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在國際上的“挨罵”問題凸顯并帶來了諸多困擾。恰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解決了近代以來長期存在的“挨打”與“挨餓”問題之后，如今面臨著“挨罵”困境。

        盡管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發(fā)展成就舉世矚目，更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輿論，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tài)、經濟發(fā)展模式、外交政策、人權狀況等各方面，常發(fā)出貶損、譴責與質疑等負面評價，這不僅“黑”了中國的國際形象，而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平穩(wěn)行進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xiàn)都造成了喧囂性的干擾。

        “挨罵”未必是中國做得不好，恰恰相反，“挨罵”是在中國經濟社會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發(fā)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國際話語權的不足。同時，它也告訴國人，國家物質力量的增長與獲得軟實力、話語權之間并非簡單的對應關系，那種認為只要中國實力強大了或埋頭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了就自然會有話語權的觀點，并不經得起推敲。

        那么，如何不被動“挨罵”，并為中國爭取強大的國際話語權呢？媒體與學界對此已有種種討論，設想多多。有想象力的辦法，當然不只是回應回應西方輿論的各種貶損而已，甚或向世界客觀地說明中國以求“增信釋疑”了事，而是要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以事實為依據以理論為工具來“解構西方”，解構其國家形象和話語霸權，重新由我們自己來主動地建構一個“西方”，而非由西方告訴我們的“西方”。

        鑒于當今世界“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基本結構，中國要爭取國際話語權，就必須突破這一由西方話語主導的結構，尤其是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如此，中國才能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中不僅有防守之功，更有反擊之力。

        不過，近年來我們看到，一些中國學者不僅僅將“解構西方”作為爭取中國國際話語權的一種方法，更是出于一種信仰，即打心眼里認為西方在過去只是虛假的神話，在今天更是危機叢生的現(xiàn)實，呈現(xiàn)出“衰朽”的形象；而與之相比，中國從政策選擇到制度再到文化等各方面都優(yōu)于西方。這多么長中國志氣，滅西方威風！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事實上，某些學者與媒體雖然努力建構了一個“衰朽的西方”形象，這一建構卻很難成為中國獲得國際話語權的當然理由，反而暴露了一種狹隘的國際觀。

        確實，一方面，中國學者與媒體為了中國贏得國際話語權，不僅對來自西方的話語指責進行了必要的回應，還在深層的學理上對西方中心主義加以了辯駁，其政策意義與學術價值都不容否定。今天再說西方中心主義是中國學術思想界的主流，已經不是事實，中國學術的主體性意識增長，已經大大壓縮了西方中心主義在中國的思想版圖。在“向西方要話語權”的進程中，中國的理論自信已經大幅提升，立足于自身社會現(xiàn)實、制度優(yōu)勢與文化傳統(tǒng)的“中國話語”在快速增長之中。

        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中國學者或許是為中國國際話語權不足而焦慮，或許是對西方不合理地占據國際話語霸權而憤然，亦或許是立功心切，在“解構西方”時，往往劍走偏鋒，不是立足于“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基本要求，而是基于一種片面的解讀、不客觀的比較和“選擇性失明”。

        在他們的描述中，西方早已是一個“衰朽不堪”的西方，呈現(xiàn)出“衰朽”的種種表象和特征：如西方在內外政策上根本不得人心，公民權利事實上受到公權力的嚴重侵犯，對外戰(zhàn)爭失去國際道義，金融危機，經濟增長乏力，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族裔矛盾突出，民主制度虛偽而漏洞百出，法制成本高昂，制度傲慢或資本控制致使社會變革遲緩，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失去了應對變化的能力，在政治哲學上具有天生的弊病，貪婪自私，搞亂世界，如此等等。

        而與之比較，中國在經濟發(fā)展模式上、國際道德上、政治制度上、文化傳統(tǒng)上都占盡了優(yōu)勢。根據他們的描述，人們很容易找到“西方一天天爛下去，中國一天天好起來”的自信，對于中國擁有強大的國際話語權也必然充滿信心。我們有理由相信，若非出于內心的認識與真誠的信仰，這些學者很難做出如此飽含深情的批判。

