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60年代以來，伴隨著女性就業(yè)率的提高，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不可避免成為職業(yè)女性需要面臨的難題。這一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生育率，并進而影響到老齡化程度。因此，歐洲國家普遍出臺了政策，對這一問題進行干預。這些政策工具可以分為如下表所示的三大類：

生育的社會支持政策。本文圖表均由作者提供

在上述三類工具中，不同的工具會產生不同的平衡作用：

▲ 如果傾向于使用經(jīng)濟手段，而不重視公共服務，那么平衡的結果則更傾向于讓女性留在家里自己照顧孩子，其背后的意涵是更強調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作用；

▲ 如果主要使用公共服務作為平衡工具，那么女性則更有可能進入勞動力市場，這種平衡的背后意涵是更傾向于將女性當作勞動力看待；

▲ 將時間作為政策工具的情況相對比較復雜，工作彈性和短期的假期可以支持女性自己照顧孩子，而這樣做的長遠目的卻是讓女性可以更長期地留在勞動力市場。但是這要視假期的長短而定，過長的假期會讓女性長期脫離勞動力市場，不利于其再就業(yè)。

因此，社會政策工具對于女性角色的平衡作用是復雜多樣上午，不同國家采取的政策工具組合并不相同，它不僅影響到能否有效支持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也會將女性引導向工作或家庭的不同方向，并進一步影響生育率。

本文根據(jù)上文的政策工具分析，選擇了四個典型國家，對其政策內容和實施效果進行分析。這四個國家分別是：公共服務為主的瑞典、市場服務為主的英國、經(jīng)濟工具為主的德國、以及國家干預較少的西班牙。

經(jīng)濟與服務工具

上述四個國家的政策工具偏好首先反映在支出結構上：

 2015年用于家庭福利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數(shù)據(jù)來源：OECD家庭數(shù)據(jù)庫）

如上圖所示，瑞、德、英三個國家用于家庭福利的公共支出都遠高于歐盟的平均水平，但其內部構成卻不同。瑞典的公共支出傾向于投向服務，英國的現(xiàn)金福利占比較高，德國的支出水平低于瑞、英，但支出結構與英國類似。

由此體現(xiàn)出了三個國家政策的不同特點：瑞典傾向于通過公共服務的提供將女性從家庭中解放出來；英國傾向于用現(xiàn)金福利提高有子女家庭的經(jīng)濟能力，從而要么支持女性留在家里，要么刺激市場發(fā)展，用市場手段解決育兒問題；德國也強調經(jīng)濟支持，弱化公共服務的作用，且育兒市場不如英國發(fā)達。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只有充分的公共服務才能充分支持女性就業(yè)。在瑞、德、英三國中，瑞典的公共服務是最充分的：通常托兒所在早上7點到下午6點半的工作時間內開放；另外還有77家市政中心在日常工作時間外，包括晚間提供兒童托育服務；以及為6-12歲的大齡兒童提供課后托育服務。

與此相比，重視市場服務的英國反映出的普遍問題是兒童托育費用較高，且免費托育時間有限，降低了中低收入家庭中母親的回歸職場的可能性。此外，貧困家庭在市場上購買托育服務需要耗費很大成本，政府的支持并不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德國盡管有大量政府補貼給托育機構，但機構設立的目的并非支持女性全職就業(yè)，而是將其作為家庭和學校的過渡場所——2014年，90%的3到5歲兒童進入了托兒所，但是75%的兒童每天在機構的時間都不足7小時，這顯然并不足以支持母親全職就業(yè)。

時間工具

在帶薪假期上，四個國家也表現(xiàn)出不同，如下圖所示：

歷年各國帶薪產假和育兒假時間（單位：周）（數(shù)據(jù)來源：OECD家庭數(shù)據(jù)庫）

瑞典和德國的帶薪假都比較長，尤其是德國，這與其重視家庭、讓父母盡可能留在家里照顧年幼子女的理念相關。但是德國過長的育兒假對于女性重返勞動力市場可能產生不良影響。

瑞典的育兒假雖然也較長，但是，法律規(guī)定了保護休育兒假的女性重返工作的權利，還有各種彈性工作制等方式支持女性兼顧育兒和工作；此外，在育兒假中還有一部分是父親的強制休假，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家庭和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平等。

相比之下，英國的育兒假較短，盡管近幾年有顯著增長，但仍低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這表明英國將女性更多視為勞動力；結合上文的支出結構可知，英國更傾向于用市場化的方式解決育兒問題。最后，在四國中，西班牙的假期最短，仍表現(xiàn)出西班牙最弱的政府干預的特點。

政策效果：女性就業(yè)率和生育率

上述各國政策工具組合的不同，直接影響到女性是否能夠有效平衡工作與生活。如下表就業(yè)率所示，瑞典實現(xiàn)了非常高的女性就業(yè)率，證明了其政策支持的有效性；德國和英國的情況差異不大，兼職就業(yè)率略高于全職就業(yè)率，這與上文提到的兩國的公共服務都不足以支持全職就業(yè)不無關系，其進一步的后果是勞動力市場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女性勞動力的收入不足。

