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陷入了又一輪衰退之中？或者僅僅是又一輪對衰退的恐慌之中？過去十年來，歐美國家裁撤公立大學人文學科、減少人文學科科研經費的報道不時見諸報端，歐盟的博洛尼亞高改革計劃更是整體上將就業(yè)和應用作為高等教育的導向，放棄了洪堡所推崇的以自由研究為追求的歐洲大學理念。日本文部科學省通知國立大學自2016年起調整和廢除不符合社會需求的文科專業(yè)，只是最新的一例。但曾是中國吸收西方學術中轉站的日本尚且如此，無疑更會讓向來不受社會公眾理解和重視、生活負擔沉重的中國文科學人們感受到危機。

人文學者歷來都很難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嗎？

但如何定義危機呢？如果就人文學者的處境、公眾對人文學科的理解而言，也許人文學科一直就處于危機之中。在古羅馬時期，學習文法、修辭、邏輯學等西塞羅所說的humanitas（人文學術），是成為律師、進入政府部門的必備條件，與“四書五經”在儒家中國的地位類似。生活在公元4世紀、出生于北非的外省青年奧古斯丁，正是通過學習和教授“七藝”（文法學、修辭學、邏輯學、算術、幾何學、天文學和音樂）才來到帝國的大城市米蘭和首都羅馬，進入權貴圈子。如果不是因為他最終放棄了世俗生活、皈依基督教，也許人類歷史上會少一位偉大教父，而多一位帝國時期的西塞羅。從古希臘到羅馬帝國晚期，各個學派迭出不窮，學說紛呈，門徒廣眾，相互爭論不休，不亞于今日的國際學術討論，學者們在一些城邦的統(tǒng)治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在中世紀到來后，世俗生活中的人文學術徹底衰落，重現曙光要等到文藝復興時期。

不過文藝復興并沒有讓人文學者重獲昔日的地位。當時，平民社會的興起使得市民階層產生了許多人文學者，但他們失去了通過自己的技藝進入統(tǒng)治階層的通道，如果得不到貴族的資助，就會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現代大學建制的產生，給學者們提供了自由研究的空間，但并不能很好地解決他們的生計。Paul Grendler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學》中寫到：“教授文法、修辭和寫作，薪酬微薄，缺乏尊嚴”。另一方面，有人認為人文與藝術只屬于衣食無憂、品味優(yōu)雅的貴族。與莎士比亞同時代、著有《剖析抑郁癥》的牛津學者Robert Burton在民間文學開始繁盛后抱怨說：“過去，君主、王侯、帝王是唯一的學者，在所有學科都卓爾不群……但那些英雄的時代已然消逝：如今，在這個下賤的時代，繆斯被放逐了?！?/p>

到了理性和知識得到頌揚的啟蒙時代，學者的待遇依舊沒有什么改善。雖然與神學、法學和醫(yī)學并列為大學的四大學科，但與為國民福祉服務的其他三門上級學科相比，哲學屬于下級學科。以至于康德在寫于1798年的《系科之爭》中要為哲學的地位辯護。而康德本人，眾所周知，在當上教授之前生活拮據。雖然曾經有過心儀的對象和成家的打算，卻因為擔心無力承擔家庭的負擔而放棄。在那個時代，學者們過上好日子的方式之一，是和一位富有的孀婦結婚。康德之后的德國唯心論大哲人和浪漫派大詩人們，都有過靠給貴族子弟擔任家庭教師謀生的經歷，一旦失業(yè)就不得不回家啃老。

