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之后：辨析恐怖主義的淵源

巴黎，西方的文化之都，年初經受的傷痛未愈，又在歲末遭遇了更為血腥的襲擊。2015年成為世界震驚之年。

震驚的感受來自恐怖襲擊的殘暴、突發(fā)及其目標的不可預測?！秱惗貢u》的一篇文章如是寫道：“黎巴嫩內戰(zhàn)前的貝魯特曾以中東的巴黎為人知曉，而今天的巴黎卻越來越像是西歐的貝魯特，一個涌動著族裔沖突、人質劫持和自殺式炸彈的城市。”貝魯特的情景可以發(fā)生在今天的巴黎，也可能發(fā)生在明天的倫敦、柏林、紐約或者任何地方（甚至北京在圣誕節(jié)期間也發(fā)出了預防恐怖襲擊的警告）。所謂“伊斯蘭國”（ISIS）11月公布的最新“敵國名單”列入了全球六十個國家。沒有誰能夠獨善其身，暗自慶賀“風景這邊獨好”。

更深的震驚源自思想上的晦暗不明。從《查理周刊》事件到“黑色星期五”，激發(fā)了西方思想界風暴般的討論：什么是恐怖主義的根源？如何才能有效地遏制與防范？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將就此被改變嗎？所有這些問題都難以獲得確定無疑的答案。但受驚的心靈往往急需一個簡明的解答才可能平復。迫切與焦躁中，久已竊竊私語的一個詞匯浮現出來——“伊斯蘭”。那么，所謂“伊斯蘭國”的興起與伊斯蘭宗教傳統(tǒng)之間是否相關？這是相當敏感和令人困惑的問題，也成為當下辯論的一個焦點。

驅逐困擾的一個方式是將兩者做干凈的切割。奧巴馬總統(tǒng)聲明：ISIS“不是伊斯蘭的”，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領袖聯名發(fā)出了同樣的聲音，這也是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觀點。美國官方呼吁用“達伊沙”（Daesh）來替代以往媒體常用的“ISIS”或“ISIL”的指稱。但困惑與質疑之聲仍然遍布社交媒體的各個角落。“切割”聲明或者“更名”手法似乎很難平息實際上持續(xù)存在的激烈爭議。

《大西洋月刊》冒天下之大不韙，在2015年2月發(fā)表了該刊最受關注的長文《ISIS究竟要什么？》（網絡版有近一萬七千條留言評論）。作者伍德（Graeme Wood）大膽宣稱，“實際上，ISIS就是伊斯蘭的，十足的伊斯蘭。……它最熱衷的追隨者所布道的教義，源自對伊斯蘭教融貫甚至精深的闡釋?！蔽榈鲁姓J，將ISIS問題僅僅視為“伊斯蘭的麻煩”是流于表面的，甚至是為其辯白，因為伊斯蘭教允許多種闡釋，ISIS的支持者只是在道德上固執(zhí)于自己選擇的一種闡釋。但是，反過來簡單地將它“指控為非伊斯蘭的（un-Islamic）卻可能無濟于事”，因為“這個哈里發(fā)的許多實踐在平白寫就的經文中得到了背書”。伍德的文章遭到了強烈的批評，他隨后在《大西洋月刊》網站做出澄清、修正與回應，但并沒有收回其基本觀點。

普林斯頓大學的海科爾（Bernard Haykel）教授被帶入了辯論的漩渦，因為他被伍德譽為“在IS意識形態(tài)問題上最具發(fā)言權的世俗權威學者”，也是其文章所援用的主要學術依據。海科爾在一次長篇訪談中指出，ISIS是在特定歷史脈絡下的偶然產物，“伊斯蘭教中沒有什么注定的東西會導致ISIS”。雖然ISIS的確根植于純正的伊斯蘭經文，但這些經文必須經由闡釋才能得到理解，而闡釋總是具有其時代性。ISIS卻認為，任何對舊有闡釋的挑戰(zhàn)都是叛教行為。“他們聲稱我們必須返回第七世紀，這是要否定過去一千年伊斯蘭教法傳統(tǒng)的法理復雜性?！币虼耍琁SIS的問題在于其“非歷史的神學”，假裝過去多少世紀的歷史從來沒有發(fā)生，以此為他們的暴行辯護。但與此同時，海科爾沒有放棄自己原初的看法?！霸S多人說伊斯蘭是一種和平的宗教，但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有時是和平的宗教，有時是戰(zhàn)爭的宗教，這取決于我們在討論哪個時代。”最后?？茽枏娬{，對ISIS的診斷與應對不應局限于宗教維度，而必須將此理解為“遜尼派阿拉伯世界更深的結構性問題的癥狀”，包括政治、經濟、就業(yè)和教育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這需要阿拉伯社會本身開啟漫長的改革。

