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拉丁美洲人文交流研討會”  

        編者按：上月，李克強總理率團訪問了拉美四國，而且，此次訪問中還有一項引人注目的行程——“中國-拉丁美洲人文交流研討會”，包括莫言、鐵凝、格非等知名小說家在內的作家代表團也應邀到波哥大隨總理一同出席了在波哥大舉行的這一的“高端對話”。這似乎是中拉文學交流史中的第一次。因此，此次總理拉美之行也被一些媒體描述為“文學外交”。

        拉美文學在何種意義上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甚至社會思潮？華南師大文學院教授滕威長期研究和關注拉美文學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思想變遷的關系，來看看她的解讀。

《“邊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學漢譯與中國當代文學（1949-1999）》        

        陳彥瑾(哲學博士，畢業(yè)于中山大學，現(xiàn)任教于廣東警官學院)：據(jù)我所知，你的《“邊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學漢譯與中國當代文學（1949-1999）》是國內最早將中拉文學關系學術化和思想史化的專著。記得最早接觸拉美文學就是十年前在你的課堂上。你是在怎樣的語境中開始中拉文學關系的研究的？

        滕威(文學博士，畢業(yè)于北京大學，現(xiàn)為華南師大文學院教授)： 當年我從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yè)之后被保送到北大西語系世界文學專業(yè)，跟隨當時任中國西葡拉美文學研究會會長的西班牙語專業(yè)的“王牌”教授趙振江老師讀碩士。按照趙老師的要求，我跟西語專業(yè)大一本科生一起從頭學習語言，學了兩年之后我也能說兩句了。后來為了追隨戴錦華教授，我又考回了北大中文系，有幸成為戴老師第一屆博士生中的二分之一。當時很多朋友開玩笑說，我是西班牙語圈里搞比較文學的，比較文學圈里搞西班牙語的。事實上，這句玩笑話的確描述了我當時的學術狀態(tài)。因為老師們那時都特別鼓勵我能在比較文學領域開辟一個新的方向，即中國與西班牙語文學關系、交流與譯介歷史的研究。

        我做的第一個題目就是“《堂吉訶德》的漢譯史”，雖然在我之前也有西語界的前輩寫過類似的文章，但大言不慚地講，我認為自己在史料扒梳方面還是下了更多的功夫，而且我比較關心的問題不是哪個譯本更好，而是為什么在某一特定語境下，某種譯本成為讀者最多的譯本，以及“堂吉訶德”這一形象在譯介過程中的變遷等等。本來我的博士論文想以20世紀西班牙語文學漢譯史為題，后來覺得這個題目有些博大而寬泛，不太適于博士論文這種要突出問題意識、集中論述的寫作。于是，在戴老師、趙老師還有洪子誠、車槿山、孟繁華等諸位先生的幫助下，我將題目范圍縮小至拉丁美洲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關系。

        陳：其實在你之前，也有當代文學的論者討論過“魔幻現(xiàn)實主義與中國當代文學”這類問題。但是你的研究從一開始就不同于這類研究。

        滕：是的，早在1960年，《世界文學》雜志就發(fā)表過周而復先生的短文《中國和拉丁美洲的文學之交》。20世紀90年代以來，魔幻現(xiàn)實主義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或者加西亞·馬爾克斯與莫言的對比，諸如此類的研究當時大陸已經(jīng)不鮮見。而且我知道一些臺灣學者也在做“魔幻現(xiàn)實主義在臺灣”這樣的題目。但是我覺得自己的研究還是有獨特的價值。首先，我關注的不只是譯介行為、或譯本優(yōu)劣，也不是為翻譯家立傳，更不是單純對比中拉作家作品；換句話說，在比較文學的意義上描述文學影響經(jīng)過的路線是最低訴求，更重要的是，去揭示拉美文學漢譯歷史中翻譯與政治、翻譯與意識形態(tài)之間復雜微妙的關系，揭示翻譯與接受過程中的種種誤讀與錯位、改寫與挪用；試圖從不同的視角出發(fā)觀照當代中國文學與歷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因為翻譯是一個傳介過程，它不是超越意識形態(tài)之上，而是穿行于其中的。我并不將拉美文學的翻譯看作是意識形態(tài)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tài)操控的產(chǎn)物，我同樣會關注譯者、讀者這類群體的主體性與能動性。這是我同翻譯研究學者或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者不同之處。

        第二點，由于我個人“陰差陽錯”獲得了剛才提到的那種特殊的學術訓練，所以與西語學者比起來，我更關注“拉丁美洲”作為曾經(jīng)的“第三世界”重要組成部分，如何浮/沉于當代中國的世界視野與想象中，也就是說我會更加借重思想史、批判理論、文化研究等領域的方法；而相對于當代文學的學者，畢竟我還有些外語的優(yōu)勢，因此我的研究不是建立在中譯本基礎之上的，而是廣泛地閱讀了英/西文文獻。很欣慰的是，當年洪子誠、趙振江等諸位分別來自當代文學和西語系的先生們組成的答辯委員會一致通過的決議中寫明，“該論文具有填補學術史空白的意義”，“一致認為是一篇較為優(yōu)秀的博士學位論文”。而且今天很多老師在當代文學史的課上也會推薦你前面提到的那本我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完成的著作《“邊境之南”》。

