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鳴，復旦大學漢唐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

        

        仇鹿鳴出版的博士論文定名為《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從題目上怎么也看不出能賣到脫銷?？墒聦嵤牵W友紛紛在豆瓣上抱怨這本出版于2012年的學術專著“到處缺貨”、呼吁重版；作家馬伯庸在微博上盛贊此書“把史事分剖得纖毫畢現(xiàn)，燭見背后成因動勢”，使得這部布滿腳注的嚴肅著作，影響力多少溢出了學術圈。這本書描寫的便是士族逐漸興起的那個時代。

        在仇鹿鳴看來，中國歷史上不乏累世為官、具有社會威望的政治家族，但唯有中古的士族被視為政治、社會結構的核心。那么，士族的社會地位來自官僚身份還是門第本身？士族如何與皇權“共天下”、“共地方”？少數(shù)民族更加認同民族身份還是士族身份？世家大族何以延續(xù)千年、又為何走向衰落？帶著這些問題，澎湃新聞（www.nxos.com.cn）采訪了這位復旦大學漢唐文獻研究室的青年學者。

        

        澎湃新聞：一般人習慣將中古社會稱為“士族社會”，為什么把士族作為中古社會的本質來把握？

        仇鹿鳴：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官僚家族都不乏學者關注，但確實只有在中古時代，士族才被視為政治、社會結構的核心，以及理解這一時代本質的基本要素。中國學者一般稱“士族社會”，而日本學者則稱“貴族制社會”，背后隱含的關懷是對于中國古代社會時代分期論的思考。無論是19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zhàn)，還是建國后五種社會形態(tài)的論爭，以及日本戰(zhàn)后關于中國史時代分期的論戰(zhàn)，或多或少都是比附西方社會發(fā)展的模式，劃分中國古代發(fā)展的幾個階段。其中日本學者習慣將中國古代分為古代、中世、近世三個階段，中世的重要特征便是貴族制社會；而在大陸，盡管建國初期學術風向變化，關于士族等王朝統(tǒng)治階層的研究因違礙時勢而轉入沉寂，但當時第一流的魏晉史學者唐長孺、王仲犖、何茲全都是“魏晉封建論”者，他們的討論大多是從經濟及人身依附關系等角度入手。盡管中、日學者思考的路徑不同，但本質上都認為魏晉以降的社會構造較之于前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也只有在這一背景下士族研究才能成為中古史研究中的核心話題。

        澎湃新聞：日本漢學界有兩種主流看法：一種認為貴族可以自立于皇權之外；另一種認為，盡管當時貴族權勢很大，但本質上還是“寄生官僚”，依附于皇權而存在。如果說現(xiàn)代社會的人可以憑借官員身份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那么對中古的士族而言，他們的地位來源于官僚身份還是士族門第本身？

        仇鹿鳴：中古士族與其他時代的官僚家族不同，多少有些能自立于皇權之外的資本。這與魏晉南北朝時代國家分裂，又多是短命王朝，皇權衰落的背景有密切關系。東晉南朝社會尤為典型，所謂“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皇帝可以給予一個寒人高官厚祿，但士族身份的獲得，取決當時社會的認可，而非皇權所能左右。

        另一個可以體現(xiàn)士族自立性的例子是魏晉以降官分清濁。官僚等級制度有效運作無疑是皇權成立的重要基礎，就像俗話說的“官大一級壓死人”，但南北朝時代清官概念的出現(xiàn)與流行，對按照官品高低、次第升遷構造的政治秩序構成了挑戰(zhàn)。有些官盡管官品較高，但因職任繁劇等原因，不為士族所喜，被視為濁官，寧可擔任品級較低的清官。在某種意義上，士族依據(jù)自己的文化趣味（清濁之分）重構了的官僚等級及其遷轉次序，這不得不說有侵奪皇權的一面。