《大西洋月刊》隨后發(fā)表了宗教研究教授達戈里（Caner K. Dagli）的文章，對伍德予以批評。作者首先質疑了伍德專業(yè)資質的可信性：一名非穆斯林的作家何以有自信辨識《古蘭經》和《圣訓集》的“平白含義”？何以判斷什么樣的闡釋是“嚴肅的”？“引經據典”的解說并不是正當和嚴肅闡釋的證據。此外，作者指責伍德的觀點會使眾多穆斯林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他們選擇沉默，會被那些要求他們“發(fā)聲”的人所譴責，但如果他們表達了在宗教上與ISIS的根本區(qū)別，又會被看作是在自我欺騙或欺騙眾人。在這種殘酷的邏輯中，“他們想要與ISIS真正決裂而免遭懷疑的唯一方式，就是完全拋棄伊斯蘭教”。

法國著名左翼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11月23日在法國北部城市奧貝維利埃發(fā)表演講，現場視頻幾天后上傳到YouTube。12月11日長達二十六頁的演講英譯文本在多家左派網站上發(fā)布。他主張，真正的思考應當始于這樣一個原則：“沒有任何人的作為是莫名其妙的?！彼蟹抢硇缘摹⒆飷旱暮筒B(tài)的行為也同樣構成思考的對象?！靶Q不可思議永遠是一種思想的失敗，而思想的失敗恰恰是非理性和罪惡行徑的勝利?！彼乃伎继峁┝艘粋€宏大的闡釋圖景，分析資本主義主導的現代文明何以造就了三種病態(tài)的當代主體性（西方的主體性、渴望西方的主體性以及虛無主義的主體性）。而ISIS正是資本主義病態(tài)主體性的產物，本質上是當代法西斯的一種形態(tài)，宗教只是為其提供身份標識和神圣外衣。他呼吁年輕人、流民無產者和知識分子開啟新的思維方式，為“重歸解放的政治”創(chuàng)造條件。他相信，在當下的危機中有可能創(chuàng)造第四種主體形象：“尋求超越全球資本主義的支配，而自身不陷入虛無主義”，這將賦予我們“一種消化和廢除猖獗的法西斯化的能力”。

法國人類學家奧特朗（Scott Atran）曾領導研究團隊多年實地考察恐怖主義團體成員和活動。他在《永世》（Aeon）網絡雜志發(fā)表長文指出，西方有許多人將ISIS輕蔑為虛無主義的沖動，但他們的研究工作卻發(fā)現了更為險惡的威脅：ISIS 是一場革命，如同此前許多革命一樣，帶著救贖的使命。這是“一種具有深刻誘惑力的改變和拯救世界的使命”。

世界將會因此而根本改變嗎？年末，《紐約時報》刊出杜拉特（Ross Douthat）的評論《自由秩序的崩裂》。這位年輕而知名的保守派作者哀嘆，“2015年對我們的制度是一個死亡象征時刻?！痹诶鋺?zhàn)后的二十五年間，自由主義現代性的整體大廈雖不理想卻一直相對穩(wěn)定，沒有什么外部對手（無論是俄羅斯、伊斯蘭或者中國）能真正提出更好的選擇。而今天，那個自稱的“哈里發(fā)”提供了新的反抗現代性的樣板，并且已經抵達了歐洲的心臟?！斑@是體制崩裂、防范潰敗的一年，這是提醒所有秩序可能消失的一年?！?/p>

西方輿論每年都會有類似“狼來了”的呼叫，這一次會是真的嗎？“黑色星期五”的暴行常被比作“法國的9·11事件”。許多美國人當時都說“9·11改變了一切”。的確，此后十多年許多事情發(fā)生了改變，然而遠不是一切。

歐洲移民危機與捍衛(wèi)西方價值的左右共識

歐洲尚未從金融風暴與債務危機的沖擊中完全復蘇，又遭遇二戰(zhàn)以來最嚴重的難民危機。為逃脫中東和北非的戰(zhàn)亂，大量難民橫渡地中海進入歐洲（至8月底，已有三十五萬一千名移民和難民進入歐洲，有兩千六百四十三人喪身地中海）。9月2日一名三歲敘利亞男孩艾蘭在海中溺亡，遺體被沖上海灘的照片被媒體刊發(fā)，令世界震驚與動容。9月5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宣布暫停此前相關法規(guī)的限制，允許被匈牙利阻攔的難民進入德國。2015年德國接受了大約一百萬難民。德國的榜樣一度感染了整個歐洲，但難民問題背后仍然潛伏著深層的危機。巴黎11月13日發(fā)生的血腥事件撕裂了暫時而表面的共識，關于“歐洲穆斯林化”的焦慮感再次襲來。

