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朝嘉靖以后，尤其是在經(jīng)濟發(fā)達的江南，出版物呈現(xiàn)爆發(fā)性的增長?！?月25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大木康與復(fù)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陳正宏做客海上博雅講壇，以明末江南為節(jié)點，開講當時當?shù)氐某霭媸r。

        在大木康看來，明末江南的經(jīng)濟、技術(shù)背景為出版繁盛提供了可能，反之，繁盛的出版業(yè)也為明末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根據(jù)楊繩信所編《中國版刻綜錄》，在宋至明末的3094種書籍中，可以確認有2019種出版于嘉靖、萬歷至崇禎這大約一百年間，占比65%。

        4月28日，大木康接受澎湃新聞（www.nxos.com.cn）專訪，他認為，通過明末江南幾大出版事件，可以發(fā)現(xiàn)出版物在思想傳播、輿論造勢和政見表達中，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禁書屢禁不止，偽造者也出名

        李贄是明末著名思想家，因高度評價秦始皇、抨擊儒家經(jīng)典，被人視為“離經(jīng)叛道”的典型。 有意思的是，盡管皇帝下旨禁李贄的書，但他的書仍在民間流行，他的思想與主張不僅沒被扼殺，還“名揚海外”。

        為什么會這樣？在大木康看來，令這位風云人物的思想得以盛傳的，正是明末江南隆盛的出版業(yè)?！懊髂霭娣止倏?、家刻與坊刻，其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以銷售、營利為目的的坊刻非常繁榮?！彪m然皇帝下令焚毀李贄的書，禁止坊間銷售，但士大夫中仍有喜好李贄著書者，以至于李贄的書籍屢禁不止，思想越傳越廣。即便李贄死了，他所謂“過激”的思想，依舊通過各種出版物在民間流傳。

        大木康分析說，林其賢（臺灣學者）曾在《李卓吾事跡系年》（卓吾，李贄的號）中列舉了署名為李贄的撰、編、評等書籍102種，內(nèi)容廣泛涉及經(jīng)史子集各方面。“其中有許多假托李贄之名的偽造作品，但偽造數(shù)量眾多，恰恰反過來說明當時的社會需要以及李贄作品受歡迎的程度?！北热鐭o錫人葉文通，假托李贄之名對《四書評》、《水滸傳》、《琵琶記》、《拜月記》等進行評點。神奇的是，葉文通不僅沒被打擊，還因此名聞遐邇?！八坪鯍焐稀钭课帷拿?，就能暢銷了。”大木康說。

        而且，盡管當時李贄在中國“被禁”，但其思想?yún)s通過出版物出口，傳到了日本。大木康舉例說，有記載顯示，日本江戶幕府末期的政治家、明治維新的精神領(lǐng)袖及理論奠基者吉田松陰自稱受到了李贄思想的影響?！岸以谌毡?，但凡藏有漢籍善本，最起碼都會有一本李贄的《焚書》?！贝竽究嫡J為，這足以可見當時出版物的“威力”。

生員輿論控制，促成董其昌家被焚

        明代董其昌曾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是以擅長書畫而聞名的名士。而這位名士卻有這么一段故事：董其昌聽聞家鄉(xiāng)生員（明、清時經(jīng)本省各級考試入府、州、縣學者，通名生員，俗稱秀才）陸紹芳的佃戶有個漂亮的女兒，命次子強搶。陸紹芳四處告狀，卻迫于董其昌的勢力不得不作罷。

        故事到這，才剛開始。不知何人以此事為題材，寫成一部名為《黑白傳》的小說，用白話章回小說的形式諷刺董其昌。得知丑事被到處傳播，董其昌大為憤怒，命人搜尋作者，但毫無頭緒。那時，《黑白傳》的故事借著最初的書，慢慢演化為俗曲、口頭說書等形式，鬧得沸沸揚揚。