        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當時的文化與知識主要依賴士族保存與傳遞。南北朝時期，因為政局的動蕩，官學弛廢、流民四散，當時的文化與知識，甚至一些專門技藝如書法、醫(yī)學、禮儀、歷法等，都是以家族為單位世代傳習的，例如東海徐氏家族便是以醫(yī)學見稱，徐之才編纂有《藥對》。因而士族多有家學，這也是士族門第為人所重的原因。

        至于將中古士族視為一個自立于皇權之外的階層還是寄生官僚，本質上還是涉及時代分期論的話題。如果中古士族仍不過是皇權的依附者，那么中世與上古之間的本質性區(qū)別便不存在了。只有將士族視為自立性的階層，才有中世社會的成立，這也是日本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論戰(zhàn)的焦點之一。

        澎湃新聞：士族與皇權間的關系，為什么是在東晉到達了“共天下”的狀態(tài)？

        仇鹿鳴：田余慶先生的名著《東晉門閥政治》已有系統(tǒng)論述。這首先是因為東晉皇權的衰弱。王衍在為司馬越謀劃“狡兔三窟”之計時，最初并沒有考慮到退步江南。因而晉元帝司馬睿無論是血統(tǒng)還是人望皆有欠缺，并不具備在江左運轉皇權的條件，必須依賴南渡的士大夫的支持。特別是王導、王敦兄弟，不但掌握政治權力，而且控制了軍權。司馬氏與士族合作，維系了東晉政權，保住了半壁江山，就形成“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這種結合之下，皇權就相對弱勢。

        田余慶先生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王與馬、共天下”應該叫做“門閥政治”而不是“士族政治”?！稏|晉門閥政治》的第一版中還用了士族政治一詞，但在第二版中都改掉了，就是為了避免和學界一般使用的士族政治一詞想混淆。田先生認為東晉門閥政治，即司馬氏與士族共天下的形式，其實是皇權的一種變態(tài)。在中古時期，大多數(shù)時候仍是皇權主導的，東晉只是一個特例。當然，在這背后其實暗含對日本學界“貴族制社會”的論說有所保留，反映了作者對于時代特質的不同理解。

        澎湃新聞：從魏晉到隋唐，士族有哪些變化？學界對唐代士族的關注較少，是因為這時士族走向衰落了嗎？

        仇鹿鳴：盡管學界的主流看法仍認為唐代是一個貴族社會，但一般將唐代視為士族逐漸走向衰落的時代。或許學界對于衰朽的東西就興意闌珊了，唐代士族的研究較之魏晉南北朝顯得寥落很多。

        從魏晉到隋唐，有兩個重要的外部因素改變了：一是魏晉時代皇權衰落、政局動蕩的局面不復存在，士族面對著一個穩(wěn)定而有力的國家；二是九品官人法的廢除，盡管門蔭在唐代特別是前期仍起很大作用，但也需仰賴祖上的官位，所以士族官僚性的一面不可避免地強化了。士族不能完全脫離政治權力，一代兩代不做官，或許還能維持門第，但如果長期不做官，也會慢慢衰落。比如南朝最顯赫的士族瑯琊王氏和陳郡謝氏在唐朝就失去了原來的地位，幾無所聞。劉禹錫名句“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便是指此。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南朝最顯赫的士族——瑯玡王氏、陳郡謝氏在唐朝失去了原來的地位。

        

        唐代還有一個有意思的變化。南北朝士族有很強的甄別士流的意愿，通過譜牒的編纂來辨別哪些房支是攀附、偽冒的，但這種行為到唐代就消失了。因而唐代偽冒或濫用郡望的現(xiàn)象很普遍。目前出土的唐代墓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使用郡望，自稱士族，其中大多數(shù)世系不可靠。這一現(xiàn)象唐初劉知幾觀察到了：“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巨鹿”。

