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的第四屆“亞洲宗教、藝術與歷史研究”夏季研修班在復旦大學舉行。

        本次研修班由來自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大木康教授、上海博物館的李仲謀研究員、普林斯頓大學的艾爾曼教授（Benjamin A. Elman）、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研究所的王國斌教授、京都大學的麥谷邦夫教授和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楊志剛教授登臺親授，為海內外30名研究生獻上一場史學盛宴。筆者有幸與會，特整理部分精彩內容，以饗讀者。

        熟悉中國思想史，尤其是清代思想史的人，對艾爾曼這個名字不會陌生。近年來，艾爾曼教授的學術興趣轉向明清時代的科舉以及近世東亞的學術與思想，題為“乾嘉時代中國、日本和朝鮮的考證學”的講座便是其最近的研究成果。《古文尚書疏證》的復活

        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東亞，中國正值乾嘉時期，而日本和朝鮮分別由德川幕府和李氏王朝控制著國家的命運。這一時期，考證學作為東亞學術的主流逐漸登上歷史的舞臺。實際上早在康熙時期，考證學就已初現端倪，但當時朱子學仍為主流。艾爾曼教授指出，康熙時期的文士閻若璩在生前就完成了《古文尚書疏證》，黃宗羲還為之作序。但這部重要的考證學著作一直未能出版，后來閻氏的子孫將手稿刊印以后，其中的部分內容已亡佚。到乾隆時期修《四庫全書》時，《古文尚書疏證》才進一步復活，它的價值被四庫館臣重新發(fā)掘出來，對當時的理學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打擊。

日本：我才是真正的中華

        18世紀的日本，漢學非常流行，這一時期中國對日本的影響也達到極致。面對這種狀況，日本的知識分子對中國卻產生了一種復雜的心態(tài)，在他們中間形成了截然對立的“頌華者”和“貶華者”。與此同時，日本一些從事中醫(yī)研究的學者與考證學產生了一定的聯系，他們一方面對漢方有所吸收，一方面卻對《黃帝內經》中的陰陽、五行等內容加以懷疑和批判。而且他們認為，日本江戶時期的中醫(yī)完全超過了中國的宋元時代。日本人也試圖利用考證學來說明，明代滅亡之后，日本才是真正的中華。

互通聲氣的中國與朝鮮

        雖然明清以來的中國和日本漸行漸遠，但這個時期的中國和朝鮮的聯系還是頗為密切。明清時期，朝鮮每年都向中國派出使團。朝鮮文人金正喜便是乾隆年間使團的一員。金正喜出身李朝貴族，后來位列兩班。青年時期出使中國，并結交了翁方綱和阮元等學者，并為翁、阮所器重。金正喜在學術上受到樸齊家的影響，與金正喜一樣，樸齊家也曾出使中國，而且他的考證學成就深受中國學者陳鳣的推崇，而樸齊家在文集中對洪亮吉的“小學”功夫表示贊賞。金氏后來由于黨爭被流放到朝鮮南部，期間他完成了一幅名為《歲寒圖》的著名畫作，這幅畫后來被金的學生帶到中國，莊受祺、趙振祚等十六位中國文人紛紛在畫作上題辭，對金氏遭遇深表同情，也借此對他致以敬意。由此也可看出18世紀末19世紀初，中朝之間的思想與學術的緊密聯系。

        

        作為“加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國斌教授對歐洲中心說和歐洲經驗論有所批判。王國斌早年師從費正清、孔飛力，然而與老師費正清的觀念不同，他指出在近代東亞，雖然外來的影響也很大，但內在轉變的因素依然很重要。在王國斌看來，國外中國史的研究者很難與其他歷史學家找到溝通的語言和理論，而世界史的研究往往不注意中國史的成果。正如同有人所比喻的那樣，無論是世界史，還是世界杯，中國都是缺席者。王教授認為，中國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就是把我們所理解的歷史與其他專業(yè)學者的意見相交換，真正通過平等的立場來討論歷史的意義。音樂與前近代的全球化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早期全球化的相關問題，王教授拿音樂來演奏歷史。他認為從古典音樂到現代音樂的轉變非常具有代表性，近代早期西方的古典音樂有內在轉化的因素，同時也受到民間音樂等外來因素的影響，但是在當代的音樂中，很難確定其具體來自哪個傳統(tǒng)，所有不同的因素是往同一個終點發(fā)展。這種歷程與早期全球化的發(fā)展也十分類似，但歷史發(fā)展又有自身的獨特性。另外，中國和西方在音樂上的相互影響于近代早期就已出現?？滴跄觊g，宮廷中便有為皇室服務的西方傳教士，其中就有人擅長西洋音樂。與之對應，中西之間的交流也遠遠早于現代，例如中歐之間陶瓷和茶的交易，在近代早期便已產生。

權力、精英與宗教信仰

        在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以后，學界普遍認為從“安史之亂”到宋代以來，中國經歷了許多重要的變革。與內藤湖南的關注點不同，王國斌更重視11世紀中歐之間的宗教差異?；趯W洲史深刻的了解，在他看來，中國政府與宗教的關系，與其他地區(qū)的政教關系完全不同。宋代之后，中國的宗教呈現出橫向性、區(qū)域性、差異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政府試圖影響宗教。同時期歐洲的宗教則有自己的精英，對社會的影響更強，與權力也沒有完全分離。甚至在處理當代的信仰與權力關系的時候，歷史上的經驗也許更為重要，值得借鑒。

        楊志剛教授說，1974年還是中學生的他在 “批林批孔”的時代潮流中隱約感受到了身在孔廟而不知孔廟的悲哀，2014年的他看到有人在報上倡導將孔子生日定為教師節(jié)，三十年的觀念變遷令人深思。車同軌、書同文與孔廟遍天下

        隋唐時期，隨著科舉制度的確立，國家對地方教育非常重視。然而唐代以來各州、縣興建孔子廟的制度，推行得并不徹底。宋代又在唐的基礎上有所擴充。明清時期最終實現了“學遍天下”的局面?？讖R和孔廟祀典在科舉制推行的時代，成為最佳也最豐厚的文化資源。同時，廟學合一的制度在全國普及推廣，使教育儒家化徹底完成，也帶動了中國古代文明的持久發(fā)展和傳播。直至20世紀20年代，東起黑龍江省的哈爾濱，向西穿過古絲綢之路上的天水、平涼、會寧、臨洮、蘭州、武威等市縣，直至新疆烏魯木齊，南到廣西合浦，這些地方在歷史上不同時期都修建過孔廟。孔廟甚至在一定意義上作為儒家文化的基石在四裔擴展，也參與構筑了民族關系的多元一體和中國文化的大一統(tǒng)。

孔廟信仰在明清的衰落

        雖然孔廟在明清時期基本實現了在全國的廣泛分布，但是在這一時期孔廟信仰也開始有所轉型，甚至走向衰落。明代，文昌和魁星的信仰被逐漸納入孔廟之中，但是這些原來并不屬于孔廟的信仰反而擠壓了孔廟的信仰空間。1896年，梁啟超更是在《變法通議》中描述了孔廟的蕭條，指出時人往往將文昌和魁星奉為神明。1905年廢科舉以后，清廷又對祭孔禮儀加以改革，由中祀改為大祀，升級為國家最高禮制，但由于經費拮據，這項變革最終未能全面推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