西班牙雖然女性整體就業(yè)率不高，全職就業(yè)率卻遠高于兼職就業(yè)率，也高于德國和英國的全職就業(yè)率，可能因為生育對貧困的嚴重影響，所以限制了女性兼職就業(yè)者的生育意愿。

2014年各國有子女的女性的就業(yè)狀態(tài)（%）（數(shù)據(jù)來源：OECD家庭數(shù)據(jù)庫）

再如下面展示的兩份圖表所示。從總體上看，除了瑞典之外，其他三國都是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率明顯提高，而生育率都是在經(jīng)歷了迅速下降之后，穩(wěn)定在一個相對較低水平。

瑞典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和總和生育率都穩(wěn)定在一個較高水平；英國和德國的趨勢一致，但是無論從女性就業(yè)還是總和生育率上，英國都要優(yōu)于德國；變動最大的是西班牙，經(jīng)歷了女性就業(yè)率迅速提高和總和生育率迅速下降的過程。

左圖為各國歷年（15-64歲）女性勞動力市場參與率；右圖為各國歷年總和生育率（數(shù)據(jù)來源：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庫

支持女性就業(yè)是提高生育率的最有效途徑

一般認為，女性就業(yè)與生育子女有一定沖突，所以就業(yè)率越高反而生育率越低。但是有學者對OECD國家的數(shù)據(jù)分析顯示，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和總和生育率之間是“反J關系”，即短暫的負相關之后轉變?yōu)檎嚓P，這種轉化是雙薪家庭興起的結果，而非原因。本文四個國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也證明了這一點，四國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排序與總和生育率的排序是一致的。

從上述四國分析中可見，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趨勢是不可逆的，“再家庭化”方向的政策調整并不能有效提高生育率，因此政策平衡的方向必然是“去家庭化”的。進入21世紀以來，歐洲國家的政策方向已經(jīng)或多或少均轉向支持女性就業(yè)，即使保守如德國、家庭傳統(tǒng)強大如西班牙也不例外。

也就是說，生育支持政策有效性的關鍵，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有子女的女性就業(y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平等。

從政策工具的具體細節(jié)來看，盡管用于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公共支出越高，平衡效果就越好（如瑞典和英國的公共支出均超過GDP的3%，其女性就業(yè)率和總和生育率也優(yōu)于德國和西班牙），但是更重要的是支出結構和政策設計的細節(jié)。

從公共支出結構來看，對比瑞典和英國，公共支出占GDP的總額相似，但是結果卻有較大差異。一是在支出結構上，瑞典強調公共服務，而英國強調現(xiàn)金福利和市場服務，前者的服務效率和公平性要高于后者，這在兒童貧困率上有明顯體現(xiàn)；二是在育兒服務的內容上，瑞典不僅有全天候的公共服務，而且還有提供晚間托育服務的機構，課后服務也很充分，所有這些都保證了女性全職工作的時間，與此相比，英國公共服務時間較短，對女性全職工作的支持有限；三是在休假的設計上，瑞典有較長的產假和靈活的育兒假，前者保證了孩子從出生到1歲時可以得到充分的家庭照顧，后者保證偶然必要情況下育兒需求的滿足。

中國在實施了三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之后，“單獨二孩”政策于2013年開始實施，隨后于2015年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然而，在計劃生育政策放開之后，卻沒有出現(xiàn)預計的生育率大幅提高的現(xiàn)象。如下圖所示，在“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全年出生人口分別只有一年的顯著增長，之后則是明顯持續(xù)的下降。從2018年開始，甚至降至低于計生政策改革之前的水平。

我國歷年全年出生人口（單位：萬人）

因此，影響中國生育率的，不是“讓不讓生”的問題，而是“愿不愿生的問題”。低水平生育率已經(jīng)在歐洲國家存在了幾十年，從上述國家的情況來看，影響生育意愿的客觀原因往往是缺乏社會支持。能否平衡工作與家庭，以及如何平衡，是影響女性生育意愿的最重要的客觀原因。

上述四國情況對中國未來設計家庭生育支持政策的啟示是，經(jīng)濟、服務、時間三類政策工具應該綜合且有側重點地使用：經(jīng)濟類政策在于保障兒童的最低生存需求，應有效“兜底”；服務類政策是三類政策的重點，公共資源應向這類政策傾斜，在政策設計上要能夠保證女性的全職工作時間；時間類政策應延長女性的帶薪產假至1歲以上，并保護他們的工作權利，以使得不適合公共機構照顧的嬰幼兒能得到家庭照顧；此外，政策設計要相對靈活，給予女性和家庭更多選擇。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