        但另一方面，盡管甄別士流的事情不再發(fā)生，在相對世系可靠的士族群體中卻依然保持著一個穩(wěn)定的世代通婚的網絡，甚至維持到晚唐。雖然唐代姓王的都自稱是太原王、瑯玡王，但真正的士族仍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了自己的身份與家族網絡。在我看來，偽冒是對士族門第價值最好的肯定，我在研究中曾將冒姓的出現(xiàn)作為判斷一個士族郡望形成的標志之一。打個比方，現(xiàn)在的地鐵里充滿著提著或真或假的LV的人，這就是品牌價值最好的體現(xiàn)，一個所謂的名牌如果在義烏都沒有仿冒的話，那么恐怕離破產亦不太遠，對士族而言也是如此。

        另外對于科舉在促進唐代社會流動、士族門第瓦解方面的作用，似乎亦不能評價太高。首先唐代科舉取士數(shù)量很有限，大量官員仍是通過門蔭入仕，其次士族能在科舉考試中占優(yōu)勢，某種程度上還是圈內的競爭。一個原因是唐代科舉重視詩賦，詩賦是貴族化的學問；后世詬病良多的八股文，則因其出題及形式固定，易于揣摩，反倒有利于貧寒之士出頭。好比現(xiàn)在名校所推行的自主招生，當然有利于出身較好，見聞豐富的城市學生，而高考制度盡管有諸多弊端，但依據(jù)統(tǒng)一教材出題的標準化考試在相當程度上縮小了城鄉(xiāng)之間的差別。另外，唐代科舉由于沒有嚴格的糊名、謄卷等防止作弊的措施，頗有功夫在場外的味道；因而考前“行卷”是唐人流行的風氣，有時候名次在考前便已確定，這個當然也是有利于士族階層的。

        總體而言，說唐代士族是一個逐步走向衰朽的線性下落過程恐怕有些失之簡單，很多細節(jié)還期待細致的研究來揭示。

        澎湃新聞：中古的一些世家大族，如博陵崔氏、滎陽鄭氏、范陽盧氏等，延續(xù)上千年，經歷亂世、朝代更迭仍保持精英地位，原因是什么？

        仇鹿鳴：士族門第能維持近千年，其中原因很多有很多因素。當然從起源來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中國人常說“君子之澤，三世而斬”，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每次改朝換代之后，動亂都會使舊王朝的官僚群體被消滅，造就一批新貴，如典型的如像漢初的“布衣卿相之局”。但兩漢四百年的天下，造就了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地方上的豪族勢力盤根錯節(jié)，東漢的建立時，劉秀就大量依賴于地方大族的支持，與西漢初年的局勢已大不相同。曹魏官僚群體的根基，與東漢的士大夫有密切的關聯(lián)，不少是漢末名士的子孫。并且，從東漢、曹魏到西晉，連續(xù)三個王朝都是通過禪讓的形式完成政權更替的，這個過程中沒有進行大規(guī)模的政治清洗，使得官僚群體保持了延續(xù)性。

        接下來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大量少數(shù)民族進入中原，在戰(zhàn)亂中當然有相當一批西晉高門被清洗，但仍有不少人南渡江南，而東晉皇權則比較弱勢，需要依靠依賴于士族的號召力才能維持下去的，這就是前面提到過所謂“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

        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總體而言由于國家分裂，政治動蕩，皇權相對衰落且不穩(wěn)定，宮廷政變層出不窮，一個王朝往往只能維系幾十年。而與之相對的是，士族則顯示出了不受王朝更替影響的穩(wěn)定性。任何一個皇帝上臺，盡管會依據(jù)個人好惡在政治上有所親疏有別，但總體上而言，那二三十家士族相對穩(wěn)定地構成了每個王朝官僚群體的主體。清代學者趙翼就曾觀察到一個現(xiàn)象：六朝世族無功臣，因為士族平流進取，便可坐至公卿，自然只需要與時推遷，在新皇帝繼位時，奉上璽綬，承擔這樣的禮儀性的使命，以保全自己家族的地位為第一要務了。南朝后期的幾個開國之君，多是武人出身，但仍需借助士族的清望裝飾門面，即使劉裕這樣武功赫赫的人物，仍以不得謝混奉璽紱為憾。東晉之后，士族漸漸不再掌兵，失去了對軍權的控制，長期而言對于政權的控制力日趨減小，南朝皇帝多用寒人掌機要。皇權的衰落與不穩(wěn)，是士族長期存續(xù)的外因，因而到了唐代，士族和皇權之間就不可能再互相匹敵了，因為有一個強大而穩(wěn)定的國家存在。

