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新加坡獨立50周年，也是中國與新加坡建交25周年。新加坡是東盟中最后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雖然建交時間晚，但是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與中國老一輩領導人的交往并不少，也不晚。

新加坡的外交不拘泥于形式，務實而講求原則——一切以國家利益至上。中新建交曲折歷史背后所透露出的正是新加坡外交的現實主義。

一頭猛虎、三只狼狗：新加坡建國之初的外交困境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1961年，在新加坡總人口中，華族占75.2%，馬來族占14%，印度族占8.4%，其他種族占2.4%，這樣的結構至今沒有太大的變化。如何處理好內部的族群關系，同時又與周邊國家搞好關系，這是新加坡建國之初需要謹慎處理好的問題。

1965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離出來時，李光耀曾掩面大哭。因為新加坡乃彈丸之地，沒有自然資源，甚至沒有水源，兵力空虛，國力不足，與馬來人分家，馬來西亞不會讓它好過。南面又有印尼覬覦它，有人形象地把新加坡所處的地緣環(huán)境比做“一頭猛虎(印度尼西亞) 和三只狼狗(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 ，而新加坡只是一只小貓”。正如李光耀所說，獨立后的新加坡是國際海洋中的一條小魚，在印尼、馬來西亞夾縫中求生存。

東盟十國地圖

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中國國內“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東南亞國家都懼怕本國內部有共產主義背景的黨派與中國關系緊密，同時又因為華人華僑問題，對華人華僑的打壓愈演愈烈。而新加坡是一個以華人為主體民族的國家，這無疑引起了周邊國家的警惕與戒備，特別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它們視新加坡為“第三個中國”。當時，印尼和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地區(qū)的軍事強國，來自這兩國的武力威脅和國內少數族裔所施加的壓力，使新加坡的國家安全受到了嚴重的挑戰(zhàn)。

20世紀60至70年代，馬來西亞一直推行馬來人優(yōu)先的政策，維護馬來人在政治、經濟和文教方面的特權，壓制排斥華人。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分離出去的原因之一，就是馬華種族之間矛盾突出。而在新加坡周邊的其他國家，印度尼西亞蘇加諾政府把印尼公民分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頒布了一系列維護原住民經濟、政治利益的法令，將華人的產業(yè)和華人善于從事的零售業(yè)重新掌握到政府手中。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以蘇哈托為首的軍人集團大規(guī)模迫害華僑，監(jiān)禁和殺害了數以萬計的華僑，反華排華浪潮高漲。菲律賓則嚴厲限制華僑入籍和中國移民入境。越南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強迫華僑入籍，1978年公開排華，大規(guī)模驅趕華僑，造成幾十萬華僑難民。泰國針對華僑發(fā)動所謂的經濟總攻勢，通過各種立法限制華僑經濟活動；柬埔寨和老撾也曾一度追隨越南采取限制華僑華人的政策。

20世紀70年代末，被越南當局驅趕的難僑。

做東南亞最后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

面對如此嚴峻的地緣政治格局和外交生態(tài)環(huán)境，新加坡在處理內政、外交事務時，格外地小心謹慎，步步為營。

首先要平衡好國內族群的關系。為獲得國內各個族群的支持，構建穩(wěn)定的國內局勢，新加坡首先要做的是安撫好馬來人，通過立法保障馬來人的諸多權利，馬來語被確定為官方語言，國歌用馬來語演唱，國旗也具有伊斯蘭的特征。第一任國家元首優(yōu)素福是一名馬來人，政府內閣成員也有多名馬來人。

其次要跟周邊國家搞好關系，并得到大國的庇護。這就意味著，新加坡必須妥協(xié)于外部環(huán)境，以另外一種“一邊倒”的形式同鄰國和周邊國家搞好關系，從而贏得一個穩(wěn)定的環(huán)境來建設自己的國家。新加坡曾是英國殖民地，獨立后選擇加入英聯邦，國防安全由英國駐軍提供保護。在對外政策上，新加坡鮮明地反對共產主義，由此而快速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世界。

新加坡獨立之初，中國領導人就提出希望與之建立外交關系。但是，當時中國受到了西方的封鎖，再加上意識形態(tài)的不同，李光耀選擇在政治上回避中國。新加坡聲稱，要做東南亞最后一個跟中國建交的國家。

