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歷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人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歷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歷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美國斯基德莫爾學院（Skidmore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皇甫崢崢與三位年輕學者一同討論新著《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與信息秩序》（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本文為第一篇評論。

Jenny Huangfu Day, 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中譯本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清政府在十九世紀的內憂外患之下，不情愿地進入“國際大家庭”。這國際大家庭并不是一個想當然耳的抽象概念，其成員是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基礎的西歐基督教諸國。成員互相派駐公使是進入這一秩序的標志。清政府加入這樣的大家庭，也就意味著承認各國平等往來，并且將要放棄朝貢體系，放棄以中國為天朝上國的世界秩序的想象。這對清政府而言是一個艱難的轉變。這樣的前提下，第一批代表清政府出訪的公使團成員，將如何參與這場轉變？這批走出中國的清朝官員如何看待西方工業(yè)和科技的領先，如何看待西方社會中的道德和秩序，如何理解有別于清廷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如何向朝廷、向同儕，向士人階層如何傳遞他們帶回的信息？

皇甫博士的專著嘗試跟隨1866年至1894年間出訪西歐的六位外交官的步伐，透過他們的寫作來看這段時間清政府的外交實踐和觀念轉變。他們的外交寫作（diplomatic writing，日志、公文、電文等）為當局、同僚和他們作品的讀者提供了理解西方世界的一個框架，而他們的表達方式也被自身的受到的教育、訓練和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所塑造。

正文部分的六章分別介紹了斌椿、志剛、張德彝、郭嵩燾、曾紀澤和薛福成六位外交人員的出訪經歷及外交寫作，各章分別被冠以“旅人”（斌椿）、“大使”（志剛）、“學生”（張德彝）、“學者”（郭嵩燾）、“外交家”（曾紀澤）和“戰(zhàn)略家”（薛福成）的標題，不僅體現他們出訪時的角色，也反映了公使團/使館在職能上的變遷。有別于政治史或制度史相對宏大的敘事，皇甫博士從參與者的角度出發(fā)，盡可能地還原人物當時的處境，提供了一種更加復雜和細膩的文化史視角。

斌椿是清廷第一位出使歐洲的官員，他是漢軍旗出身，通過科舉入仕。1866年斌椿接受總理衙門任命，攜同文館學生隨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回英參觀訪問時，已有62歲高齡?？偫硌瞄T對此次非正式使團明沒有明確的使命要求，但仍命斌椿每日記錄所見之“山河形狀，風俗文化”。斌椿的外交寫作主要包括散文筆記和詩文兩類，前者在使團返回被后提交給總理衙門，并于1868年先后經家刻及坊刻出版，亦即本章的主要材料之一《乘槎筆記》。他在出使期間及歸程創(chuàng)作的大量詩作則被收錄在《海國勝游草》和《天外歸帆草》兩本集子中。由于斌椿是首位出訪歐洲的清朝官員，他的日志受到中外多方關注。如何在不冒犯外國讀者的同時，不打破朝貢體系中天朝上國的秩序？斌椿的筆記在小心翼翼權衡下達至完美的政治正確，他多著墨於英國的風光、建筑、精巧機械而避談當地的政治制度及文化。而在他的詩中，使團到訪的西歐國家則仍然被視為朝貢國。為何如此？作者認為，斌椿在外交活動中對詩這種文體的采用，是一種中國對待朝貢國的外交實踐的延續(xù)。作者用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的“傳播儀式觀（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來分析，凱瑞認為，傳播是信息的傳遞（communication as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也是社會關系和共同信念的維系（communication as maintenance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hared beliefs, 36頁）。通過使用這種在朝貢體系對外交往中常用的文體，斌椿將歐洲君主比作藩屬國主，迂回地維系了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這樣的寫作當然無法滿足總理衙門收集國外戰(zhàn)略信息服務本國的目的。

以斌椿為代表的清朝“外交使團”

第二章的主角是隨蒲安臣使團出使歐美的滿人官員志剛。作者希望通過他的外交寫作來看同僚如何接受志剛帶回的信息。1867年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在任滿之后，接受清政府的聘請，代表中國出訪歐美。該使團是為即將到來的中英《天津條約》修約之期，向各條約國爭取寬容條件的一次游說。相比此前的斌椿使團，蒲安臣使團目的更加明確，使團的外交實踐也有了進一步提高。使團在清政府歐美員工的協(xié)助下能夠進行準確的中英文翻譯，也認識到應當為海外華人社群利益發(fā)聲。