        而這期間，董其昌又從說書人錢二口中得知生員范昶可能為《黑白傳》的作者。范昶蒙冤受屈，含恨而亡。范母認為兒子遭董其昌恐嚇，就帶著侍女去董家門口大罵。而董其昌的次子則將范母和侍女關(guān)進大門，剝光衣服，百般羞辱。事情傳出，民怨四起。

        那這事又和出版有什么關(guān)系？原來，范昶的母親受辱之后，街頭突然張貼起了告示、海報、發(fā)起了傳單，且多圖文并茂，講述董其昌及其兒子的惡行。大木康說，范昶的兒子范啟宋也是生員，相關(guān)的海報、傳單很可能出自他手。

        憤怒的百姓越來越多，最終導(dǎo)致萬歷四十四年，松江華亭的董家發(fā)生了被民眾縱火焚燒事件。董其昌雖僥幸逃到蘇州，但收藏的書畫古董和房屋家產(chǎn)都化為了灰燼。據(jù)說，事后董其昌自己的說法不是“民抄（民眾打砸行為）”，而是“士抄（士人打砸行為）”。

        “那時的海報、傳單印刷應(yīng)為雕版印刷，可一次性復(fù)制多張。”大木康告訴澎湃新聞，雖然現(xiàn)在難以確定董其昌事件中的海報究竟印了多少，但從明末江南“一塊木板可以一次印500本書”的出版條件看，僅單頁的海報“復(fù)印”肯定不在少數(shù)。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士人）已經(jīng)學會利用出版，控制社會輿論。

表達政治主張，不需朝廷批準

        大木康與復(fù)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陳正宏對談明末出版時，兩人都提及，明王朝的滅亡，多少也和當時的出版環(huán)境有關(guān)。

        大木康說，引起明末政治大震蕩的，在天啟年間是宦官魏忠賢與東林黨的對立，在崇禎年間是繼東林黨之后的復(fù)社。不管是東林黨還是復(fù)社，在江南，黨社的意見甚至左右了北京朝廷。

        “東林黨人，每每講學完畢，內(nèi)容就立即被刻書出版，廣為傳播?！贝竽究迪蚺炫刃侣勍嘎叮菚r，東林黨人盡管諷刺朝政，但出版這些政見并不需要征得朝廷批準。一般情況下，東林黨人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出版自己的政治主張。一種是內(nèi)部掌握出版技術(shù)，自行印刷，另一種是找當時的印刷機構(gòu)（如書店，當時的書店有現(xiàn)在的出版社和書店兩種功能），委托他們進行印刻。

        而另一方面，天啟年間的宦官統(tǒng)領(lǐng)魏忠賢對東林書院等全國各書院進行了清剿。同時，為了使得宦官立場正當化，魏忠賢也沒放過“出版戰(zhàn)場”，自我表揚，命人編撰并頒布了《三朝要典》。盡管受魏忠賢“追殺”，東林黨人可謂“打不死的小強”。當時，蘇州就有五位普通老百姓，也受東林黨影響，反對魏忠賢，結(jié)果被殺害了。明代文人張溥曾作《五人墓碑記》以紀念這五人，在蘇州虎丘附近的山塘街上，至今還有五人之墓。

        “應(yīng)該說，魏忠賢在位時，明確反對他的出版物還不算太多。但天啟皇帝駕崩后，崇禎皇帝即位。魏忠賢失勢自盡，以他為題材的各種白話小說如雨后春筍紛紛涌現(xiàn)?！边M入崇禎年間不久，復(fù)社成立了。和東林黨多是進士及第的高級官員不同，復(fù)社里多是尚未考中科舉的生員。但共通的是，復(fù)社也出版了很多以魏忠賢和他的同伙為題材的那類“時務(wù)”書籍。

        “我經(jīng)常說，明末江南堪稱‘初期大眾傳播社會’。雖然傳播速度、信息總量不比今日，但出版物的作用和現(xiàn)在大有相似之處?！贝竽究等缡钦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