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雷頤新書《孤寂百年——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十二論》首發(fā)沙龍在北京單向街舉辦?；顒赢斎眨瑒㈣?、雷頤對談，澎湃新聞經(jīng)出版方理想國授權發(fā)布劉瑜發(fā)言的部分內(nèi)容。        

        

百年前的很多見識，比現(xiàn)在要高明        

        謝謝理想國和雷頤老師的邀請。我對民末清初和民國的歷史很不了解，我只是以雷老師粉絲的身份來打醬油的。

        剛才雷老師反復提到《孤寂百年》里的很多人物與我相關，因為其中很多是哥大、哈佛、英國的留學生，而我又在哥大、哈佛和英國待過。我就想，如果這么攀親戚的話，連奧巴馬都是我的師兄。他曾經(jīng)在本科的時候轉(zhuǎn)學到哥大，應該說是我的師兄，而且是“親師兄”，因為他當初也是政治學系的。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事情要找奧巴馬，可以給我打電話。

        關于《孤寂百年》這本書，我也是這兩天才真正坐下來看。看了以后的第一個感受是真的非常好看，學到很多東西。另外一個很深的感受，是在看書的過程中，經(jīng)常會有一種昨日重現(xiàn)的感覺。因為這本書牽涉到的很多爭論，今天我們都能看到它的回音，仿佛同樣的爭論在一百年之后重新復活了。

        比如這本書講到所謂的立憲派和革命派的斗爭。在我們今天，就是所謂的“改革和革命賽跑”的問題。再比如書里講到1920年代的科學派和玄學派之間的斗爭，這個就讓我想起了方舟子。還有這本書里講到30年代自由知識分子內(nèi)部有一場關于“民主還是新式獨裁”的爭論，換到今天的語言，就是所謂的“強調(diào)民主還是強調(diào)國家能力”兩個派別之間的爭論。書里面有很多的爭論，真的帶來時光穿越的感覺，仿佛一百年后，我們重新回到了認識的原點上，重新討論這些問題。

        更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不但他們一百年前在討論類似的問題，而且一百年前他們很多的見識，甚至比現(xiàn)在還要高明。比如關于愛國。我讀一下梁啟超“愛國論”里的一段話，他說：“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為君相者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為民者而不務各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 他說，什么是國家？民眾的積累才是國家。什么是國家政治？民眾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愛國是什么？民眾愛自己就是愛國……如果說一個國家的統(tǒng)治者壓制民權，等于是放棄了這個國家。如果說民眾不主張自己的權利，那就是自暴自棄……我們中國人今天有多少人能達到這個認識水平？

        再比如在中國的歷史上，包括今天有很多所謂的儒憲派在論證，中國歷史上也有過憲政，雖然跟西方的方式不一樣。梁啟超在一百年前就對此做出了批評，雖然古代有類似于誹謗木、敢諫鼓、御史臺等等限制君權的設置，但這些設置很少真正有效或者長久。“何也？其所設種種限制機關，皆隸屬于行政機關之下，而未嘗別為一獨立系統(tǒng)。其司此機關之人，皆由君主任免，而無他途以使之發(fā)生。”這些機關的首領都是由皇帝任免的，而沒有其他的任免渠道?！胺螂`屬機關，欲對于上級機關而施限制，其所能限制者幾何？而以君主所任免之人，司限制君權之機關，則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欲使舉其職難矣?！甭?lián)系到中國的反腐，用他的觀點來說，如果下級機關來監(jiān)督、約束上級機關，能監(jiān)督到什么程度呢？這是他的提問。從他對愛國這個問題，對所謂憲政問題的看法，就可以意識到，直到今天，很多人都沒有超越他那個時代的觀點。這讓我有一點沮喪，更多的是困惑：為什么在一百年前，同樣的問題已經(jīng)被爭論過了，而且是更高明的想法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但一百年之后，我們回到了原點？        