使團此次出使達到了總理衙門的期望，但是并沒有遵從避免參與正式活動的命令，而是進行了大量的參觀和宮廷社交活動。志剛的私人筆記記載了這些活動，這些筆記并未提交給總理衙門，而是在1877年經過滿人武官恒秢之子宜垕編輯整理，坊刻出版為《初使泰西記》。這本筆記揭示出使團更豐富的日程。使團參觀美國各類工廠時，志剛對機械和物理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志剛如何看待西方科技和工業(yè)的進步？作者指出，志剛深受陸王心學的影響，認為復雜的機械裝置應當基于簡單易懂的自然法則，他以人類身體類比蒸汽機的運行機制，將冶煉水銀的方法追溯至古老的中國道教。作者指出志剛通過設立觀念對等物，來將自己的觀察賦予意義，將西學通過類比內化為中學，與王陽明心學的認知論相符。志剛對基督教的看法則受到太平天國戰(zhàn)爭的影響，認為基督教無論對中西都是一種禍害。作者認為筆記中記錄的與英法傳教士的三次辯論，更像是志剛為了表達忠于自己政治職能而進行的文學表演。1890年出版的另一個坊刻版本的《初使泰西紀要》則在1877宜垕編輯的版本之上進行了增刪，尤其是加入了許多歐美宮廷和外交儀式的細節(jié)，及志剛不合時宜的個人感情流露。作者認為這些細節(jié)緊密與原文相聯系，更像是修復了在1877版中被宜垕父子刪去的內容。這些內容揭示了使團遵從外國儀式，并且對中國社會種種不滿進行批評，新版本也保留了宜垕版中未出現的參觀劍橋天文臺的經歷，挑戰(zhàn)著傳統(tǒng)中國認為天文現象是對王朝統(tǒng)治者的警示的觀念。作者指出，朝廷缺乏系統(tǒng)性的機制，來將公使的見聞轉化為外交事務上有益的知識。斌椿和志剛的經歷揭示了為何獲得有關西方的知識如此困難，因為很多情況下中國的“無知”并不是缺乏信息或者固執(zhí)地反對了解外國，而是在高度的政治警覺之下，刻意的漠視（“a manufactured indifference exercised with a heightened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第三章的主角張德彝歷次隨使經歷及其筆記呈現出的不僅是外交寫作文體和功能的轉變，還有公使館職能和人事任用方面的變遷。他15歲入同文館學習，但所受的儒學訓練相當有限（甚至會把“修齊治平”的順序搞錯）。他不僅是1866年斌椿使團（著有《航海述奇》）和1867年蒲安臣使團的成員（著有《歐美環(huán)游記/再述奇》），也是1870年隨崇厚使團赴法國為天津教案道歉的使團成員（著有《隨使法國記/三述奇》），張德彝第四次出使是1876年隨郭嵩燾赴英設立常駐公使館（著有《隨使英俄記/四述奇》），他也是曾紀澤公使館的隨行人員，一生中先后八次隨使。他作為同文館學生期間的外交寫作，關注普通人生活的細節(jié)（游戲、玩具等），因此呈現出一種迥異于斌椿、志剛或其他同僚的世界主義者的胸襟。這種世界主義精神基于一種對超越文化和政治分歧的人類共性的信任。他早期出使期間對普通人細致的觀察和客觀的記錄，令他意識到所謂“西方”，并不是一個單一的文化整體，中國和西方存在著無數流動著的文化邊界。張德彝隨崇厚使團赴法道歉時，恰逢普法戰(zhàn)爭，因此他目睹了戰(zhàn)后巴黎街頭的滿目瘡痍，也成了第一個記錄巴黎公社的中國人，在他的《隨使法國記/三述奇》中，張德彝不顧當時報紙報道及巴黎公社社員自己所采用的語言和意識形態(tài)，而用一種天命觀的框架，將巴黎公社看作反叛王朝的貧苦農民，對之報以同情。

張德彝

1876年常設公使館設立之后，逐漸形成一些將外交實踐和知識制度化的做法，一方面建立起了從同文館學生中吸收基層外交人才的機制。張德彝在此前幾次使團中積累的經驗，令他能夠勝任公使館日常的運作，他的日記也從記錄新穎事物，變成了一種外交信息存檔，記錄所有與公使館運作和外交事務相關的信息。他的出使筆記《四述奇》在1883年經同文館和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成為了清廷外交實踐實用知識的一部分。但是，外交人員任用的制度缺陷在于，公使館并不隸屬于外交部即總理衙門，而是與之并列，因此公使、領事等高階外交官來自朝廷指派，缺乏外交知識和歷練，對待外交活動態(tài)度也非常保守。在保守的儒家官僚眼中，缺乏傳統(tǒng)儒學教育，便缺乏一個可靠的框架，來組織、解釋和表達外交活動搜集到的信息。

