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座談會時，要求有關部門研究把上網流量費降下來，“薄利多銷”，加大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提高網絡帶寬。早在一個多月前，李克強就曾說過“有些發(fā)展中國家的網速都比北京快”。工信部立即布置相關企業(yè)研究落實。

        次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嚴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運轉流程繁冗、拖沓。他說：“部長們參加的國務院常務會已經討論通過的一些政策，現在卻還‘卡’在那兒，讓幾個處長來‘把關’，這不在程序上完全顛倒了嗎？”

        國務院開會，要解決的是全局性大問題，但連續(xù)兩天，兩起經濟政治生活中的細枝末節(jié)卻成了李克強的關注點。個中緣由，還得從頭說起。

        中國公眾關注網費、網速，可追溯到2007年。當年，世界銀行報告披露：發(fā)達國家人均上網費支出占其收入不到1%，而中國的比重超過10%，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當時的信息產業(yè)部和少數專家不認可世行的數據，稱根據國際電聯(lián)的報告，中國上網費占人均國民收入的比重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29。《人民日報》對多國網費的抽樣調查顯示，發(fā)達國家的網費普遍只占收入的1%-2%，中國網費大概相當于城市居民收入的10%，接近農村居民收入的一半。中國網民處境一目了然。

        2013年，網費網速再起波瀾。央廣“中國之聲”調查稱，中國內地用戶月均上網費用是美國4倍、韓國的20多倍、中國香港地區(qū)的上百倍，網速卻不及人家的一半。但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表示，中國上網費絕對值其實并不高。韓國寬帶接入通常是45M，每M資費較低，而中國往往是2M起，顯得比國外高。

        由于涉及專門技術指標，高還是不高的問題，公眾似乎只有聽的份。只有等總理親自過問，方有企業(yè)立即落實，而不再辯解。

        “處長的權力”也是個老問題。早在1998年3月，朱镕基就講道：“有些（國務院）部門，處長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長、市長來看他，他對人家連眼皮都不抬一下，這樣做不好。國家計委就存在這種現象，地方有很強烈的反映。一個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同志跑到她跟前去匯報，不但不讓人家坐，而且連眼皮都不抬。變成‘處長專政’那還得了？”

        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2003年公開稱：“中國嚴格意義上是‘處長治國’。”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國家扶持民營企業(yè)的政策轉到處級及科級以下具體落實時，信號就減弱得非常厲害。他自嘲說，“我們不怕大官怕小鬼，小鬼真是得罪不起。到職能部門找處長辦事，如果要錢就放心了；如果不要錢，你要辦的事情就挺懸乎?！币倪@番話，引發(fā)長達數年的議論，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用為佐證。

        網速網費和處長權力的共通性問題在哪里？在于改革的大框架已經搭起來，大血管已經造就，但是抵達千家萬戶的最后一公里不通暢，遍布全身的毛細血管不通暢。何以如此？在于最后一公里的市場也好，一些處長手中的權力也好，都處在相對封閉的環(huán)境中運行。具體到寬帶運營商和一些處長缺乏隨時被取代的危機感，必然慢待民眾，慢待上級制定的大政方針。

        改革在最后一公里失靈，最高權力在一些處長手中卡殼，無非是兩者都遇到了“坐地戶”，他們或利用手中牌照特權，或利用“吏道嫻熟”的優(yōu)勢，獨霸一方業(yè)務，他人無從置喙。要將改革推行下去，保障最后一公里的市場開放是必要的，保障行政權力被有效監(jiān)督是必要的。否則，縱然頂層設計千好萬好，改革進行到一半必定走樣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