20世紀70年代，中國打開了外交新局面，中新關系開啟了“偉人模式”。這一時期李光耀開始與新中國的領導人們互訪，為中新建交夯實了政治基礎。

1975年3月，應中國邀請，新加坡外長拉賈拉南訪華，出于對新加坡外交策略的尊重，周恩來總理并沒有提及建交一事，而拉賈拉南主動轉達了李光耀的意見，表示新加坡不能走在鄰國前面，新加坡要等到泰國、印尼與中國建交或復交后才能與中國正式建交。

偉人外交：李光耀對華的“親近”與“不親近”

新加坡外交務實而講求原則，在李光耀第一次訪華時就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1976年5月，李光耀第一次訪華。83歲高齡的毛澤東抱恙會見了李光耀，時任中國政府總理的華國鋒與其進行了三輪會談。李光耀明確表示，中國是亞洲的大國，新加坡不可能，也不會反對中國，中國越強大，對新加坡越有利。新加坡與中國有共同的歷史文化與傳統(tǒng)，許多觀點也很相似，只是建交的時機還不成熟，但要努力發(fā)展經貿合作關系。

1976年5月12日，首次訪華的李光耀與已經83歲的毛澤東會晤。

新加坡領導人的首次訪華，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在訪華之前，李光耀就做足了功課，并沒有因為訪問祖籍國土就對中國表現出過度的親近。李光耀在所有官方場合都說英語，簽名也用英文，以此向世界顯示“新加坡不是第三個中國”。后來，來華訪問的歷任新加坡總理都用英文與中國領導人交流，這也成了一個傳統(tǒng)。這次訪華還有一個小插曲，在中國贈送給李光耀的禮物中有一本書，書中有1962年中印戰(zhàn)爭的內容，考慮到新加坡國內的印度族群，李光耀把書還給了中國。

1978年，中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對尚未建交的新加坡進行了首次訪問。據中國駐新加坡第一任大使張青回憶，鄧小平時任政府第一副總理，新加坡在接待中給予了高規(guī)格的禮遇。這次訪問中，李光耀向鄧小平詳細介紹了新加坡獨立之后的發(fā)展進程和經濟策略。經濟學家吳慶瑞作為副總理陪同鄧小平實地考察了新加坡裕廊鎮(zhèn)工業(yè)園區(qū)、港口、居民區(qū)?；貒?，鄧小平即在當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

1978年11月，鄧小平出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機場歡迎。

20世紀80年代初，中新建交暫緩而經貿先行，先后簽訂了8項經貿協(xié)定，1980年6月兩國達成協(xié)議，互設商務代表處，工作人員享受外交特權，可以辦理簽證業(yè)務。商務代表處設立后，兩國增進了商貿合作，友誼也得到了發(fā)展。

談判僅僅三個月，中新即實現建交

20世紀80年代中國與印度尼西亞的關系不斷改善。1989年2月，印尼總統(tǒng)蘇哈托在東京參加日本天皇葬禮，與中國外長錢其琛會面，透露了希望恢復兩國關系的信息，年底，雙方在雅加達進行了復交談判，翌年，雙方簽署了聯合聲明，復交成功。這也成為了啟動中國與新加坡的建交談判的一個信號。

1990年7月3日外交部長錢其琛和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阿里·阿拉塔斯在北京簽署兩國政府關于恢復外交關系的公報。

1990年7月，李鵬總理訪問印尼，簽署復交協(xié)議后，順訪新加坡。李光耀表示，“今年底我將卸任總理一職，希望今年10月訪華，會見中國新一任領導人。我衷心希望在此之前，無論如何也要完成兩國建交的歷史使命?！苯涍^兩國的共同努力，中新建交談判在很短的幾個月內高效完成。1990年10月3日，中新兩國外長錢其琛與黃根成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建交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李光耀終于在其總理任期的最后時刻，實現了這一重要的歷史任務。

李光耀在其總理任期的最后時刻實現了中新建交。

中新兩國如此高調地開展建交活動，其背景也十分耐人尋味。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在國際社會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抵制，反而是周邊國家，如孟加拉國、印尼、新加坡等在各方面給予了中國支持。1989年11月，孟加拉國抵制住了西方的壓力，邀請李鵬總理訪問；印尼也在1989年按照中印尼復交時間表，簽署了有關的復交協(xié)議文件；新加坡則一反建國之初向西方國家“一邊倒”的模式，與中國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