晚清中國的第一個常設駐外公使館由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主持建立，郭嵩燾是本書討論的第四位公使。1870年代中期的琉球事件和馬嘉理事件令清政府認識到建立駐外公使館的迫切性，郭嵩燾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成了第一任中國駐外公使。清政府對設立駐外公使缺乏制度性支持，對除了銀錢用度有詳細限制之外，對公使館的職能和制度都沒有具體規(guī)定，公使要自己組織幕僚，成員任用充滿了隨機性和個人傾向。機構日常運行方面，公使館的公文往來暴露了缺乏制度協(xié)調的弊端。倫敦往來北京的函件單程需要花費約兩個月時間，除此之外，由于公使館不隸屬于總理衙門，因此郭嵩燾可以先和英國外交部交涉，再向清廷匯報，而后告知總理衙門，這樣的奏報順序不僅不利于外交，更時常將總理衙門置于尷尬的境地。此外，郭嵩燾缺乏情報安全意識，時常在個人社交中向國外官員透露中國高層政治信息。

郭嵩燾每月上報衙門的第一批日記亦即1877年總理衙門出版的《使西紀程》。在《使西紀程》中，郭嵩燾幾乎完全折服于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他駐外期間長居倫敦，幾乎一面倒地暴露在英國的影響之下，他的日記高度肯定殖民主義的仁德和國際法的公義，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暴力手段（brute instrumentality）。作者指出，郭嵩燾渴求的實際是經歷太平天國兵燹之后的中國缺乏的文明和秩序。在他的眼中，英國似乎更加接近儒家的“道”。郭嵩燾不同于張德彝，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儒家士大夫，在出使英國之前，就已經對清朝的未來感到悲觀，認為只有徹底的社會改革才能挽救中國于衰落，回國之后他潛心在湖南推動改革“風俗人心”的禮儀?！妒刮骷o程》的英國中心視角，引起了朝內激烈的批評攻擊，及荷蘭公使的抗議，書版因此遭到毀禁。而沒有載入該書的日記，則透露了更多他對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國未來的更深刻的思考。他反對獨裁和集權統(tǒng)治，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為大眾提供了表達意見的渠道，但也憂慮因此帶來的社會動蕩。郭嵩燾將三代作為文明和制度的理想型，認為秦滅周之后，中國逐漸變得無道，因此逐漸被有道的西方國家超越，面臨威脅。郭嵩燾的思想框架受黃宗羲、王夫之等晚明學者的影響，作者指出郭對西方文明的折服，并非拋棄儒學傳統(tǒng)，而正是基于這種思想框架下對“道”的隱喻的理解。

