一個月前剛剛發(fā)表的研究成果。

澎湃新聞：您在訪問和寫作中用了他們的真名嗎？

格雷夫：是的。只有一個案例，為了保護受訪人，我應要求用了化名。

澎湃新聞：《沒有眼淚的哭泣——來自奧斯維辛猶太人特遣隊的證言》這本書還沒有中文版，中文學界也很少見這一主題的研究。能不能向中國讀者介紹幾個當事人的經(jīng)歷？

格雷夫：我最先想到的是一對兄弟的故事。他們年輕力壯，很快就被選中進入特遣隊工作。有一次，在猶太人脫衣服排隊進入毒氣室的地方（納粹分子謊稱是帶他們?nèi)ァ跋丛琛保?他們竟看到了自己的表兄弟。這對兄弟問他們，“我們能為你們做些什么？”他們回答說，只有一件事。其實他們知道自己時日無多，更糟糕的是他們已經(jīng)饑腸轆轆許多天。德國人的政策就是餓著他們。他們知道難逃一死，但不希望餓著。所以他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要一片面包。這對兄弟當然自知無力挽回大局，但仍盡他們所能去滿足這最后一個愿望，希望能延緩親人的痛苦。我想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另外一個是希臘籍猶太人，他在女人脫下衣服的地方工作（猶太人進入毒氣室前被要求脫光衣服，男女分開，女人先進去）。女人們覺得羞恥，而他所能做的，就是從來不去看她們，為她們保留最后一點尊嚴。

另一個故事也是采訪中聽到的：一個年輕的猶太人，在去毒氣室的隊伍里走著，知道這是自己的最后五分鐘。但她大聲對德國守衛(wèi)說：“我知道我會死，但我不會求你。我們走得有勇氣?！彼麄兯赖煤苡赂摇＿@很重要。

總之奧斯維辛是一個瘋狂的地方。這些特遣隊員，幾個月來和同一群人在一起工作，一邊是德國兇手，一邊是猶太人，但在工作的間隙會出現(xiàn)一些奇怪的、尷尬的停頓——殺人的工作暫時停止，他們坐在一起，聊自己的家庭和生活。10分鐘以后，他們又開始處理尸體。

爭議：他們是幫兇嗎？

澎湃新聞：在您的訪問之前，公眾對于這批特遣隊成員有多少認知？據(jù)說在1970年代發(fā)現(xiàn)了一些特遣隊員藏在錫罐里留下的紙條和書信。

格雷夫：我想有一些人知道他們的存在，比如我的那個朋友。但是從沒有人把他們作為研究對象。

事實上在1945年就有他們留下的文件包括日記被發(fā)現(xiàn)，這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東西仍被埋在奧斯維辛的地下。但是挖掘這些材料的意義不大了，因為那時的紙張和筆質(zhì)量太差，即便你找到，看到的也可能是一張白紙。即便是那十分之一已經(jīng)被找到的材料，有些文本也已經(jīng)不能讀了。

澎湃新聞：1996年這本書在德國首次出版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人們對于特遣隊員在集中營的所作所為有爭議嗎？

格雷夫：的確引起了轟動，許多學者驚訝于這些人的存在。他們的證言改變了我們認識的奧斯維辛。

在我的書出版之前，文學作品或其他幸存者的證言中涉及到這些囚犯（特遣隊成員）的形象，許多是負面的。但我試著給出另一種描述：他們像我們一樣平凡。他們是被奴役的好人，奴隸只能做主人允許他們做的事。他們做了所有能做的事（去幫助受害者），但他們能做的非常有限。

沒有經(jīng)歷過的人，永遠無法想象和體會他們的處境。他們不應該被群起而攻之。我想，在我的書出版之后，人們對于特遣隊員的印象有所改觀。

澎湃新聞：能舉個具體的例子嗎？

格雷夫：可以講講Abraham和Shlomo兄弟的故事。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被徹底地解放過，年邁時仍常在午夜夢回時看到奧斯維辛。

這對兄弟在“死亡工廠”活了3年，當然這也是特遣隊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情況。他們的工作是打掃特遣隊成員的住處，分發(fā)食物。他們不能離開，晚上其他特遣隊成員回來時會告訴他們那些恐怖的事情。當有大量囚犯抵達集中營時，兄弟倆也要參與其他工作：搜集被害者留下的物品，將尸體運出毒氣室，放進焚尸爐中火化。

有一次看守他們的德軍計劃將兩百多名猶太人特遣隊員滅口，對他們謊稱是轉(zhuǎn)移去另一個地方工作。兄弟倆也在名單上。但哥哥戲劇性地生了一場病，弟弟留下照顧哥哥，兩人逃過一劫。那是1942年12月的事。最后他們還參與了1944年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起義。

