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隱娘與道姑師父嘉信公主。

電影《刺客聶隱娘》接近尾聲時，聶隱娘與師父嘉信公主終于在電光石火的短兵相接后分道揚鑣，這一次長達十三年的學(xué)習(xí)生涯以聶隱娘發(fā)現(xiàn)自我而宣告終結(jié)。

聶隱娘在山頂對著師父叩下的三個響頭和著風(fēng)聲構(gòu)成一篇山林間不公開的《謝本師》，從此與師訣別，長留人間。師父嘉信公主像普天下所有平凡的教師一樣，靜靜目送著學(xué)生畢業(yè)。

也許在聶隱娘的黑色身影消失后許久，嘉信公主會默默轉(zhuǎn)身走進云霧繚繞的山中繼續(xù)修道，一個人做大唐的“維和部隊”，或者等待下一個學(xué)生的出現(xiàn)。電影沒有展示老師的未來，但作為觀眾的我們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畢業(yè)，深知如果我們回望，就會發(fā)現(xiàn)教師的堅守與等待。

教師，可以算作成長過程中除家長以外最重要的成人角色，與其他成人角色一樣，通常在以兒童或青少年為主角的影視作品中扮演著壓迫者、財富（包括物質(zhì)與精神）提供者或同盟者的角色，他們介入他人成長的歷程，試圖改變他人成長的軌跡。

嘉信公主教授聶隱娘刺殺技術(shù)，但并不單單是一個財富提供者，她同時以壓迫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不停以命令的形式迫使聶隱娘行動。作為刺殺的教唆者，嘉信公主看似與聶隱娘形成了同盟關(guān)系，但實際上后者與匕首一樣，不過是一把兇器、一個工具。在電影構(gòu)圖中，師父坐著，徒弟便站著，師父站著，徒弟便跪著，有種程門立雪的畫面感，然而和諧只是表面的，師徒作為兩個獨立的個體，形式上的尊重與順從并不能掩飾思想上的沖突。

如果說“看小兒可愛，不忍下手”是聶隱娘對師父做出的善惡判斷進行的一次求證，那么刺殺田季安行動便是這個孤獨的女殺手自我發(fā)現(xiàn)的過程。學(xué)生一旦發(fā)現(xiàn)自我，就轉(zhuǎn)頭謝師、辭師與之在思想上決裂，這個歷程在民國時期章太炎謝師俞樾、周作人謝師章太炎、沈啟無謝師周作人的歷程中也有所反映。

千年來中國科舉制度下衍生出的師徒關(guān)系，重傳承而輕個性，直到上世紀(jì)初才開始提出“首在立人”的思想，魯迅先生主張的“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shù)，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贝蟾藕褪畮啄旰蟛淘嘞壬敖逃菐椭唤逃娜私o他能發(fā)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zé)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yīng)用”的觀點有著相同的指向，即比起教知識，更重要的是教做人，教師除了“傳道授業(yè)”，更重要的是“解惑”。

嘉誠公主和道姑是雙胞胎姊妹，許芳宜一人分飾兩角。

作為教師的嘉信公主授藏影匿形、騰空刺鷹之術(shù)，而沒有“解惑”。主張“劍道無親，不與圣人同憂”的嘉信公主把自己視為天意的執(zhí)行者，一個維護國家和平的工具，并將這種理念灌輸給聶隱娘，即便聶隱娘在一次次殺戮中表現(xiàn)出對這種觀念的質(zhì)疑，老師也沒有正面做出解釋，只是告訴她“以后遇此輩，先殺其所愛，然后殺之”，或是近似黃老之學(xué)的“劍道無親”。天命這樣玄妙的意向很難靠一句話解讀，也很難通過一次殺戮參破，恐怕作為教師的嘉信公主本人也很難給出邏輯縝密且具有說服力的解釋。

電影中設(shè)定聶隱娘十二歲離家學(xué)劍、十三年后回歸，到謝師之時也不過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女性，獨自面對情愛人性這樣龐大的人生命題時沒有得到任何指引，只能在黑暗中、在朦朧的光影中獨自摸索，在受傷后默默哭泣，發(fā)出“沒有同類”這樣自憐而悲傷的感慨。

聶隱娘的感慨比起青春片里聲嘶力竭喊出的疼痛在意境上高級了一點，但那種因為無人傾訴、無人指路造成的孤獨感在本質(zhì)上卻是一致的。也許正是因為對于這種傾訴與指引的渴望，才會有人在美國影星羅賓·威廉姆斯辭世后念叨他在《死亡詩社》的臺詞“Oh, captain, my captain”，才會有人在英國演員理查德·格雷弗斯去世后唱起《歷史系男生》里那首《再見黑鳥》。教師紅燭一般的自我奉獻固然值得歌頌，但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在大銀幕上展示出的紅燭所發(fā)出的光芒，能夠幫助他人在迷茫中照亮前路的光芒，獨屬于老師的光芒。

《刺客聶隱娘》不是一部教育題材影片，像所有電影一樣，它的目的在于為觀眾制造困惑而不是解決困惑。為了讓故事有圓滿的結(jié)局，電影為主人公擺脫困惑提供了輕巧而簡易的方法，謝師歸隱，從此與殺伐無涉，但聶隱娘的困惑并沒有得到解決，而這種困惑不會像師生之間一旬有余的交情，三言兩語、拂塵匕首一次交會便會散盡的，它或許會轉(zhuǎn)化成觀眾對教育的困惑、對教師角色的困惑，進而被帶出放映廳，帶入喧囂的塵世間，不斷追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