第五章的主人公是唯一被作者稱為外交家的曾紀澤。曾紀澤經李鴻章和郭嵩燾推薦而成為外交官，在1878年被任命為駐英法公使。在他任駐外公使的時代，外交工作變得更加專業(yè)高效。一方面，他組織了可靠的公使館幕府，從同文館選任經驗豐富的外交人才，另一方面，從曾的時代開始，總理衙門和公使出于自我審查和信息安全的考慮，不再以公使日記的形式向清廷匯報日常工作和見聞，而代之以電報消息。雖然1870年上海租界就已經通過電報線路與倫敦相連，但是遲至1884年電線將總理衙門和南北洋大臣與各駐外公使館相連。曾紀澤在出使之前就與李鴻章交換密電碼本，并設計了縮略表達的方法以節(jié)約電報費。他也改革了外交公文的呈送流程：先草擬外交文書，再將梗概電傳總理衙門，等收到總理衙門電報回復后，便立刻將文書發(fā)給所駐國外交部，而文件細節(jié)則會以郵件發(fā)回北京。為了應付公使館謄抄大量文書以供公使館傳閱的需要，他在1879年購買了復寫機（Eugenio Zuccato’s Papyrograph），為了節(jié)省花費，他還親自試驗調制所需的耗材。曾紀澤個人高超的外交能力和對技術的運用推動了駐外使館的制度化，極大提高了公使館的工作效率，使得公使館成為一支解決外交危機的重要力量。在中俄談判（1880-1881）和中法戰(zhàn)爭（1884-1885）中，公使館收集到的信息和據此作出的決策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曾紀澤如何調和中國和西方國家在國際秩序上的不同觀念？他寫給國內官員的信盡量沿用傳統(tǒng)觀念并在經典和歷史中循先例，將中國的處境比作戰(zhàn)國時期，自強的終極目的不是加入國際大家庭而是保護王朝的權威。而與英法交流時，他會使用歐洲的觀念來解釋中國為何不愿放棄傳統(tǒng)禮儀和體制。例如他指出公法不外乎“情”“理”，國際法基于刑法，如果兩國刑法有別，則會造成觀念分歧，朝貢體制符合情理，是將國際法囊括在其中。作者認為這種外交實踐類似“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將一種語言中詞句的含義從另一種語言的環(huán)境中創(chuàng)造出來（meanings of from the guest language were “invented within the local environments of the [host language]”），而使兩國的觀念“可通約”（commensurable）。此外，憑借高超的語言能力，曾紀澤也成為清朝的對外發(fā)言人。他離任前發(fā)表在Asiatic Quarterly Review的著名的文章《中國：沉睡與覺醒》，駁斥了當時流行的認為中國行將就木的觀點，曾認為中國只是沉睡在過往的榮耀至上，且已經為沉睡付出代價，他預言中國將會和平地站起來（rise），不會對世界造成威脅。并且表達了改善不平等條約和保護海外華僑的愿景。曾紀澤的文章在海外引發(fā)了廣泛的輿論討論。曾在西方媒體的發(fā)言并不是奉清廷的命令，當時國內官員也很少知道他的文章。作者指出，曾紀澤外交成就的原因，除了卓越的個人能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公使館地理上的距離，和公使館與中央政府缺乏整合帶來的空間。這使他免于國內的監(jiān)視。公使館行政相對獨立，善用迅捷的傳播工具，這也使他們能夠便宜行事。

本書的最后一位主角薛福成和他的幕僚通過出版文集，在報紙、期刊上發(fā)表文章，使1890年代外交活動成為聯系公眾與中央政府與更廣大世界的橋梁。薛福成，曾任江蘇書局的編輯，寧紹臺道臺。薛福成在1890至1894年擔任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但在任滿回國的船上不幸染疾暴斃。他文采斐然，有很高的聲譽。

薛福成在外交實踐上的貢獻之一在于將自己外交寫作從類型和風格上進行重新組織。他模仿顧炎武《日知錄》的風格寫作日記，顛覆了出使日記監(jiān)管和審查的功能，擴大了其政治功能。

薛福成的外交寫作反映了他的經世思想和外交謀略。作者指出，1880年代，自強運動的擁護者認同如果西學源自中國，那么主張向西方學習就不成問題。薛福成用一種考據的風格將西學中源進一步發(fā)揚，并提升了中國傳統(tǒng)中非正統(tǒng)、非儒家學說的地位。例如以戰(zhàn)國時期鄒衍的大九州說來附會五大洲（歐亞非美澳），《墨子》蘊含物理學，《淮南子》和《呂氏春秋》闡發(fā)化學和電學知識，等等。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薛福成將殖民擴張的歷史影響看成一種適者生存的自然結果。較高等的種族與較低等的種族接觸會自然導致較低種族消失，正如中國曾有狄、戎、羌、蠻等族，如今已不知所蹤，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而并無殘忍的滅絕。通過將中國和歐洲列強并置，薛完全放棄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批評。當西學與傳統(tǒng)發(fā)生矛盾，他便重新詮釋文來調和。他將《左傳》中對齊侯的批評“不務德而勤遠略”，詮釋為“不務德，盡管如此仍勤遠略”；他也將君子不言利看作是對孔孟的誤讀，認為如果是為追求公共的利或者令國家強大的利而引進西方的商業(yè)制度，無傷于孔孟之道。出于這些思考，薛福成認為清朝也應效仿歐美，向海外擴張。擴張的辦法就是用軍事力量來武裝領事館使其成為擴張的前哨，因此謀劃向東南亞、澳洲和美洲移民并保護當地華人。他們不僅會帶來豐厚的僑匯，一旦王朝有難，海外華僑也將會成為可以指望的對象。

薛福成的經世思想很早就通過出版業(yè)問世，他在擔任江蘇書局編輯和寧紹臺道臺時就習慣將公牘刊刻出版，他也經常向申報投稿。他的外交寫作在1890年代陸續(xù)出版，通常先由他的家刻書坊傳經樓刻板，再由其他書坊重印，不少文章可以見諸報端。作者指出他的文章啟發(fā)了一批以古代典籍合理化體制改革的儒家士大夫，為甲午之后的改革家提供了理論框架。