        然而，不得不說，這樣的批判仍然是片面的、不客觀的和“選擇性失明”。本文當然無意為西方做什么辯護，也當然有意為中國贏得話語權的任何努力而歡呼，但是，希望這種批判與“解構”能夠在事實的基礎上理所當然地為中國贏得國際話語權，而非基于個人信仰與情感之上的片面比較。遺憾的是，就如西方話語中塑造和傳播的“西方”形象不可靠一樣，我們一些學者“建構”的“衰朽的西方”形象，也容易使國人低估了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艱難程度與主要對手。如果把中國與西方的國際話語競爭比喻為一場戰(zhàn)爭，那么把一個仍然強大的對手描述為衰朽的稻草人，無異于謊報軍情。這不僅無益于為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反而會使中國在“向西方要話語權”的過程中自我麻痹，造成危害。

        這倒不是說，這些學者對西方本身的批判完全缺乏事實基礎。事實上，他們給國人帶來樂觀情緒的大多描述，確乎也有根有據，大體不差。但是，既然是“向西方要話語權”，并涉及對西方的解讀和建構，這里有幾大問題就需要辯白：

        其一，今天的西方到底在何種意義上才可以被視為“衰朽”的力量？

        冷戰(zhàn)后的、全球化的世界確實變化太快了，僅僅在20年前，西方沉浸在“冷戰(zhàn)勝利”的興奮氣氛中，美國更是在龐大經濟體高速增長的態(tài)勢下具備“新羅馬帝國”的氣象，睥睨全球，不可一世；歐洲則加緊一體化，推進歐盟聯(lián)盟的誕生與擴張。不管是“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市場經濟理念，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政治價值，都掀起“普世”的浪潮，樂觀者更是宣告了“歷史的終結”。

        然而，此后西方的發(fā)展并不順利，國內國際事務的處置能力受到嚴重挑戰(zhàn)，及至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fā)生及隨之而來的歐債危機爆發(fā)，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都元氣大傷，且恢復前景不明，國際威望嚴重受損。說白了，若非近二十來西方的轉折性態(tài)勢，一個“衰朽的西方”形象根本無從談起。

        那么，作為近代以來數(shù)個世紀的世界領跑者，就因為這二十年來的態(tài)勢而可宣告為“衰朽”的力量嗎？何況，美國仍是當今世界唯一的霸權國家，仍然掌控著對于世界事務的主導權；歐洲仍是世界數(shù)一數(shù)二的經濟體，其作為發(fā)達社會和“規(guī)范性力量”在世界軟實力競爭中獨樹一幟；西方的科技水平與品牌產品，與其人文與社會科學一樣，仍然遙遙領先于世界。

        西方的民主制度固然有弊端，也大概也不適合于中國，但撇開其歷史的進步意義不說，至少民主制度是適合于西方國家自身歷史文化傳統(tǒng)、政治權力結構關系與社會治理需求的有效制度。我們反對西方民主制度與西方價值觀一樣“普世化”，形成西方中心主義，反對用西方民主制度來衡量中國的政治制度創(chuàng)新，但不能由此斷定西式民主制度已是窮途末路。各國的歷史發(fā)展往往跌跌撞撞，近代以來的西方歷史也是如此，多有危機和興衰起伏的變遷，甚至引發(fā)兩次世界大戰(zhàn)，但西方總是在危機過后“滿血復活”。不管是斯賓格勒論證了“西方的沒落”，還是列寧預言了西方列強是“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也都沒有成為現(xiàn)實。今天，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中，將西方建構為正在“衰朽”的力量也不是嚴肅的歷史判斷。

        其二，作為重新崛起的古老文明的中國，應該如何看待當今西方的制度和價值文明，并處理好相互關系？

        世界本來具有文明的多樣性與文化的多元性，但由于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將古老中國卷入世界體系的特殊歷史背景，如何思考中國與西方的關系長期主導著中國人的對外關系思維。盡管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歷盡滄桑與變遷，從晚清到民國再到人民共和國，政權數(shù)度更迭，國家定位與國際地位多有變化，一代代新人替換了舊人；盡管西方是個集體性稱呼，里面國家眾多千差萬別，其對華政策也時有不同；盡管西方在中國近代以來的不同時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是，“中-西二元結構”的思維方式一直穩(wěn)定地延續(xù)了下來。