“野蠻人就在里面，而且這里沒有門”——以此為標題，保守派的悲情斗士斯丹恩（Mark Steyn）迅即寫下了他對巴黎襲擊的時評，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贊嘆這是“迄今為止讀到的最強有力的反應”，并在其《旗幟周刊》網站轉載。斯丹恩的要點簡潔明了：這并不是奧巴馬所謂的“對整個人類和我們共享的普世價值的攻擊”，這只是對西方的攻擊，對西方人造就的現代文明的攻擊。穆斯林并不信奉言論自由之類的西方價值。所謂“普世價值”對當今世界“大部分區(qū)域是完全異己的”。但歐洲卻決定邀請幾百萬穆斯林來定居，而其中大部分人要么希望現代西方社會和所謂“普世價值”滅亡，要么對這種滅亡完全冷漠，這就給ISIS的生長蔓延提供了“很大的適宜地帶”。斯丹恩在接受Fox新聞頻道的電視訪談時指出，歐洲想要以情報系統(tǒng)和監(jiān)控檢查來阻止恐怖襲擊是徒勞的，根本無法應對如此眾多的移民和新難民。同化機制也不會起作用，穆斯林移民不會作為公民效忠于移居的歐洲國家，他們的忠誠與歸屬所向是他們自己的宗教文化，這是比民族國家更高的信念。他說自己在十年前就發(fā)出了警告，但“人們都說我是危言聳聽”。的確，斯丹恩是一以貫之的，他在2006年出版的暢銷書《孤單的美國》中對歐洲的伊斯蘭化做出了完整充分的分析：只有美國社會的多元化仍然可以維系，而歐洲實際上陷入了不穩(wěn)定的二元化：西方的歐洲和穆斯林的歐洲。文化多元主義導致的奇特結果是改變歐洲去適應新移民的文化，而不是相反。但福利國家的困境、歐洲人的低生育率以及老齡化，完全無法匹敵年輕的、生育旺盛的穆斯林移民擴展他們的信仰和價值。反恐戰(zhàn)爭對美國而言主要在本土之外，而在歐洲同時是一場“內戰(zhàn)”。放任的移民政策會使歐洲持續(xù)不斷地伊斯蘭化，結果就是“我們所知世界的終結”（原書副標題）。

捍衛(wèi)西方價值，這不只是保守派的呼聲，也成為左派訴諸的目標，雖然各自出于相當不同的理由，依據不同的理論傳統(tǒng)。這是2015年西方思想界的一個新動向。

年初，左翼政治哲學家沃爾澤在《異議》雜志發(fā)表《伊斯蘭主義與左派》，批評左翼知識分子漠視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暴虐現象，采取無批判的同情態(tài)度，放棄了自己理應堅持的啟蒙主義傳統(tǒng)及其基本價值。在沃爾澤看來，這背后的一個原因是左派格外害怕被指責為患有“伊斯蘭恐懼癥”（Islamophobia），這是右派的標志。

“伊斯蘭恐懼癥是宗教不寬容甚至仇恨的一種形態(tài)”，這當然是錯誤的。它混淆伊斯蘭宗教與其極端主義和狂熱分子之間的區(qū)別，是誤解和歪曲當代穆斯林的一種固執(zhí)偏見病癥。然而，避免偏見的良好愿望并不能成為回避正當批評的理由。否則，“伊斯蘭恐懼癥”就成為一個借口，只要一觸碰伊斯蘭問題就會被譴責為種族主義。但我們可以做出“完全正當的批評，不只對伊斯蘭狂熱分子，而且也可以對伊斯蘭教本身——就如同對于任何宗教一樣”。而大多數左派陷入了“對伊斯蘭恐懼癥的恐懼”。沃爾澤的文章引發(fā)了豐富的辯論，《洞察力》（Fathom）雜志還為此組織了專題討論。

幾個月之后，更為激進的左翼明星知識分子齊澤克發(fā)出了更為激進的聲音：扔掉這樣一種禁忌——“任何對伊斯蘭右派的批判都是‘伊斯蘭恐懼癥’的證據”，他坦言“受夠了許多西方自由左派擔心被認作犯有伊斯蘭恐懼癥的那種病態(tài)恐懼”，這是道德受虐狂的表現。這篇發(fā)表在“In These Times”網站的文章，題為《作為巴黎襲擊的后果，左派必須皈依其激進的西方根基》，從中可以聽到齊澤克幾乎咆哮般的打破“禁忌”的呼吁。他不僅不怕被視為“伊斯蘭恐懼癥”患者，而且不怕涉嫌“歐洲中心主義”。如果移民的文化與西歐的人權和平等價值觀念相抵觸，就不能過于放任寬容，要受到最低限度的規(guī)范與規(guī)則的約束，包括“宗教自由、保護面對群體壓力的個人自由、女性權利等等”。只有在這些限制下，才能堅持對不同生活方式的寬容。他也不怕被誤解為“文化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因為將“歐洲解放的遺產”等同于文化帝國主義是一種錯誤的禁忌。當前，全球資本主義與地方宗教、文化和傳統(tǒng)的多樣性情投意合，“文化多元性的面具是靠實際上的全球資本的普遍主義來維系的”。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西方文化價值（包括平等主義、基本權利、言論自由和福利國家，等等），“經由批判性的闡釋，恰恰能夠用作抵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武器”。齊澤克近來的一系列言論在左翼陣營內部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他會改變以往左翼政治的某些取向嗎，或者會被當作“叛教者”驅逐？