        知識分子真正的悲哀        

        一般我們認為，這是因為知識分子在權力的面前非常軟弱。雖然你有好的觀點，但秀才說不過兵，你沒有權力，沒有辦法把主張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甚至還會被迫害。知識分子沒有掌握權力，因此在整個政治生活當中處于一種被動的狀態(tài)。雷老師這本書的每個故事幾乎都有這方面的情節(jié)。比如容閎，容閎是有很多新思想、新理念、有很多政治抱負的人，但是，這個人的悲劇在于，他無論有什么樣的理想、理念，在不同的時代，始終在尋找愿意聽從他的當權者——哪怕是太平天國的洪仁軒，到李鴻章、張之洞、康梁、光緒，包括到后來的孫中山。如果掌握槍桿子的人不聽他的，他也沒有辦法。也正是因此，他的人生某種意義來說就是從失敗走向失敗。還有雷老師的書里寫到的蔣廷黻、丁文江，他們之所以在30年代主張“新獨裁”，就是他們覺得如果不依附于一定的權力，我說什么都沒用。這也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悲哀。

        但是我覺得，除了知識分子沒有權力以外，知識分子在20世紀的失敗同時也是智識上的失敗。他們對很多事情的認識，高度就是不夠，比如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對共產(chǎn)主義的認識，包括對計劃經(jīng)濟的認識。哪怕是像中國當時非常少數(shù)的自由派，自由派里面最堅定的自由派，比如像胡適，他在經(jīng)濟上還是社會主義者，更不用說其他的自由派，革命派就更不用說了。

        政治認識也是一樣。很多知識分子一遇到社會危機、經(jīng)濟危機，就立刻想到“強權拯救世界”，認為只有依附權力才能把問題解決。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悲哀。知識分子真正的悲哀不是你說理的時候當權者不聽你的，而是當當權者不聽你的時候，你放棄了說理。我覺得這是最悲哀的地方。        

        說理和強權的關系        

        所以我們經(jīng)常會講，強權是最厲害的。因為知識分子只會說理，而說理沒用，對牛彈琴的話彈得再好聽也沒用，所以知識分子百無一用。但是，如果真正用長線的歷史去思考，強權真的那么厲害？比如斯大林厲不厲害？他當然掌握了強權，蘇聯(lián)不照樣覆滅了？希特勒厲不厲害？最后第三帝國不照樣衰亡了嗎？

        當然你可以說，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覆滅是因為美國更厲害——可是，難道美國的厲害和它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等這些制度安排及其價值基礎沒有關系嗎？而所有這些制度安排不就是為了建立一個“說理”的空間？從這個角度來說，未必那些在短期內(nèi)成王敗寇的人真的經(jīng)得起歷史長期的檢驗。真正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的還是說理，還是理性的力量，還是觀念的力量。那種完全靠強權取得的暫時的勝利，的確知識分子對他沒辦法，但是如果你的制度設計是違反人性的，不利于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不利于人性的綻放的，最后你還是要被理性所淘汰。

        所以，雖然很多人說知識分子只會說理，所以知識分子很幼稚，比如很多人講胡適的時候嘲笑他書生意氣、幼稚、天真、迂腐，但是我覺得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就是應該堅持這種天真、幼稚，堅持這種迂腐和書生意氣，這才是真正經(jīng)得起歷史考驗的東西。

        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知識分子的力量?；仡?0世紀的歷史，我覺得知識分子始終處于一種要么是極端自負，要么是極端自卑的兩極狀態(tài)。極端自負時，就覺得我要治國平天下，拯救民眾于水火之中；極端自卑的時候，就說百無一用是書生，甚至被打成臭老九，面對工農(nóng)要自我改造。這種極端的自負和自卑，都是對知識分子力量的有限性缺乏認識。畢竟社會的變革一定是社會各種力量合力的結(jié)構，知識分子不可能一言興天下，也不可能一言亡天下。除了知識分子說理的力量，還需要政治家的魄力，需要社會的成長，需要商業(yè)和市場的力量等等。

        正是因為一個社會的進步是一種合力的結(jié)果，所以對于今天的中國，我也不是太悲觀。雖然我剛剛講到，知識分子的智識也許在很多方面還不如一百年前，但是，畢竟社會不一樣了。一百年前的中國文盲率可能是90%，現(xiàn)在中國的識字率可能是95%，還有市場經(jīng)濟的成長、全球化、中產(chǎn)階級的出現(xiàn)，民眾觀念的變化。因為這種社會結(jié)構和觀念的變化，如果今天的中國再次面臨改革的契機，我相信應該比一百年前的命運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