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反映在生活中的每一個角度，春節(jié)也成為管窺一個時代的有趣截面。名人是怎么過春節(jié)的？以“古史辨”著稱的顧頡剛在他的日記中記錄了他春節(jié)期間的活動，其中不乏有趣而值得關注的細節(jié)。

        1954年8月20日，顧頡剛離開了上海，于22日抵達北京，就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員。從上海到北京，顧頡剛和新政權之間有了更多的接觸。就讓我們通過顧頡剛的日記一起分享其中的故事。

學者本色，手不釋卷

        春節(jié)時期的顧頡剛仍然不離學者本性，歡樂的節(jié)日里也堅持每天都要在書桌前待上一段時間，不是寫作就是讀書。1955年1月28日（正月初五）的日記中寫道：“與靜秋、義安挈四孩游中山公園。在公園中勘《論語辨》訖?！笨芍^是爭分奪秒地讀書，不過想到公園中一群快樂的孩子們旁邊坐著一個一絲不茍讀書的父親，也是一幅有趣的圖景。

        顧頡剛在春節(jié)時期讀的書也一如他的興趣所反映的那樣，諸如《水經注》（1950年2月17日，正月初一）、《曲海總目》（1951年2月6日，正月初一）、《夢溪筆談校證》（1956年2月18日，正月初七）、《尚書誼略》（1958年2月22日，正月初五）、《尚書核詁》（1959年2月8日，正月初一）等，讀書的同時還有記筆記、看筆記的習慣。此外，他也閱讀報紙和《文史哲》（1957年2月5日，正月初六）等期刊。

        看到顧頡剛一以貫之的勤奮用功，就不難理解他在學術界的聲望了。

1954年以后中斷的祭祖習俗

        春節(jié)期間祭祀祖先是一個傳統(tǒng)的習俗，不過1954年以后逐漸有了變化，這在顧頡剛的日記中有所體現(xiàn)。

        1949年—1953年，他們全家基本保持著每年除夕祭祀先祖的慣例，也有一次是在正月初一。

        1954年1月29日的《人民日報》發(fā)文稱：“由于封建迷信習慣的影響，每逢過年過節(jié)有些農民多要請菩薩，買香燭、紙箔，備酒菜敬神佛、祭祖先等。”因此呼吁“春節(jié)期間，由黨、團員帶頭動員家庭親友，不燒紙燒香”。顧頡剛在1954年2月2日（十二月二十九）的日記中寫道：“以前除夕必祀先，今年停止，以此知社會風尚日在變遷之中?！彼闶墙邮芰诵律鐣h(huán)境下的變化，此后在他春節(jié)期間的日記中也確實再無“祀先”的記錄。

《釣金龜》和《上甘嶺》，戲迷更愛哪一出？

        顧頡剛是個愛看戲的人，在自傳中他說自己有“戲癮”，北大讀書期間熱衷于看戲，是個名副其實的戲迷。

        而春節(jié)期間，正是各類活動極為豐富的時候，尤其是1949年以后，文娛活動確實有了很大的發(fā)展，看戲聽戲也成了件方便的事情。1959年2月8日（正月初一），顧頡剛和張靜秋在政協(xié)禮堂一連欣賞了四部劇，他總是不厭其煩地把演員的姓名完整地在日記里記下來，還點評道：“杜近芳演劇予尚是第一次見，唱作俱佳，其手勢表現(xiàn)尤好，所謂蘭花手也。”

        不過他也發(fā)覺自己看戲的欣賞趣味發(fā)生了變化?；蛟S是由于建國以來逐漸接觸了更多的革命題材的戲劇影視，顧頡剛覺得“惟觀《釣金龜》、《小放?！返葌鹘y(tǒng)劇目，不似以前之有趣，以其無政治性也”。

        1957年2月5日（正月初六），顧頡剛在看了電影《上甘嶺》之后就有如下感嘆：“觀《上甘嶺》影片，可見抗美援朝之艱苦。當時在坑道中之志愿軍，坑門為美軍所塞，出取水者輒為擊死，軍中干渴已甚，健者病，病者死，而能堅守以得勝利，真可師法！”

        在當時大環(huán)境的感染下，顧頡剛對這類題材的戲劇、電影都十分關注，他經常和家人在春節(jié)期間一同前往電影院等地方觀劇，也有來自上海、湖北等地的話劇團的演出，總少不了出現(xiàn)在他的日記中。在欣賞了一部名為《同志，你走錯了路！》的話劇后，他“恨不能令赫魯曉夫一觀”。（1962年2月7日，正月初三）

 鴻儒談笑，友朋往來

        既是春節(jié)，自然要拜年。僅從顧頡剛日記中的記錄，即可獲知與其交往的社會名流和學界人士，像梁思成、康同壁、尹達、白壽彝、侯外廬等。來給顧頡剛拜年和他外出拜訪的友人都為數(shù)不少，時而“留飯”，時而“長談”。

        有的時候是政協(xié)的同僚們舉行的春節(jié)活動，1957年2月3日（正月初四）“與靜秋同到和平賓館，參加民進一春節(jié)聯(lián)歡茶會”，1960年1月30日（正月初三）“到政協(xié)，與民進同人聚餐。予家人均參預”，其中不乏與顧頡剛交往頻繁的朋友們。而他的親戚張雁秋，王姨丈、姨母和卜蕙蓂、陸啟鏗等人和他一家的關系都很好，直至晚年也不乏他們之間交往的記錄。