        內因則是士族自己的文化，特別是整個社會氛圍對士族的認同與推重。比如直到現(xiàn)在的中國仍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中國的大學多以出幾個政治局委員為榮，但假設中國大學能不再把作為政界領導的校友排在最前面，而是把科學家排在最前面，這就在國家標準之外另建了一套評判成功的標準。這其實就是士族社會得以存續(xù)的根本因素?！笆看蠓蚬史翘熳铀?，士族當然需要做官，也有很多士族卷入政治風波而被殺，所以一般而言，士族是不能和皇權相抗衡的。但是誰是士族，這個身份是來自社會的認同，不是說你今天位至宰相，就被天然的認可為士族。南朝的恩悻，盡管為皇帝所親信，掌握權力，但仍被士族視為小人，直至唐代流風猶存。在某種意義上而言，中古時代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是分離的。

        此外士族的文化包含多方面的因素，如家學、禮法、門風以及相對穩(wěn)定而封閉的婚姻圈，而這些文化特征又有助于士族維持仕宦中的優(yōu)勢，加上士族門第顯示出超越王朝興衰的穩(wěn)定性，因而為社會所推重。直到唐代晚期，山東的士族對于和皇帝聯(lián)姻仍不太積極，唐文宗曾感慨：“民間修婚姻，不計官，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唐文宗曾感慨，我李家兩百年天子，還不如山東的豪族。圖為《唐文宗過蓮塘》。

        當然，這并不是說士族的譜系是不中斷的，如果我們讀《元和姓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表面上看起來士族的譜系從魏晉以降都是連續(xù)的，但事實上如果詳加考證，會發(fā)現(xiàn)很多部分其實是斷裂的，有偽冒的痕跡。因為歷次大的動亂與政治變局中，還是會有很多屠戮發(fā)生，很多士族名門都被牽涉其中。但由于士族仍為當時社會所重，所以仍會有新貴會去偽冒舊望，而士族內部不同房支的地位也會隨著政治變化起起落落，唐代士族內部盛支與衰支間的分化就很明顯。因此也不能說中古士族社會是一個階層流動停滯的時代，只是由于郡望不變，表面上的恒定不變掩飾了其內部所發(fā)生的可觀的甚至是持續(xù)的變化。

        總體而言，士族身份主要還是基于認同的，并不依賴于某種制度。盡管在魏晉時代有九品官人法，但它對于士族社會的成立是否起決定性作用，我還是有些懷疑。我感覺它更多地是對原有士族等級的確認與鞏固，而非創(chuàng)造，特別是在北朝。

        澎湃新聞：剛才提到士族并非沒有斷裂，您也研究過士族譜系中的層累構造。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偽冒、攀附、混淆甚至虛構？這種現(xiàn)象在哪些時期是比較突出的？

        仇鹿鳴：原因有幾個。一是家族在亂世中遷徙，這個過程中使得很多家族的世系不可考，南渡的家族有些在世系上也有問題。二是在北方，尤其是五胡進入中原后幾次大的戰(zhàn)亂與屠戮，北魏政局穩(wěn)定后，崛起的士族往往攀附于魏晉高門，顯示自己有門第的依托，但其間往往有兩三百年的斷裂，多有不可靠的地方。第三則是大量的偽冒，有時候皇族本身或者外戚都會借助皇權的幫助冒入士族，比如隋唐兩代皇室分別號稱出自弘農楊氏與隴西李氏，表面看起來都是第一流的士族門第，但其實都不可靠。