而康德本人，眾所周知，在當上教授之前生活拮據。雖然曾經有過心儀的對象和成家的打算，卻因為擔心無力承擔家庭的負擔而放棄。

而到了一戰(zhàn)時期，同樣的現實和同樣的抱怨又再次重現。諾維克的《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中關于美國歷史學界有這樣的記述：“到了一戰(zhàn)以后，教授的前景黯淡了下來。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的人雖然能夠獲得職位，但大多數不再是著名大學，而是一些較小的學院和二三流的州立大學的職位。大多數此類學校在那個年代顯然沒有多大發(fā)展，也缺乏活力，而且，他們一旦在這些小學校安頓下來就很難脫身。……學術界平均工資的購買能力直到20世紀30年代才恢復到一戰(zhàn)以前的水平，而在業(yè)人士當時得到的那些改善又因為剛剛畢業(yè)的人無法在學術界找到工作而抵消。即使對于那些境遇較好的人，也就是沒有親身經歷過生活水平絕對下降的人來說，從相對報酬來看，他們的工資也比不上別的行業(yè)和商業(yè)部門提供的工資?！?strong>“有抱負的年輕人下海經商，走向了現代社會所說的成功之路，手中有大把鈔票或證券。第二流甚或第三流的年輕人走進學術界，更差一些的年輕人則去當中學教師?！覀儺敃r所做的事情主要是用最差的材料來組成我國的思想要素。博士生的培養(yǎng)本身變成了教育愚笨的人，盡量把他們當作天才來使用?！?/strong>同樣有人認為，學術只屬于上層出身的人士，不僅因為他們有可靠的生活保障，更因為他們無可替代的天生品位：“美學意識是一種并非可以輕易獲得的東西?！藗円玫剿仨毻ㄟ^繼承或在提升品位、思想和寫的東西中接受長期的訓練。在更多的情況下，只有在出生于上層社會階級的家庭并長期受到熏陶的人身上才能發(fā)現這種東西，而在習慣用比較簡單的方法思考世界的那種階級出身的人身上這樣的東西較少?！?/p>

人文學科錄取人數驟減和所謂的文科衰落有關系嗎？

即便學者們很難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但誰也不能否認，文藝復興、啟蒙時代和一戰(zhàn)前后是西方人文學術的黃金時代。二戰(zhàn)之后承平日久，西方學術蒸蒸日上，大學不斷擴張，人文學者們以公共知識分子的名義影響著西方社會的變遷，然而學者們對人文學術衰退的擔憂并未停止。就在各種思潮主義泛濫的1970年代，美國人文學科的發(fā)展經歷了一次雪崩式下滑。從1967年到1980年，美國大學文科的錄取人數從占大學生錄取總人數17.2%的比例驟減到7%，此后一直維持在這個水平。1970年《新共和》上的一篇文章說道：“英語文學專業(yè)正在走向衰落?！蓖瑯拥膽n慮今天仍然不絕于耳。2014年，《新共和》上仍舊在刊登文科衰落的文章。一篇署名James Pulizzi的文章宣稱，在數十年內，當代文學專業(yè)將大面積滅絕，就和今天的古典系一樣，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學院才能開得起文學專業(yè)。如果人文專業(yè)的衰落會持續(xù)幾十年，那么顯然不止一個幾十年。

深入的研究卻表明，1970年代美國人文學科錄取人數驟減和所謂的文科衰落沒有關系。劍橋現代文化史教授Peter Mandler對過去60年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人文學科發(fā)展史的研究表明，和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樣，這一時期的大幅變化并非因為二戰(zhàn)后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型和高等教育的民主化而衰退，并非因為像撒切爾的教育部長Keith Joseph說的，許多文科高等教育對于經濟發(fā)展毫無價值而被大眾摒棄，而只是因為一個簡單的原因：在1960年代，隨著女權主義運動的發(fā)展，女性獲得越來越多以前她們不能從事的工作機會，這些新增加的工作機會使得大量女性選擇了相關的應用型專業(yè)，導致人文學科學生中占大比例的女生人數驟減，但在這以后，偏好人文專業(yè)的女性比例一直維持在穩(wěn)定水平，文科學生比例也就再也沒有出現大幅變動。

如果看另一個數據則又是另一番景象。按照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統(tǒng)計（http://www.humanitiesindicators.org/content/indicatordoc.aspx?i=34），美國人文學科核心專業(yè)每年學士畢業(yè)的絕對人數從1963年的不到6萬增加到如今的近12萬，雖然從1967年到1983年也經歷了大幅下降，但此后則保持穩(wěn)步增長。而美國國家教育統(tǒng)計中心可能是基于不同統(tǒng)計口徑（對人文學科的范圍界定可能不同）的另一組數據（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3/tables/dt13_318.20.asp）顯示，文科學士的數量從1971年的143549人增長到2012年的295221，僅次于商科，所占比例幾乎沒有變化，不過是從17.1%下降到16.5%。Peter Mandler提到的一組數據還顯示，英國狹義的人文學科就讀學生人數自1967年以來增長了5倍，如果按廣義的算則幾乎是10倍。人文學科的博士生畢業(yè)人數也在持續(xù)增長，2012年的畢業(yè)人數為8733人，是1971年4402人的約兩倍，占所有博士人數的比例雖然從1971年的7.1%跌落到1981年的4.9%，但此后基本保持穩(wěn)定，從2006年以來還略有回升。絕對人數的增多，自然和大學招生人數的增多關系密切，而人口中偏好每個專業(yè)的人數比例似乎大體不會有劇烈變化，無論是獲得哪種學位的學生人數，各個專業(yè)所占比例除了在個別年份有大幅變動之外，長期來看變化不大。