奧巴馬的政治遺產

奧巴馬總統(tǒng)的第二任期尚未結束，從年初開始對其政治遺產的討論就陸續(xù)不絕?！都~約雜志》（New York Magazine）在1月隆重推出“奧巴馬歷史項目”，其網絡版發(fā)布了五十三位歷史學家對“奧巴馬的歷史遺產”問卷調查的全部回應，并以“封面故事”在紙質版中分八個專題摘錄了部分調查內容?！岸曛笕藗儗⑷绾慰创龏W巴馬及其行政當局？”回應者包括一批美國最為杰出的歷史學家和個別其他領域的學者。

奧巴馬是第一位入主白宮的黑人總統(tǒng)，幾乎所有回應者都注意到這一事實的歷史意義與象征意義。學者一致認為“奧巴馬醫(yī)保”的勝利將被銘記；也有很多人預言美國經濟的復蘇在未來會獲得更高的評價；在他執(zhí)政時期，美國未出現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和恐怖襲擊，這獲得了不少肯定，但為此采取的安全監(jiān)控措施以及在國外使用無人機轟炸的決策也招致許多非議。自由派學者大多贊賞奧巴馬任期內美國更接近“彩虹國家”的理想（推進種族多元與文化多元的融合發(fā)展、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但對社會經濟不平等狀況的加劇感到擔憂。部分保守派的學者嚴厲批評奧巴馬強化行政權力的傾向。外交方面引起的分歧較為嚴重。伊朗核問題談判的進展、與古巴恢復外交關系獲得了許多肯定，但美國的中東戰(zhàn)略以及對中國的政策則受到一些負面評價。多數學者承認，奧巴馬是言辭卓越而極富感染力的政治人物，但也都看到他競選時期展現的理想主義氣質已經褪色，在執(zhí)政后轉向了實用主義，使許多年輕選民感到最初的期望被辜負。奧巴馬以承諾“改變”開啟他的總統(tǒng)生涯，但最終他達成的只是在延續(xù)中修復，而不是轉折性的變革。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在9、10月號刊出“奧巴馬的世界”專輯，包括九篇文章，從國際戰(zhàn)略的多個方面總結評估奧巴馬的遺產。在美國思想界的辯論中，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常常被保守派或“鷹派”人士指責為“軟弱”、“退卻主義”或者走向了新孤立主義，這正在導致“全球失序”，也終將損害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針對這種流行的批判，雜志主編羅斯（Gideon Rose）做出了回應。在題為《奧巴馬做對了什么：保持冷靜并繼續(xù)自由秩序》一文中，他對奧巴馬的外交遺產給予相當積極的評價。羅斯指出，小布什留給奧巴馬的遺產是“兩場戰(zhàn)爭和一次全球經濟危機”，而奧巴馬已經使美國從一些老問題中解脫出來，避免陷入一些新問題，并同時獲得了一些扎實的收獲。這是相當不錯的成就。奧巴馬成功的關鍵在于“他對大局的把握”：“他重視美國在過去七十年中培育起來的自由國際秩序，并認識到要從全球邊緣地帶誤入的冒險和紛爭中撤退，以此救護這一秩序的核心?！痹诹_斯看來，奧巴馬是“帶有保守主義氣質的思想上的自由派”。在經過“魯莽的過度擴張與好戰(zhàn)的單邊主義時期之后”，他感到推進美國的長程外交目標的最佳方式是“短期收縮”，通過放棄邊緣來鞏固自由秩序的核心，這是他外交政策的總體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奧巴馬政府“并沒有放棄傳統(tǒng)的美國大戰(zhàn)略，而是盡力從其前任的失當中拯救這一戰(zhàn)略”。在這背后是一種“自信的認識”：“從長遠來看，開放社會將擊敗封閉社會（因此，只要堡壘能被守住，俄羅斯、中國和伊朗這樣的國家終將會看到它們地位的下降而非提升），這表達了對過去美國外交最佳教益的重新發(fā)現。”

中國經濟與中國模式

馬云6月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的演講，選在華爾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舉辦。這家酒店在1931年美國大蕭條時期欣然開業(yè)，時任總統(tǒng)胡佛對此致意，贊譽它“向整個國家展示了信念和勇氣”。而今天，華爾道夫酒店的擁有者是一家中國的保險公司?！斑@整個事件似乎象征了世界經濟秩序的變化。”以這段文字作開場白，《經濟學人》10月3日推出了“世界經濟”特別報道。其中關于中國的文章題為《更遠的長征》（A Longer March），闡述“中國震撼了世界，卻不是以它所希望的方式”。文章分析了中國經濟最近的狀況和趨勢，從增長放緩和人民幣貶值等現象中剖析背后的結構和制度性的難題，以及改革面臨的困難。文章認為，中國作為巨大經濟體會期待一種自然的特權：對全球金融和貿易的規(guī)則享有更大發(fā)言權，以及被廣泛使用的貨幣，這是容易理解的雄心。但如何在實現雄心與保持穩(wěn)定之間，在經濟的開放與安全之間尋求平衡，卻是中國一直面對的挑戰(zhàn)。文章最后指出，“中國正在成為貿易和直接投資領域的巨人，成為在財政、貨幣和金融市場方面的中等強國。這種溫和的雄心或許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但這并沒有解決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種種問題。中國不會很快成為美國的制衡或替代力量?！?/p>

