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理學家、復旦大學首席教授鄒逸麟（1935-2020）

帶著他的一臉和氣、一身清雅，鄒逸麟先生離開我們走了。父輩們在為他起名時也許未曾料想到，這個名字日后真的會應驗。他不聲不響、卻執(zhí)意地繞開父母期許他有所作為的工商業(yè)生涯，變身為史學界的一匹麒麟。

他總是溫和的，對人對己抱持著一顆平常心。出于這種溫和，他最善于把良師的角色演繹為學生與后輩的益友。近距離接觸過他的人都會欽佩他的學問和成就，可是你大概不會產生“高山仰止”的感覺。這不是由于他故意“深藏不露”，只因為他的為人底色就是那樣平易近人。甚至在答復一位學生輩同事針對他的盛氣凌人、極其過分的學術批評時，他仍然是謙和而彬彬有禮的。

不過他并不因而隨波逐流。因為他的溫和里蘊含著一種低調、然而不依不饒的堅韌。

正是出于這種寓之于溫和形式的堅韌，鄒先生才做得到堅挺咬定青山的精神，攀上歷史地理學領域內一座座學術巔峰。關于黃河下游的歷代河道變化，前人雖已做過不少史料梳理工作，惟其僅僅局限于用文字考訂河流的大略走向，無法據(jù)以上圖。對金宋至明前期這個河道變遷最復雜、最混亂的時段，更缺乏較完整的前人研究成果可以參考。因此必須重新檢閱浩若煙海的原始資料，制作歷朝歷代黃河流經地點的詳細年表，找尋出一千多年中多達一千五百余次的黃河決口、溢出和改道的時間與地點。我們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歷代圖幅里所看見的處于反復變動之中的黃河河道，就是通過像這樣千辛萬苦的工作才繪制出來的。從黃河的歷史變遷，他又想到這一變化背后的動力學機制，想到人類活動與其生存環(huán)境之間密不可分的互動關系。他從自然中看見了人類，看出人類自以為可以“征服”自然的無知與狂妄。自然與人文，在鄒先生的思考里是互相融貫的。

這種溫和的堅韌遠不止體現(xiàn)在他對學術的無止境追求之中。從一九九三年起，鄒先生連續(xù)十五年擔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從一個“連中國的民主黨派有哪些都不曉得的人”，“變得開始關注、思考學術之外的世界”。他在爭取對政府決策和國家治理盡到補闕拾遺的一份心意同時，還是恪守著“沒有適當?shù)谋磉_機會可以不講，但也不能講違心話”的做人底線。所以他“暗自慶幸自己身居副主委，不必那么辛苦地去遵循會議程式講套話”。如果人們除開套話和假話，已很難找到有意義的真話可以講述，那么這個社會的元氣和創(chuàng)造力必定被摧殘得差不多了。鄒先生說，從政協(xié)委員退下來，“真是有如釋重負的解脫感”。

我曾在發(fā)表于《南方周末》的一篇閱讀木心的札記里寫道：

他向我們示范一種從中國傳統(tǒng)中幾近失落的風骨。不張狂，但也不“犬儒”；堅持獨立和自由的思想，卻不用脆弱的額頭去叩碰陰冷的鐵壁。他在詩里寫道：“不知原諒什么 / 誠覺世事盡可原諒?！痹诒叭鯚o力的靈魂里，他一貫葆有著剝奪不走的、真正高貴的自信。

鄒先生其實就是木心的一種更加溫和的版本。這種舊式士大夫的風骨，與沁潤于中國傳統(tǒng)之中的那種攀援富貴、以屈求伸的丑陋習性，是根本不同的兩碼事。

鄒先生身上的儒雅風度，部分地可能來自他出身其中的受儒家文化薰習的工商家庭。但我以為，它更主要地還是淵源于直到上世紀中葉依然殘存并影響著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舊日傳統(tǒng)。歷代讀書人并不全都出于詩禮傳家的書香門第。但是這樣出身的讀書人，會像酵母那般在一代讀書人中間將優(yōu)雅傳播開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把書香門第送入墳墓，在埋葬無數(shù)紈绔子弟的同時，也摧毀了傳播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精致優(yōu)美的那些成分的重要媒介。所以今天我們只可以景仰鄒先生的風貌，卻再也學不會他的那一套了。鄒先生在談及長期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時說：“一旦失去了就是永遠?！卑阉子迷谶@里，也完全合適。

或許是因為同出“禹貢”學門的關系，他的為人行事，與我的業(yè)師韓儒林先生早先的門徒們十分相像。他們都勤奮筆耕直到八十歲上下，而不是像時下不少人那樣“年輕時賣命，年老了賣名”。他們之間可以無話不談，又保持著“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離。我和鄒先生來往并不多，但一交流就可以談得很深，從學術到時事。在大多數(shù)場合，他都把我當成平輩交心。只有一次，他拿出了那么一點長輩架式，對我教訓有加。他在口述史里說過這件事，但我還要補充一個動人的細節(jié)。

一九九〇年代前期，我想換換環(huán)境，從南京大學調回上海。趁鄒先生在南京的機會，我向他面陳這個打算。他十分熱情地回答說，我們有這個想法已很久，只是不好意思挖南大的墻角。既然你自己這樣要求，那就好辦了。他返回上海后不久就給我來信，要我談一談自己在一九八九年的有關情況。我寫了一份較詳實的說明寄去。很快又收到他的回信。他在信里說，根據(jù)你說的情況，你目前是不可能調入復旦的。接著他用很長的一段話，諄諄囑咐我暫時還必須安心呆在南京大學，說那是一個可以做大學問的地方。他要我沉下心鉆進書本里去，千萬不要東想西想（記得這是原話），胡亂尋一個做不成學問的地方一走了之，以至悔恨終身。這是在我們交往中的唯一一次，他完全以長輩對一個“小子”的口氣和我講話。情切于衷，發(fā)而為凄悒之聲。其中的關愛，是我一輩子也難以忘記的！

從他的口述史里，我還第一次了解到，他如何與朱維錚先生一起，在復旦學術委員會的會議上為我晉升正教授而力爭的往事。兩位前輩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都沒有對我說起過它。助人而毫無示惠于人之念想。這種長者風范，仁者心懷，真值得我們珍視和傳承。

個人秉性中的有些成分，由特定時代和環(huán)境所賦予。那是別一個世代的人們難以學得到手的。不過前人可以而且也應該成為后輩的楷模。如果我們承認人類之所以不同于任何一個其它“物種”，就因為它擁有若干帶普世性的共同價值的話，那么典范就是推動這些價值在世代更替的歷程中永續(xù)生長和發(fā)育的重要力量。我絕不是要在追思鄒先生的時候說一些遠離主題、不著邊際的大話、空話。在這個到處洋溢著對權力與財富的激烈爭奪的社會里，我們最缺少的，不就是鄒先生那種溫和淡定，那種孕育在溫和里的低調的堅韌，那種面對良知不說謊話的誠實，以及在待人接物中充滿人性的同情與關愛？這些價值是高質量學術作品得以產生的必備前提，同時也正是高質量學術研究力圖形塑的精神世界。從鄒先生那里接過他的那些精神遺產，我想我們是可以做得到、也理應如此去做的。

（本文系姚大力先生在鄒逸麟先生追思會上的發(fā)言稿，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fā)。文字經發(fā)言者審訂。）