科技的進步讓人類逐漸擺脫了繁瑣的體力勞動，但能夠為人文學科畢業(yè)生提供的就業(yè)崗位是否能夠滿足不斷增多的畢業(yè)生人數卻成疑問。被人文學者們詬病為功利化、商業(yè)化的職業(yè)教育導向確實是近十年來歐美高等教育發(fā)展的趨勢，但這一趨勢并非剛剛開始。無論是在古羅馬還是在儒家中國，那些被推崇的傳統(tǒng)人文學術如果不是和個人社會地位的升遷有著密切關系，也不可能成為文化的主流。一旦它們不再能夠提供物質上安身立命的保障，無疑會對絕大多數人失去吸引力。如果說人文學術在衰退，那么這種衰退由來已久。古典的“七藝”早就不再按照最初的方式教授，而是分裂轉化為別的學科。大眾教育的興起也確實讓很多只適合精英階層的傳統(tǒng)學術的影響力降低，比如以古希臘、古羅馬為對象的古典研究。在某段歷史時期因為特殊的原因而興盛的學科也因為時代的變遷而式微，比如與歐洲人認同擺不脫干系的印歐語言和文明研究。古老的哲學也在遭受沖擊，自然科學的豐富成果讓許多哲學的觀點受到質疑。但即便這些專業(yè)的畢業(yè)生人數，在二戰(zhàn)以來也持續(xù)增加。如今以就業(yè)和應用為導向的高等教育改革很難說是傳統(tǒng)人文學術的威脅，很可能只是面對畢業(yè)生持續(xù)增多、就業(yè)崗位卻供不應求的市場狀況的一個正?；卣{。而且，舊的專業(yè)消失了，新的學科又會產生。晚近產生的新學科、跨學科研究數不勝數，以至于今日很難嚴格界定究竟什么是人文學科。

什么才是人文學科真正的危機？

人文學科向來以服務于精神和生命為標榜。如果說人文學科有危機，那就像斯坦福日耳曼文學教授Hans Ulrich Gumbrecht說的，危機在于人文學科是否僅僅成了為人文學科生產的專業(yè)化游戲。學術研究的標準化、定量化，將數學科學作為一切學科的典范，導致人文研究的科學化是晚近人文研究的大勢所趨。曾經的人文學科研究的問題被數學化的社會科學接手，凡是定量的研究就被推崇，凡是定性的研究就被輕視，例如計量歷史學就在向傳統(tǒng)史學叫板。但除了數學化比較成功的經濟學之外，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再怎么數學化，離自然科學要求的確定性也相去甚遠。自然科學能夠做到的對自然進程的預測也許是社會科學永遠無法做到的，然而這卻是公眾的要求。所以2012年美國社會科學基金會以政治學無法有效預測政治進程為由提議取消對政治學的資助，最終在參眾兩院通過。

另一方面，高度專業(yè)化的研究也很難吸引一般知識群體的興趣，無法解答他們的人生疑惑，得到他們的承認和理解，最終導致的是專家和大眾的兩極分化。在大眾和專家之間缺乏過渡性的知識傳播，知識沒有建立在理解之上，而僅僅建立在權威之上，一旦權威倒塌，對于知識和理性的信仰就面臨崩潰。美國社會各個環(huán)節(jié)的高度理性化和民眾中普遍存在的反智傾向，也許也是這種兩極分化的一個反映。所以學者們必須在專業(yè)化和滿足普遍精神需求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新的技術會將人越來越從大量重復性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人類總是存在求知和反思的天性。被解放出來的勞動力會有新的精神追求，需要新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探索新的自由技藝（liberal arts）。人文科學如果不能發(fā)現、催生和滿足技術時代的新需求，那不能說是時代的衰退，只能說是人文學科的失敗。對于人文學科來說，危機一直存在，一直需要解決。反思危機本就是人文學者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