聯合國“人類發(fā)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測評起始于1990年。這一指數綜合了人口的收入水平、預期壽命和教育程度。12月4日公布的最新一期報告顯示了過去二十五年各國的綜合發(fā)展水平和速度。在指數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中，中國名列第二（僅次于盧旺達的增長速度），目前達到了韓國1990年的指數水平。

中國的迅速發(fā)展常常與“中國模式”相關聯。清華大學的加拿大籍教授貝淡寧（Daniel A. Bell）發(fā)表新著《中國模式：政治優(yōu)績制與民主制的局限》（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入選“《金融時報》2015年最佳書籍”。作者試圖論證，中國式的政治優(yōu)績制（political meritocracy）有助于克服選舉民主制的關鍵缺陷。他將“中國模式”界定為頂層的優(yōu)績制、中層的實驗以及基層的民主制的三者結合，他認為中國已經發(fā)展出一種民主優(yōu)績制的模式，在道德上是可欲的而在政治上是穩(wěn)定的。10月15日美國亞洲學會與《紐約書評》雜志為此聯合舉辦專題討論會，貝淡寧與其他五位學者參加，部分內容隨后以《中國模式優(yōu)于民主制嗎？》為題，在《外交政策》網站上發(fā)布。

貝淡寧在討論中闡明，他的著作從中國傳統(tǒng)的文官制度中獲得啟發(fā)。傳統(tǒng)的公職人員選拔，首先是依據科舉考試，然后依據政府低層所作的績效評估。而這套體制過去三十年在中國重建了，盡管并不完善。他的寫作并不是要為現狀辯護，而是出于他的“語境化政治理論”方法?！按怪钡拿裰鲀?yōu)績制”啟發(fā)了過去三十年中國的政治改革。雖然理想與現實之間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但他相信這個理想本身是好的，并且可以在未來繼續(xù)激發(fā)中國的政治改革。牛津大學歐洲研究教授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指出，如果中國真有一套自己的政治模式，那是好事，不僅有利于中國的平穩(wěn)發(fā)展，也可以使西方擁有一個嚴肅的意識形態(tài)競爭者而避免自身的盲目自負。但談及中國模式的問題，如果承認目前政治優(yōu)績制運行得不夠好，那么阿什認為，真正的原因在于實際上它并不是貝淡寧描述的那種政治優(yōu)績制。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首先強調，這是一本政治理論著作，實際上不是一本關于真實中國的書。他隨后表達了自己最主要的質疑：“德才兼?zhèn)涞膬?yōu)績選拔是否能形成一個更好的政府？”在他看來，這本書關鍵的理論失誤在于忽略了權力的行使，只關注官員的選拔，而無視官員如何受到制衡并受到一個自由社會的監(jiān)督。目前所謂理想與實踐之間的差距并不是偶然的。貝淡寧在論及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時候，從不提及兩者的差距，只是指出現實的民主制度的不足。因為這是實踐的制度，當然會存在不足。黎安友隨后又在《國家利益》11、12號發(fā)表了長篇書評《偽造的中國模式》，提出了更為激烈的批評。

知識分子的黃昏或黎明

2015年西方思想界對知識分子精神與命運的討論相當活躍：從《高校紀事》組織的“公共知識分子”專輯，到研究法國智識精神的專著，還有兩部批判新左派知識分子的論著。

“知識分子問題”常常是知識分子才格外關心的問題，只要這個議題仍然活躍，就意味知識分子并未消失。但是，知識分子的構成、氣質及其公共影響可能發(fā)生了歷史性的變遷。這正是雅各比（Russell Jacoby）關注的問題。他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識分子》中指出，在1950年代之后，上一輩獨立不羈的“城市波西米亞式”的知識分子迅速衰落，新興的一代大多不再是面向公眾的“公共知識分子”，而是主要為同行寫作的“專業(yè)知識分子”，由此形成了“學院時代的美國文化”（原書副標題）。這本書曾引起廣泛的爭議，并在2000年出版了修訂版。在初版發(fā)表近三十年之后，《高校紀事》12月發(fā)表專輯《“最后的知識分子”之后》，四篇文章著眼于考察雅各比的論題在當下的有效性。

專輯的首篇文章是雅各比的《最新的知識分子》，回應了諸多的批評質疑，雖然承認當初有個別失誤之處，但自認為總體的觀點是正確的，并且在當今仍然有效，因為最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并未逃脫學院體制誘惑與規(guī)訓，反而愈陷愈深。雖然人們總是可以發(fā)現個別反潮流的事跡，但并不能逆轉總體趨勢。值得贊許的是一批為公眾寫作的“新科學作家”，他們的成功表明了普通讀者群依然存在。但令人遺憾的是，當這些科學家推出了平白清澈的著作，人文學者卻在擁戴瘀結的文風和繁瑣的理論。互聯網的沖擊是他當初未曾預料的現象，但他很懷疑通過博客和推特而流行的文章，可能會喪失那種“反思的慢功夫”：“危險在于我們進入了一個片刻思考、即刻評論的時代?！蔽覀儺斎徊槐卦趯Ｖc推特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但在他看來，“處于兩者之間而面向普通讀者的嚴肅作品可能正在消失，一同消失的是它們的作者，最后的知識分子?！?/p>