哥哥在訪談中說，他們剛移民到以色列時對這段經(jīng)歷只字不提，因為以色列人對特遣隊成員充滿懷疑。哥哥說，“他們不能理解我們所經(jīng)歷過的可怕現(xiàn)實，他們不理解，我們并沒有為自己選擇這項‘工作’，我們不是自愿加入特遣隊的，是命運把我們送到那個叫做奧斯維辛的地獄，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工作?！钡艿軇t回憶說，他們曾經(jīng)偶然聽到一個奧斯維辛幸存者演講，指責猶太人特遣隊是謀殺者，“他們應該被懲罰，他們和德國的納粹分子一樣殘忍。”

但是1960年代開始輿論逐漸有一些變化，這本書出版以后更多人了解了他們的故事，也有更多人開始對他們在特遣隊中被迫做的工作、積極參與的抵抗和起義感興趣。公眾對他們的悲慘境遇也更理解。

澎湃新聞：其他國家的讀者有什么反響？

格雷夫：我得到了成千上萬的反饋。人們很震驚。有讀者告訴我他讀了兩三頁就無法繼續(xù)，太沉重了。書剛出版那年我去演講的時候，不少讀者聽眾是哭著離開的，他們中許多都不是猶太人。

我在訪談中要求他們盡量多地回憶細節(jié)。這些細節(jié)此前不為人知，也因此無比震撼。一般讀者過去對大屠殺也許知道個大概，但這是他們第一次了解細節(jié)。

猶太人救助猶太人，也不是理所應當

澎湃新聞：除了猶太人囚犯特遣隊，您還寫過好幾部基于集中營幸存者口述訪問的著作。

格雷夫：對，因為我知道，一旦這些親歷者逝去，他們的故事也就隨之而去了。對于大屠殺的歷史而言，幸存者證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為德國方面能留下的史料有限，不少罪行被施暴者刻意隱藏。

我剛剛在以色列出版了一本新書，"Jakitto – the boy from Thessaloniki in Auschwitz"，講一個16歲的希臘籍猶太人在集中營救助了一百多名猶太人的事。主人公Jakitto現(xiàn)在還活著，快90歲了。他的故事令人難以置信，我一開始甚至懷疑他說謊。讀者也曾問我故事是否真實。他那時還是個孩子，但是他憑借著流利的德語和他的聰明機智做到了不可思議的事。被Jakitto救出的人中有三四個還活著，就在以色列。

澎湃新聞：為什么過去他的故事沒有人知道？

格雷夫：當然他很謙遜，他認為自己只是做了每一個人都會做的事，并不特別。

此外，許多年來我們并不重視那些在危難中幫助猶太人的猶太人。我們紀念做出義舉的非猶太人，頒發(fā)“國際義人”獎章，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傳統(tǒng)，但是也因此忽略了那些舍己救人的猶太人。人們總說：那是應該的。但其實救人并不是那么理所當然：如果我救了你，我的家人和孩子可能遇難，這是個兩難。所以，即便是猶太人救助猶太人，也是值得贊許的。近年來有一些機構(gòu)開始給這些猶太人頒發(fā)獎章——因為他們也很重要。

至于Jakitto，他過去從未告訴他的孩子、孫子他所做的一切。當然現(xiàn)在他是他們的驕傲。有趣的是，我注意到書出版以后他變得年輕、精神了，不再像之前那樣暮氣沉沉，因為他突然感受到人們對他的敬意，突然意識到自己很重要。

澎湃新聞：您特別擅長發(fā)掘故事。

格雷夫：是的，我想好的歷史學家要有講故事的能力，好故事能吸引人。我希望盡可能多的人知道大屠殺，我覺得我有某種使命，希望那些罹難者不被遺忘。

澎湃新聞：會不會有很多人找上門來講故事？

格雷夫：有時候會。不過大多數(shù)時候是我去找人。也許你不相信，還有許多幸存者從未講過他們的故事?，F(xiàn)在他們垂垂老矣，感到時日無多，希望留下點什么，他們現(xiàn)在愿意說了。

澎湃新聞：如何處理口述回憶可能產(chǎn)生的誤差？

格雷夫：首先訪談人要非常熟悉這段歷史。比如受訪人說某件事發(fā)生在1943年，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允許自己在事后更正它。我盡量不去打斷受訪人的敘述，但如果有重大錯誤，我會糾正。

澎湃新聞：除了研究，您還從事公眾歷史教育的工作，在這方面您有什么經(jīng)驗？

格雷夫：是的。在過去10年中大概有20萬青少年聽過我的演講，有中學生和大學生。我在摸索一些方法，來對德國、奧地利、丹麥的年輕人講述這些故事。我聽過的最高贊許是：這是我第一次沒有在歷史講座上睡著！當然我用了很多影像、圖片來呈現(xiàn)歷史，并且允許聽眾隨時提問。所以這種講座更像對話，而不是獨角戲。公眾歷史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有好的老師、好的演講。許多人覺得歷史很枯燥，這怎么可能呢？教育是一門藝術(shù)，我們需要優(yōu)秀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