這六位主角逐漸展示了在三十年的跨度中，中國的近代外交實踐是如何從無到有，從外交這個窗口接受到的信息又是怎樣通過當事人的思維工具和認知框架，通過社會意識形態(tài)約束和王朝的審查，被形塑為近代思潮的一部分。這本書并沒有具體或宏大的結論，而是展現了細膩、動態(tài)、復雜、具體的歷史過程。本書副標題的一個關鍵詞是外交，這六位外交官的寫作，從經歷者的角度展現了晚清的外交是如何從派出公使到建立公使館，逐漸發(fā)揮出近代外交部門的職責，這種改善并不是線性的，因為從人員任用到機構整合，清朝中央政府對公使館一直缺乏制度支持。偶有成就，和外交官個人的能力和際遇有很大關系。本書副標題另一個關鍵詞是“信息秩序”，一方面指情報傳遞的順序，例如曾紀澤奏報外交事務的流程，另一方面，也代表著認知和傳達信息的思維框架。徐中約在《中國進入世界大家庭》一書中指出，各國平等交往原則挑戰(zhàn)了以中國為天朝上國的朝貢體系，這不僅令異族統(tǒng)治者在漢族臣民面前喪失尊嚴，也動搖了中國的根本政治和社會制度，即儒家“禮”的觀念。因此清朝官員如何向朝廷和同僚描述他們見到的西方文明，不啻于柏拉圖的洞穴之喻。斌椿政治正確的出使日記，除了是一份合格的思想匯報之外，沒有任何信息含量；志剛在見到西方的工廠和機械之時，運用陸王心學的框架，通過設立觀念對等物來將西方事物化為中國事物理解；而張德彝是一個反例，盡管能力卓著，外交經驗豐富，他始終沒有擔任高層外交官職位，似乎他的世界主義傾向，正是缺乏儒家訓練的體現，是對體制的冒犯。郭嵩燾面對中國相對于西方的落后，用儒家之道的觀念來解釋，認為三代以后，中國逐漸無道，而西方成了有道的文明國家。曾紀澤雖然堅定維護儒家禮儀，但是在外交實踐中卻能夠采用跨語際實踐的辦法，將不同文明中的觀念變得可以被雙方接受。最后，薛福成為了合理化向西方學習的做法，而從中國非儒家的先秦經典中尋找西學中源的證據，他的思想框架在甲午之后更加流行，啟發(fā)了康有為托古改制的理論。但是，通過外交渠道將有用的西學知識和外交信息整合進現有存信息秩序中的目標，恐怕并不算。這六位是大時代之中知識分子思想變化一個掠影。讀者可以身臨其境地感受到出使西歐給他們帶來的觀念沖擊和困惑。作者在處理這六位外交官的個案之時，都對人物的背景、所受的訓練以及當時的社會處境有具體的描寫，力圖將他們的寫作放回歷史環(huán)境中，令讀者對其有同情之理解。

此外，作者也對她依賴的材料抱有警惕，通過分析外交寫作的編輯、版本、出版與接受情況，本書也涉及到了閱讀史的領域，不過，或許是由于史料條件不同，并不是所有外交寫作的出版史都得到了詳細交代，這使得讀者有時要將外交寫作當成外交官抽象的思想觀念的完整表達，有時又不免思考它是否是當時出版業(yè)型塑的產物。當然，作者也意識到文本的作者將他們的文本置于不同的地位，“作為和文人社交的文學表演、作為娛樂大眾的暢銷產品、作為私人日記的延續(xù)，作為呈送總理衙門的報告，作為傳播有關國外事物信息的方法”。作者分析六位外交官的外交實踐和思想接受史，橫跨了外交史、思想史、閱讀史等領域，不僅對史料有深入的文本分析，還引入了跨學科理論作為框架，對史料和理論的掌握能力令人欽佩。只有一些小的編輯瑕疵，例如第127頁，表頭斜體和非斜體應當互換；138頁，皇清經世文續(xù)編的拼音應該是Huangqing jingshi wen xubian；241頁，“海國勝游草”誤作“海國勝游草”；當然這些都是無傷大雅的小問題。

柯文在《歷史三調》中指出，歷史學家與神話制造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的復雜性、細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話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觀點看待歷史，找出一些個別的特性或模式，當做歷史的本質?；矢Σ┦康倪@本專著，恰當地呈現了柯文所說的這種歷史的復雜性、細微性和模糊性，值得對近代外交和思想史感興趣的讀者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