紐約社會研究新校的波特（Claire Bond Potter）教授的文章題為《互聯網是最終的波西米亞嗎？》。在她看來，互聯網是一個在政治上無政府的空間，很接近雅各比的波西米亞咖啡館。年輕的知識分子正在虛擬空間中集結，其中許多人是年輕的博士，他們以“學術計件工人”方式進行公共寫作，成為新一代的“剩余知識分子”（surplus intellectuals）。不穩(wěn)定的工作造就了他們的精神氣質，與資產階級的文化方式相對抗，同時他們也在這種對抗中形成了共同的事業(yè)，尋求一種新的波西米亞方式，推廣一種擺脫體制束縛的激進視野。一代創(chuàng)造性的知識工人正在興起。“他們并沒有消失，而是分散開來；他們遍地開花?！?/p>

實際上，《高校紀事》早在2月發(fā)表了一篇長文《公共知識分子怎么了？》，對此議題有更為深入的探索和出色的見地。作者格瑞夫（Mark Greif）是紐約社會研究新校的年輕教師，《n+1》雜志創(chuàng)始人和主編。他通過討論《黨派評論》的興衰歷史，挑戰(zhàn)了學院規(guī)訓使得知識分子衰落的流行看法。在格瑞夫看來，真正的問題不在于“學院化”，而在于我們對公眾的錯誤想象?！饵h派評論》時代的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征，不僅是面向公眾寫作，而是對公眾的期許更高，他們“瞄準的位置總是略微高于被想象的公眾的頂端，那是他們必須踮起腳才夠得著的位置”，而與此同時，“這種寫作也總是略微高過《黨派評論》的作者群本身”。這些知識分子感到必須竭盡全力，才配得上他們渴望加入的更深邃、更嘹亮的智識群體。討論二十一世紀公共知識分子的事業(yè)，應當更少關注他們職業(yè)的來龍去脈，更多地著眼于恢復對公眾的最高尊重。

有效利他主義運動

當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富裕，卻同時更加不平等的時候，人們應當過怎樣的倫理生活？耶魯大學出版社在4月推出了普林斯頓大學倫理學教授辛格（Peter Singer）的新著《你能做的最大善事》，以清晰的哲學思考輔以真實生動的事跡，論述了“有效利他主義如何在改變倫理生活的觀念”（副標題）。哈佛大學心理學家格林納（Joshua Greene）稱之為“這位世界上最具影響的在世哲學家”所寫過的“或許最具影響的著作”。

“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是始于新千年的一場社會運動，同時也是支持這場運動的一種道德哲學，辛格是其主要的理論倡導者之一。他的基本理念是：“如果要過一種充分的倫理生活，我們就應當盡己所能去做最大的善事。而要發(fā)現怎樣才能做最大的善事，我們需要運用理性和證據?！蹦壳霸诖壬茩C構的捐贈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完全不了解這些機構的有效性，只是被其形象所感動而行善事。辛格從效益主義哲學的傳統(tǒng)中汲取靈感，發(fā)展出有效利他主義的理論，主張依靠科學的方法來確定改善世界的最有效方式，這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利他主義和慈善事業(yè)的理念。辛格理論的一個特色在于淡化感人的“溫情效應”，也不訴諸那種否定自我利益的“犧牲奉獻”。許多踐行者的典型感受并不是自己做出了“犧牲”，而是感到自己的生活比從前獲益更多也更加豐沛。因此，有效利他主義并不主張否定自我利益，而是鼓勵以不同的方式來理解何為真正的自我利益。

這本書引發(fā)了媒體的廣泛評論。《波士頓評論》為此舉辦專題討論，邀請十一位學者和作家就“有效利他主義的邏輯”展開辯論。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國家為什么會失敗》的作者）提出了一些批評，首先，將本來屬于國家和社會機構的職能轉交給個人和團體來承擔，可能隱含著危險。即便在國家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替代政府的角色就其長期后果而言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叭绻覀儽緛眍A期從國家獲取的重要服務由其他組織接管，那么要在其他關鍵領域中培養(yǎng)對國家的信任和發(fā)展國家能力就可能變得更加艱難?！逼浯?，有效性測量也是可質疑的。捐贈給大赦國際，還是捐助某個提供疫苗或教科書的NGO？相比之下哪種選擇社會價值更大？許多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主張，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改革會帶來得以使千萬人擺脫貧困的發(fā)展，如果看不到這一點，有效利他主義會將公共的關注點偏離重要的制度因素。更為激進的批評意見來自左派網站《雅克賓》上的一篇文章，它指責有效利他主義完全是資產階級價值觀的體現，無視造成貧困的根本原因是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