        他的日記中記錄了關系密切的友人的交往以及往來的信箋。章元善、葉圣陶和他是同學，1966年的春節(jié)，顧頡剛收到了老友章元善的來信?！白蛟苼砗?，有‘負笈相攜丙午春，京門話舊得三人’語，以光緒丙午，元善與予及圣陶皆肄業(yè)于長元吳公立高等小學，校歌首句為‘光緒丙午春’，今已甲子一周矣，為和兩絕句：少歲同歌‘甲午春’，已拼戰(zhàn)斗竟斯身（校歌有‘尚武重征兵’語）、到今相顧仍相助，歷經艱難好做人?；状掖屹恳恢?，少時國弱老時遒。三人喜得長安住，又好高呼反帝修”。他與章元善的詩詞唱和，亦可感受到六十年里時代變幻的滄桑之感。

看電視——1963年后的新現(xiàn)象

        1958年，中國第一臺電視機在天津誕生，同年中央電視臺的前身北京電視臺開始試播，不過此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電視機都還是比較稀奇的東西，只有不多的人才能接觸得到。1963年以后，顧頡剛的日記中頻繁地出現(xiàn)看電視的記錄，或許這對他來說也是一個新奇有趣的產品，到了春節(jié)期間，更是有機會通過電視體驗以前的春節(jié)沒有辦法感受的樂趣。

        當時，一部分電影就可以通過電視來欣賞，如《錦上添花》（1963年1月24日，十二月二十九）、《紅色背簍》（1966年1月21日，正月初一）等。此外，相聲大師侯寶林也出現(xiàn)在了顧頡剛的日記中（1963年1月24日，十二月二十九）。

        在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已經有了一些慶祝春節(jié)的電視節(jié)目，如1965年的“迎春晚會”電視、1966年電視“音樂晚會”、1976年的電視節(jié)目“兒童歌舞”等，還有通過電視播放前一年國慶游行的錄像。至少從顧頡剛的日記看來，那個時候的電視節(jié)目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豐富不少，成為他在建國后的春節(jié)活動中極具特色的一個部分。

耽誤不得的政治學習

        1949年以后社會生活中最重大的一個變化就是政治幾乎進入了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即使在春節(jié)期間，不間斷的政治學習和頻繁的政治運動也是節(jié)日里不可避免的一個內容，1958年2月22日（正月初五）他參加“民進續(xù)開鳴放會”，說：“民進中央整風要至五月方訖，予之業(yè)務只得延遲下去矣。”

        1952年1月12日下午，在中央的號召下，上海市工商聯(lián)召開第五次執(zhí)監(jiān)委擴大聯(lián)席會議，通過了《上海工商界關于開展反行賄、反欺詐、反暴利、反偷漏運動（簡稱四反）的初步方案》，要肅清行業(yè)內的壞思想、壞習慣和壞作風，史稱“四反運動”，這應該是顧頡剛接觸到的建國后第一次政治運動。1952年1月26日（十二月三十）的坦白會上，他一面和朋友商討、抄寫坦白書，把會上四反運動的重要內容認真記錄下來，一面心里似乎還是有點不以為然，一些所謂有害的行為在他看來“實無大病，只是請吃飯，送人情耳”。

        然而此后運動中的顧頡剛也不得不緊跟政治思潮不斷地自我學習和改造了，其中他的夫人張靜秋顯然扮演了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1967年的除夕夜顧頡剛“重寫自我批評千余字，又受靜秋改”，1969年的除夕“全家七人合向毛主席做匯報”，他的自傳也多次提到張靜秋在思想改造方面對他的督促。此外，在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也逐漸閱讀當時主流的政治作品，1966年的正月初一還在“點讀”《毛澤東選集》中的《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尤其在他60年代后的日記中，越來越多地閱讀這類作品，與整個時代的環(huán)境有著很大的關系。

        政治活動中的顧頡剛和此前的他判若兩人，尤其是在1949、1950年的時候，他對共產黨和新政權的認識還很有限。1949年1月28日（十二月三十），當時的環(huán)境是“日來合議難成，戰(zhàn)謠又作，虹口閘北兩區(qū)軍隊日多……物價今日突高……煎熬更甚”，顧頡剛對時局的走向感到不安。

        1950年2月17日（正月初一），顧頡剛從妻子張靜秋那里聽說農村的情況頗為困難，聯(lián)系自己所見的乞丐、叫花子，不由感嘆：“如此上下俱窮，而謂能建國乎？”而對于新政權在農村、城市的經濟政策，顧頡剛也十分懷疑：“共黨對于農村實在毫無辦法。農村既如此，都市則解放臺灣為號，勒逼人民多買折實公債，往往為之蕩盡產業(yè)。聞各業(yè)公會開會時，解放軍把守大門，非超額完成不許出。鐵業(yè)公會至為之開會三天三夜。許多鋪子認購之后，準備屆期將鋪子交給國家，怨氣直沖霄漢。在如此情形下，政府如何站得?。繘r尚有外力之打擊耶！”即便是共產黨已經掌握政權了，他對未來的局勢還是沒有信心的。

        不過新政權終于成功渡過了難關，這或許是足以令顧頡剛與很多知識分子心服口服的一點，這種心態(tài)的轉變和此后顧頡剛面對歷次政治運動的反應不無關聯(lián)。

        從顧頡剛的春節(jié)中，我們窺得的不僅是節(jié)日習俗的變遷，更是社會和時代的一個縮影。一代史家在他日記中的最后一個春節(jié)寫道：“蘇州傳說，春節(jié)早上打一個噴嚏的，其人將于本年內死。而我今晨六時忽打一嚏，姑記于此，待三百六十日后證之?！币膊唤钊诉駠u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