        澎湃新聞：就某一個家族而言，門第上升下降的因素是什么？

        仇鹿鳴：門第上升有很多因素，和皇權的關系當然是其中之一，比如陳郡謝氏，在西晉不算高門，東晉之后就慢慢發(fā)展起來，這與皇權的扶持有關。另一個因素是適應時代文化趣味的變遷，如兩晉的“由儒入玄”，擅長清談，才能夠進入那個圈子，為時人所重視。到了唐代，特別是中唐以后，進士科極受重視，那么進士及第也成了維持士族門第的手段。士族盡管某種程度上是世襲的，但又不是完全封閉的，至少士族內部的圈內競爭及升降是一直存在的。

司馬氏與士族合作，維系了東晉政權。圖為《三國演義》小人書中的“政歸司馬氏”。

        

        澎湃新聞：我們稱中古大族用“郡望+族姓”，如瑯玡王氏、河內司馬氏，那士族與地方社會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士族如何協(xié)助政權統(tǒng)治地方？

        仇鹿鳴：胡寶國先生曾指出過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即《史記》、《漢書》籍貫書法不同，《史記》記載人物籍貫多用縣名，保留戰(zhàn)國時代的習慣，而《漢書》則多書郡，由于郡級政區(qū)在兩漢人生活中非常重要，也影響到人們的家鄉(xiāng)觀念。所以要講郡望的起源，還是要和穩(wěn)定的郡級政區(qū)對于人們日常生活及觀念的滲透聯(lián)系起來考慮，而中古時代郡望所標舉的郡名多數(shù)也選取漢代的郡名。

        對于地方大族而言郡是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政治場域，如果不進入中央做官的話，主要的人際關系，婚姻、交往圈一般集中在郡內。一般郡內有三五個大家族，當時稱為郡姓，所以會出現(xiàn)“郡望+族姓”的標識。

        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只有離開郡這樣一個地域，你從哪里來才會變得重要，在戰(zhàn)亂和離散的過程中，地域認同反而會被強化。我傾向于推測在永嘉之后大規(guī)模的移動遷徙浪潮中，以郡中大族為中心的流民組織的形成及遷徙，促進了郡望的普及。

        學界傾向于認為士族早期與鄉(xiāng)里社會有較密切的聯(lián)系，有一個從地方大族到天下名族的成長過程。我們現(xiàn)在能夠看到一些地方大族崛起的個案，但我認為大族在長時段中都是區(qū)域社會中的結構性存在，只不過若無特別的機緣，在史書被湮沒了而已。而一旦有大的動亂發(fā)生便會借機浮出水面，如北魏末年的戰(zhàn)亂，便有“至若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一宗將近萬室，煙火連接，比屋而居”的記載。

        地方大族是地方社會的主導者，日本學者谷川道雄曾提出過“豪族共同體”的概念，認為六朝時代貴族主導下的鄉(xiāng)里社會，貴族與民眾之間是一種基于“義”的結合，而不像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說是壓迫或依附關系。張學鋒先生曾告訴我一段軼聞，谷川先生自己就是豪族出身，他家是熊本縣的豪族，幼年時親眼看過自己的父、祖在熊本老家賑濟鄉(xiāng)里、焚燒債券，他對六朝貴族自律性的理解或許和他出身有很大關系。谷川舉出很多史料，證明在南北朝動亂遷徙的過程中，很多貴族領袖團聚鄉(xiāng)里，賑濟災民，通過平均的分配在亂世中維持秩序，在民眾中有很高的威望。但我個人覺得無論“豪族共同體”論還是傳統(tǒng)階級分析方法視角下的地主-農民二元對立假設，本質都是對社會關系理想化的模型。我們也能舉出很多豪強橫暴、魚肉鄉(xiāng)里的記載，甚至可以說地主與農民對立的關系在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中往往會被一種更溫情的形式掩蓋。但無論如何，大族通過各種手段主導了鄉(xiāng)里社會，這構成中古社會的重要底色。

        

日本著名學者谷川道雄，系熊本縣的豪族出身，他提出了“豪族共同體”的概念

        