對類似的批評，辛格在回應中指出，有些策略可能比有效利他主義者目前使用的策略更有效，但這一事實并不足以駁倒這一運動的實踐者，因為他們可以隨之采納更有效的策略。有效利他主義并沒有忽視能夠減緩貧困的大幅度政治經濟改革，如果有證據表明這種改革的預期有效性更高，那么我們就會倡導從事這類改革。對于救助貧困，這一運動常常被批評為“創(chuàng)可貼式”的治標不治本。但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很難分辨“標”與“本”，就算有時我們確切知道什么是貧窮的某些根本原因，卻也一時難以改變。在這種情況下，“治標”可能意味著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辛格說，有時候“創(chuàng)可貼也不壞”。

如何思考會思考的機器

《前沿》（edge.org）被英國《衛(wèi)報》譽為“全世界最聰明的網站”，以倡導科學與人文之融合的“第三種文化”而著稱。每年伊始，主編布魯克曼（John Brockman）都會公布網站的“年度問題”，并邀請世界各地二百位思想家和科學家應答。2015年《前沿》的年度問題是“你如何思考會思考的機器？”獲得了一百九十二份回復，陸續(xù)在網站發(fā)布，最后匯編為文集出版。參加這次討論的大多是世界最有影響的科學家（包括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人文學者和作家，二十多家媒體對此予以報道。

1980年代哲學界曾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焦點之一在于計算機是否能夠“真正”地思考（具有意識）。近年來，這一領域獲得了巨額的研發(fā)經費支持，在理論與實踐方面都有迅速的進展，許多成果更新了舊有的知識和觀念，也引發(fā)出一系列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機器思維與人的思想真有不可逾越的界線嗎？人工智能將會超越人的智能而達到“超級智能”（superintelligence）嗎？最終這對于人類生活的前景意味著福祉還是災難？

在眾說紛紜的應答中，可以辨識出比以往更顯著的“物理主義”傾向。加州理工學院的理論物理學家卡羅爾（Sean Carroll），追溯了十八世紀中葉法國思想家拉美特里的名著《人是機器》，認為他預見了現代物理學的發(fā)現：所有可見的生命與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源自粒子和力，沒有給外在于物理的生命力量留下空間。神經科學雖然不如物理學成熟，但已經在人的思想和行為與大腦中特定的運動之間建立了聯系。若要問他對會思考的機器的想法，他不禁要說，“嗨，你在說的那些是我的朋友。我們都是會思考的機器。不同類型的機器之間的區(qū)別正在銷蝕?！敝Z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維爾澤克（Frank Wilczek）認為，“所有智能都是由機器產生的智能（機器要么是神經元形成的大腦，要么是硅芯片制造的機器人）。”哈佛大學分子生物學家丘奇（George Church）回答說：“我是思考的機器，由原子組成?！庇始覍W會前主席、劍橋大學天體物理學家里斯（Martin Rees）認為，無論如何界定“思維”，人類的有機體思維（organic thinking）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其思維的速度與強度終將被機器智能所淘汰，尤其在量子計算機誕生之后。生物大腦的抽象思維奠定了所有文化與科學的基礎，但這只是一個短暫的歷史前奏，通向“非有機體的后人類時代更強有力的智慧”。

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的所長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教授是超級智能研究的專家，他提出了更復雜的看法。他認為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首先，目前的機器思維的水平相當低（除了在某些特定的狹隘領域），將來有可能超過人類（正如機器現在已經比任何生物體更為強壯和迅速），至于超級智能何時出現，我們知之甚少。但他認為，人工智能要從目前的水平到達人類智能水平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而從人類智能水平達到超級智能的水平會相對更快。超級智能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發(fā)生的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壞的事情，這取決于超級智能的默認動力機制以及如何才能予以控制，這些問題遠比人們預想的困難得多。

阿倫特逝世40周年

12月4日是漢娜·阿倫特逝世40周年紀念日。巴黎政治學院政治研究中心在12月3－4日舉辦學術研討會《阿倫特：40年之后》。三位國際著名的阿倫特研究學者，分別從美國、法國和德國的視角，探討阿倫特思想對于當今世界政治的相關性。第二天的會議匯聚了各地學者，呈現了阿倫特研究的新近發(fā)展成果，并由此關聯到當代最緊迫的政治問題。紐約“電影論壇”從4月6日起的兩周，連續(xù)放映新近完成的紀錄片《積極生活：阿倫特的精神》。影片由以色列與加拿大的電影人聯合制作，回顧了阿倫特的生命歷程與思想生涯，突出她在公共生活中的積極介入，以及由此引起的諸多爭議。

《國家》雜志發(fā)表政治理論家羅賓（Corey Robin）長文《阿倫特的審判》，重新考察和評價了阿倫特因報道1961年“艾希曼審判案”而卷入的爭議。文章將阿倫特對艾希曼的評論置于她復雜的思想脈絡之中，突出了她對康德“判斷力批判”的闡釋與她政治思考之間的關聯。《永世》網絡雜志發(fā)表牛津大學現代歐洲史博士生麥卡萊（James McAuley）的文章《影子與實質》，富有洞見地論述了阿倫特的“自覺賤民”意識與她遠離鄉(xiāng)愁的世界主義氣質之間的內在關系。