加西亞·馬爾克斯

        陳：好像你去年應邀去哈佛燕京訪學，也是做的這個方面的研究。

        滕：是的。而且在哈佛燕京學社和紐約大學的美國比較文學年會分別做過報告之后，引發(fā)了很多學者的興趣，他們的研究五花八門，比如“拉美文學在日本”的、“中國文學在拉美”、“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全球化”，還有什么“康有為在墨西哥”等等，但我們有非常相近的知識譜系和問題意識，所以現(xiàn)在我們經(jīng)常會通過網(wǎng)絡互動，討論問題。        

        陳：為什么你一直強調拉美文學漢譯與中國當代文學呢？是不是在此前沒有拉美文學作品被譯成中文？

        滕：目前我看到的最早專門介紹拉美文學的文章是發(fā)表于1921年2月《小說月報》上的《巴西文學家的一本小說》，作者是茅盾。目前所知最早翻譯成中文的拉美文學作品是魯文·達里奧（Rubén Dario）的名作《女王瑪勃的面綢》，發(fā)表于1921年11月。但總體來說，新中國成立以前，拉美文學只是零星地被譯介到中國，而且?guī)缀跞渴峭ㄟ^轉譯完成的。直到20世紀50年代拉美文學才第一次以整體面貌進入中國文學視野。這表現(xiàn)在雜志上開始出現(xiàn)拉美文學專輯，出版了各種拉美文學叢書、拉美文學史，并逐步確立了本土的拉美文學經(jīng)典序列。因此，拉美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主要發(fā)生在當代。這是第一個層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拉美（文學）”與“當代中國”這一論題自身蘊含的豐富的問題性開啟了一個相當廣闊的研討空間。

        作為“亞非拉”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拉美文學無疑聯(lián)系著20世紀50－70年代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但它更為特殊之處在于，不僅中國第一次規(guī)模性地翻譯拉美文學是受政治因素直接驅動的，而且西班牙語這一專業(yè)起初就是因國家政治需要而開設的。因此，拉美文學翻譯在20世紀50－70年代的歷史比較清晰地呈現(xiàn)了翻譯與政治之間復雜的連接與互動。比如說，20世紀50－70年代，國家出于外交政治的需要，在學校中開設西班牙語專業(yè)，并組織譯介拉美文學，尤其古巴革命勝利后，受其影響，中國同拉美大陸的聯(lián)系突然密切起來，因此國家在全國范圍內增設西班牙語專業(yè)，擴大招生，同時掀起第一個拉美文學翻譯高潮。

1951年，宋慶齡與智利詩人聶魯達在一起飲酒

        但風云突變，1965年起，由于中蘇分裂引發(fā)國際共運大論戰(zhàn)，拉美左翼內部分裂為親蘇派和親華派，我國同親蘇派斷絕來往，因此親蘇派拉美作家也就被列入了“黑名單”。最典型的就是聶魯達。1950年代他還是周總理口中的“中拉友好之春第一燕”，1965年之后，他就在中國被批判了，甚至連去世的時候《參考消息》都是引用西方右翼媒體充滿諷刺的言論進行報道的，這真是令人唏噓不已。到了“文革”期間，只有一本拉美文學漢譯作品公開出版。

        1980年代隨著中國步入經(jīng)濟建設為主的改革開放時期，曾經(jīng)在50－70年代中國被高度政治化的拉美文學卻經(jīng)歷了和其他“亞非拉革命文學”不一樣的命運。拉美文學不僅沒有被遺忘，被掃進故紙堆，反而繼續(xù)被大量譯介。更有趣的問題是，在一個以實現(xiàn)西方式的“現(xiàn)代化”為大敘事和奮斗目標的時代里，這一“非西方”的、來自第三世界的、中國語境的“小語種”文學竟然掀起閱讀與談論的熱潮，以“文學爆炸”和“魔幻現(xiàn)實主義”為中心的“拉美文學熱”直接影響到中國當代文學的探索與創(chuàng)作。這不能不說有些“怪誕”。

博爾赫斯在1990年代的中國獨領風騷

        在我的觀察中，“拉美文學熱”的形成不僅緊密聯(lián)系著諾貝爾文學獎、“走向世界”、“現(xiàn)代化”、“民族化”、“純文學”等諸多1980年代文學與社會的重大話題，而且深刻介入到1980年代的文學變革，尤其是“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的探索深受“拉美文學熱”的影響。

        進入1990年代，當文學“失去轟動效應”，拉美文學作為一種“小語種”文學回落到它似乎應該占據(jù)的社會邊緣位置。由于中國的日益市場化以及對國際社會越來越深刻地介入，拉美文學翻譯也越來越受市場法則和國際版權公約的制約，日漸委頓。多數(shù)1980年代耳熟能詳?shù)睦雷骷覞u次從主流視野中消失；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就開始被譯介到中國的博爾赫斯卻在1990年代獨領風騷，不僅被奉為文學大師，其作品亦成為某種文化時尚，受到文化市場追捧。