        如果將歷史的恩怨的一頁翻過，那么今天的“中-西二元結構”代表著重新崛起的古老文明的中國與西方文明國家之間的關系。

        歷史上不同文明間的爭斗往往最終訴諸武力的征戰(zhàn)殺伐，結果傷害的是整個人類的利益與福祉。歷史的沉重教訓與全球化時代的開放性特征，都要求世界保持多樣的文明，而不同文明間互學互鑒，“各美其美，美美與共”。不同文明形態(tài)的國家，有不同的話語體系，也由此促生著國際話語權結構。

        今天的西方文明是仍強勢文明，擁有話語主導權。而今天的中華文明欣欣向榮，但不管是在社會政策、民主制度、發(fā)展道路還是文化價值上，需要從西方借鑒與吸收的東西還很多，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才能促進中國古老文明重新煥發(fā)光輝，也才能使崛起中的中國打造出一套“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以此為中國贏得國際話語權。

        西方話語權不合理的實質需要揭批，中國需要爭取自己的話語權，但打造“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在目前仍主要是“融通中西”，那種希求用中國話語完全代替西方話語的想法，就像用中醫(yī)來取代西醫(yī)一樣是不現(xiàn)實的，懷有“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國際話語權爭奪觀也不合時宜。

        其三，中國在爭取國際話語權的進程中，如何不再局限于中西二元對立的思維？

        一些學者與媒體之所以對西方的問題無限放大而對中國自身作為一個仍然處于現(xiàn)代化轉型期的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的問題輕輕放過，可以理解的原因是為了消解西方話語主導權的根基并為中國構建自身話語體系與強大國際話語權，但更深層來說，這種不恰當?shù)谋容^受制于中西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在中西二元對立思維之下，建構一個“衰朽的西方”當然就反襯了中國的強大，西方的政策自私、制度與價值積弊當然就為中國的政策合理性、獨特制度有效性與文化價值優(yōu)勢找到了國際話語權的正當理由。不過，為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而建構一個“衰朽的西方”，為了建構一個“衰朽的西方”而只顧進行不恰當?shù)膶Ρ龋蚬室獬C枉過正，是不足取的。

        事實上，中國要爭取國際話語權，不必局限于“中西二元對立”的思維。這有兩層含義：

        一是中國的志向在于成為一個新型的世界大國而非另一個霸權國家，要放眼全球而非只是西方，要面對各種文明類型國家而非只是西方。唯其如此，崛起的中國才能成其大，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才能真正做到“融通中外”，也更容易贏得超越西方的國際話語權。

        二是就中西二元關系來說，過去中國人強調的是二元對立的一面，但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思維其實告訴我們，二元關系也有互相轉化的一面，這就是交流、包容與“文明互鑒”的思想基礎。既然中西文明可以互鑒，那么將今天的西方建構成一副衰朽的形象，就無必要。

        此外，超越中西二元對立的思維，還可以使我們在爭取中國話語權進程中，抓住國際話語權競爭的三大核心主題，即內外政策之爭、政治制度之爭與文化價值之爭，以問題領域的國際話語權競爭來代替“中西二元對立”思維基礎上的國際話語權競爭的傳統(tǒng)思路。

        什么時候中國人不再將西方看做二元對立的對手，而是看做世界多元文化中可以不亢不卑地進行交流與對話、學習與互鑒的的對象，大概中國就真正強大了，中國擁有強大國際話語權的時代就到來了。

        當今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不足，成了崛起進程中的一種“痛”，爭取中國話語權是媒體與學者們的共同責任。表象上看國際話語權競爭是媒體輿論的競爭，但從實質上看是內外政策差異造成的國家間利益之爭，政治制度不同造成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文化價值不同造成的國際道義之爭，中國需要突破的不是某一個方面，而是各個方面。

        而學術話語權則是一個國家國際話語權的基礎，學術話語權的強弱直接決定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狀況，學術話語也是媒體輿論話語的根本來源，因此中國學者們任重道遠。換言之，爭取國際話語權實際上是一項艱苦社會科學工作，學者們只有遵行社會科學研究“價值中立”的基本原則，才能客觀地比較中國與西方各自的優(yōu)長與缺陷，發(fā)現(xiàn)中國話語權不足的真問題，并找到解決之道，而非片面地去建構一個“衰朽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