《國家利益》雜志發(fā)表的文章題為《摩根索與阿倫特：一種智識激情》，出自批評家、《紐約書評》的編輯葛溫（Barry Gewen）。文章追溯了漢斯·摩根索（國際政治現實主義學派的奠基人）與阿倫特之間長達20多年的親密交往。列奧·施特勞斯、摩根索與阿倫特有相近的背景：他們都是猶太人，都在納粹興起之后從德國移居美國，也都研究政治問題。摩根索與施特勞斯起初彼此贊賞，關系密切，但很快就因為“觀點與性格的深刻差異”而相互疏遠。阿倫特與施特勞斯早在德國的學生時代就相識（傳言施特勞斯曾“追求”過她），但兩人從來彼此不合。阿倫特將摩根索描述為自己的“智識伴侶”（雖然她對摩根索晚年的求婚感到“驚慌不安”，但妥善處理了這個短暫的插曲）。他們各自在逆境中獲得了對方的堅定支持，彼此的友誼一直延續(xù)到她生命的終結。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之間共享著與眾不同的智識傾向和政治立場：對蘇聯從不抱有幻想，理解美國在戰(zhàn)后世界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但懷疑國際主義的自由理念，同時也反對麥卡錫主義。他們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美國政治的標簽無法恰當地用于把握他們的歐陸視野。他們都明白世界的暴力性處境，抵觸美國進步主義者的樂觀態(tài)度。他們共同面對的思想挑戰(zhàn)是“學習在這個不確定、時常野蠻的世界里不抱希望地生活”。微妙的區(qū)別在于，阿倫特仍然堅持為光明的希望留有一道門縫，而摩根索則斷然將它關閉，這是所謂的現實主義。

2015年的獲獎者與辭世者

霍爾堡國際紀念獎由英國學者瑪麗娜·華納（Marina Warner）獲得。她任教于倫敦大學貝克學院，研究領域涉及文學、歷史、神話，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作家。頒獎詞突出表彰了她對神話研究的貢獻，以及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對性別角色和女權主義的彰顯。坦普爾頓獎由加拿大天主教哲學家、神學家金·凡尼爾（Jean Vanier）獲得。他積極投身于社會慈善活動，以救助發(fā)育性殘疾人的貢獻而著稱。當代兩位最著名的西方哲學家哈貝馬斯與查爾斯·泰勒分享了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fā)的克魯格獎。

1月1日，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逝世，享年70歲。他長期致力于“自反性現代化”的研究，提出“風險社會”、“第二次現代性”等重要概念。2月3日，英國歷史學家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逝世，享年78歲。他著作等身，尤其以對丘吉爾的研究見長。4月13日，德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格拉斯（Günter Grass）逝世，享年87歲。代表作《鐵皮鼓》、《貓與鼠》、《狗的歲月》被稱為“但澤三部曲”。他在兩德統(tǒng)一后致力于反對仇外主義和新納粹勢力。他在晚年的自傳體小說《剝洋蔥》中承認自己曾是黨衛(wèi)隊隊員，引起軒然大波。5月12日，德裔美國歷史學家蓋伊（Peter Gay）逝世，享年91歲。他的著作《啟蒙時代》具有文化史的典范意義，榮獲美國國家圖書獎。5月23日，美國著名數學家、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納什（John Forbes Nash, Jr.）逝世，享年86歲。他的“納什均衡”博弈理論在經濟均衡與博弈均衡之間建立了聯系。他也是電影《美麗心靈》男主角的原型人物。7月15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著名經濟學家教授青木昌彥（Masahiko Aoki）逝世，享年77歲。他曾任國際經濟學會主席，是“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曾于1998年獲得熊彼特獎。9月10日，被稱為“預防自殺之父”的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法布羅（Norman Farberow）逝世，享年97歲。9月13日，著名國際關系理論學者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逝世，享年86歲。著有《當代國際關系理論》、《戰(zhàn)爭狀態(tài)》和《雷蒙·阿隆與國際關系理論》等。10月5日，美國華裔社會活動家、作家陳玉平（Grace Lee Boggs）逝世，享年100歲。她致力于美國社會平權運動，為消除族裔歧視、性別歧視和改善黑人地位付諸巨大努力，著有自傳《為改變而生》。10月21日，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沃林（Sheldon Wolin）逝世，享年93歲。他的政治理論富有獨特的洞見和批判視野，也是學術界對阿倫特思想最重要的批評之一。11月23日，美國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逝世，享年95歲。他是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于1993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曾擔任美國經濟史學協會會長。12月13日，美國著名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逝世，享年79歲。他的著作《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享譽世界，轉變了民族主義問題的研究范式。他對于東南亞問題的研究也貢獻卓著。

（受版面限制，在此發(fā)表的版本刪節(jié)了原文約四分之一的篇幅以及全部注釋。完整版將在《學?！?016年第1期刊出。本文屬于筆者2003年起所作的系列年度綜述，議題的選擇與述評受作者閱讀與學識的局限，僅供參考。前十年的綜述已結集收入《紛爭的年代》，廣西師大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