        澎湃新聞：自北魏以來少數(shù)民族逐漸漢化，那么中古時代是否存在著超越民族界限的、對士族身份的認同？

        仇鹿鳴：我個人覺得還是有的，當然在孝文帝漢化之初到隋唐初年這一時期，鮮卑貴族的認同如何，恐怕很復雜。但中唐以后，以五胡為代表的魏晉時期進入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與華夏之間的界限確實是消弭了，有些很有力的證據(jù)，比如大家熟知的白居易、元稹、劉禹錫、獨孤及等著名文人，其實先世都是胡族，有大量文字流傳下來，涉及生活的各個方面，但基本上讀不到任何種族身份的色彩。另外最近讀到的《董嘉猷妻郭氏墓志》也提供了很有意思的案例，墓志一方面直率地記載董氏之先是西南蠻之胤，開元中方以質子的身份留居長安，另一方面又特別記載“自服冠冕，代受恩錫，榮寵湛渥，郁為豪家。每求外姻，必采名族”，還強調其所娶的郭氏的母親出自河東薛氏，是薛道衡之后，“合兩姓之華胄，為一時之茂族”，是真士族，不是假冒牌，體現(xiàn)出對士族身份強烈的向往與認同，這種認同的存在才是士族社會得以維系的根本所在吧。

        

        白居易、元稹、劉禹錫、獨孤及等著名文人，其實先世都是胡族。

        

        澎湃新聞：剛才您說對唐代士族衰落持保留意見，那中古士族應該是在什么時候沒落的？

        仇鹿鳴：我覺得要分開來看，南方的僑姓、吳姓士族，唐初便已經衰弱；關隴貴族則在唐初興盛一時，但中唐之后也日趨沒落；而山東的舊族，特別是他們間的政治與婚姻網絡，從墓志來看維持得時間似乎比想象得更長，我們不能低估士族在面對挑戰(zhàn)時所展現(xiàn)出來的適應能力。唐代士族當然發(fā)生了很多的變化，但是否能用“沒落”這樣一個簡單的詞匯來描述，我覺得還需斟酌。

        我們研究歷史，往往不自覺以“后見之明”看歷史，因為宋代人不講究郡望與門第，而唐末五代士族消亡，那么在消亡之前必然有一個走向衰落的過程。但從中晚唐人的觀感而言，似乎沒有這種感覺。唐末李振曾將裴樞等三十余位出身士族的大臣誅殺于白馬驛，并將尸體投入黃河，云“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李振是科舉競爭中的失敗者，對士族極為仇視。另一個參與其事的柳璨，雖然出身河東柳氏，但因為“樸鈍”，不以諸宗齒之。這兩位士族體制下失意者的極端之舉，反倒折射出士族直至唐末政治中仍具相當?shù)挠绊憽?/p>

        就我個人觀察，士族是在五代特別是后唐之后快速衰敗的，但這是一個比較突然的變化。后唐仍重視士族，因為它是以興復唐室自居的，所以唐莊宗滅梁之后專門找了一批唐代士族子弟來做宰相。但是莊宗沒能維持很長時間。假設它沒有那么短命的話，局面可能又不一樣。另一方面亂世更需要處置復雜政務的吏干，當時稱為“刀筆之才”，這在唐代有貶義，在五代則成了能干的稱譽，而士族原有的文化特質，并不能適應動蕩時代的需要。

        持續(xù)戰(zhàn)亂的沖擊，使得士族很難維持下去。我曾討論過五代崔協(xié)夫婦的墓志，發(fā)現(xiàn)一件有意思的事，清河小房崔氏一直有與范陽盧氏聯(lián)姻的傳統(tǒng)，盡管崔協(xié)與盧程兩人在梁、晉對抗中分屬兩方，打了二十多年仗，但一旦后唐重歸統(tǒng)一，兩家又迅速恢復了聯(lián)姻關系。所以士族的網絡有一定的自我修復機能。但如果沖擊是持續(xù)性的，它也難免走向衰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