        《博爾赫斯文集》、《博爾赫斯全集》以及各種傳記、訪談錄不斷被翻譯出版。我對這一現(xiàn)象的看法是，在中國“慢熱”的博爾赫斯成為90年代后現(xiàn)代主義與消費主義的全球文化景觀的一個本土版本。新世紀以來，因為巴爾加斯·略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羅伯特·波拉尼奧在西方掀起的熱潮、獲得加西亞·馬爾克斯授權的全新譯本的推出以及他的離世等一些“偶然”因素，拉美文學總會間歇性地成為相應時刻的熱點?？傊?u>半個世紀以來的拉美文學翻譯與當代中國的文學與社會變遷形成頗為有趣的同構關系。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爾加斯·略薩訪問中國。  高劍平 澎湃資料

        陳：你說到這里，我有一個印象不知道準確不準確。好像巴爾加斯·略薩訪問中國的時候，很多媒體都熱炒他跟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恩怨，而且明顯不同于八十年代，這次風向明顯偏略薩。

        滕：直白地說，新世紀加西亞·馬爾克斯在中國的流行，是完全去政治化的，他一生不變的左翼立場即使偶爾被提起，也會被當作一個不可思議的“污點”。與這個倔老頭相比，風度翩翩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巴爾加斯·略薩先生的中產(chǎn)階級的“審慎魅力”更符合當下的主流趣味。大家都知道的是，巴爾加斯·略薩先是以加西亞·馬爾克斯為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又曾經(jīng)對后者老拳相向，造成二人絕交。

        哈佛大學的何塞·拉巴薩教授曾經(jīng)對我說，當年二人大打出手的時候，他在現(xiàn)場。他說，“最根本的分歧是政治的”。所以根本不是我們國內媒體“津津樂道”的桃色八卦，這就像我們也一貫這樣想象周氏兄弟的決裂。

        陳：說到周氏兄弟，你以前給我們上“翻譯研究”課的時候，強調過五四一代精通外語的知識分子卻熱衷于翻譯“非西方文學”。還記得你舉過茅盾的例子，只懂英語，卻翻譯了大量的波蘭、匈牙利、愛爾蘭、西班牙、俄國等當時被視為“弱小民族”的文學。你也提到過，從對異域文本的選擇和翻譯策略的變化可以看出本土視野中異域形象的改變，而這種變化同時反映出本土自我想像的遷移。那么是不是拉美文學譯介在中國的“興衰”，也與我們的世界視野和自我想象的變化有直接關系？

        滕：一點沒錯。那時的知識分子在追求現(xiàn)代性的同時，更注重的是世界圖景的完整以及不同民族現(xiàn)代化的不同規(guī)劃與途徑。這一傳統(tǒng)到1950年代還存在。新中國的世界文學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亞非拉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反壓迫的革命文學。當時本土外國文學的等級次序是：蘇聯(lián)文學、人民民主國家文學、其他國家文學；其中其他國家文學包括亞非拉等地區(qū)被壓迫民族反映民族解放運動的文學，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內反帝反殖民的進步和無產(chǎn)階級文學。當時外語的語言等級次序也并非今天的“英、法、德、日、俄”為大語種，其他為小語種；而是“英、法、俄、西、阿”五種語言最重要。

        但是自1980年代中國開始邁向“四個現(xiàn)代化”以來，西方成為我們世界視野的中心。諾貝爾文學獎為代表的西方文學獎、西方文學評論、西方的文學史寫作成為中國接受外國文學的先在視野，必得經(jīng)過西方的篩選，在西方獲得承認，才能在中國引起熱烈的反響。這一狀況一直持續(xù)到今天。拉美文學漢譯的歷史清晰地呈現(xiàn)了第三世界在中國世界視野中的在場與缺席。

        我有時候向一些出版人推薦拉美作家，總會被問該作家得沒得過西語世界之外的獎，或者換個詞兒說某種“世界性”的獎。我很好奇，我們常年追蹤布克文學獎、龔古爾文學獎，它們也不過是區(qū)域性的文學獎，為什么就比塞萬提斯文學獎、加列戈斯文學獎更“普世”呢？而這種世界視野的轉變不過是近三十年的事情。

        邁克爾·哈特與安東尼奧·奈格里在《帝國》中說，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空間劃分已顯得過時，因為“第一世界在第三世界當中，反之亦然。第二世界幾乎無處可尋。資本似乎面對著一個流暢的世界，或者說，是一個被新的、復雜的差異、同質、非疆界化、再疆界化的體制所限定的世界”。在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的今天，一切都被“非政治化了”，只要資本流動、市場開放、有利可圖似乎其他東西都可以擱置。戴錦華老師很喜歡引用拉康的一個說法，“被壓抑者將從未來回返”。但是，新世紀以來在中國語境內再度熱起來、可能會更熱的拉美文學，并非曾經(jīng)的“被壓抑者”。

        今天能回來的都是被資本認可或重新包裝過的，拉美曾經(jīng)具有的以及現(xiàn)在仍在繼續(xù)的另類現(xiàn)代化的實踐及其文化仍然“不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